聪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极大多数是积极进取的。道德标准把他们划分为两类
：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
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
数时期中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
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
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中国的传统观念，是鼓励人“学而优则仕”，学孔
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但对隐士也有极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清高。隐士对社会并无
积极贡献，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中国人在道德
上对人要求很宽，只消不是损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论语》记载了许多隐者，晨门、
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等，
孔子对他们都很尊敬，虽然，并不同意他们的作风。
孔子对隐者分为三类：像伯夷、叔齐那样，不放弃自己意志，不牺牲自己尊严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连那样，意志和尊严有所牺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样，则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坏事，不参与政治
（“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
孔子对他们评价都很好，显然认为隐者也有积极的一面。
参与政治活动，意志和尊严不得不有所舍弃，那是无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
三次罢官，人家劝他出国。柳下惠坚持正义，回答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论语》）。
关键是在“事人”。为了大众利益而从政，非事人不可；坚持原则而为公众服务，不
以功名富贵为念，虽然不得不听从上级命令，但也可以说是“隐士”——至于一般意义的
隐士，基本要求是求个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
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
现象。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
的价值。不顾一切的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
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这些人，在我设想时主要
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虑道人、定闲师太、莫大
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别的
国家中也都有。“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时就写在书中了。任我行因
掌握大权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现象。这些都不是书成后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
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
（企图建立霸权者）。
大概由于当时南越政局动荡，一般人对政治斗争特别感到兴趣。令狐冲是天生的“隐
士”，对权力没有兴趣。盈盈也是“隐士”，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
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
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令狐冲当情意紧缠在岳灵珊身上之时，
是不得自由的。只有到了青纱帐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处大车之中，对岳灵珊的痴情终
于消失了，他才得到心灵上的解脱。本书结束时，盈盈伸手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
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锁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
，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
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脱一切欲望而得以
大彻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
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不论诗词、散文、戏曲、绘画，追求个性解放向来是最突出的
主题。时代越动乱，人民生活越痛苦，这主题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
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
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
斗争不容许。对于郭靖那样舍身赴难，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侠，在道德上当有更大的肯定。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
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
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
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因为想写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所以本书没
有历史背景，这表示，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