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通，大丈夫建功立业，未必要在疆场。”
“我一生之愿，是马革裹尸，岂愿死于儿女子之手？！”郭逵摇头泣道，“星星白发，生于鬓垂；星星白发，生于鬓垂！”
石越默然将盏中之酒一饮而尽。何畏之端起酒壶又给石越斟满，又缓缓给郭逵与自己满了，放下酒壶，双手捧杯，直身道：“石帅……”
石越见他神态，已知其意，端起酒盏来，苦笑道：“莲舫之意，我已理会得。”
“还请石帅成全！郭公若得为帅，下官敢立军令状，一年之内，替朝廷荡平所有叛夷！”何畏之睥睨道，“恕我直言，下官未知大宋还有何人，胜得过郭公。”
石越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郭逵未必不是一个极好的人选。但是王厚自军制改革开始，便倾心归附于他，纵然其父王韶对军制改革一直极为冷淡，但王厚却是始终热心地支持。其后直至伐夏，石越暗中支持、提拔王厚，而王厚对石越亦十分尊敬、服从。他与慕容谦其实都是西军青壮派将领中亲附石越派的代表人物。加意提拔重用西军中的青壮派将领，乃是石越既定的策略。郭逵虽然也是坚定地支持军制改革，但他却毕竟只能算是石越的盟友。更何况，石越已经与吕惠卿达成了妥协。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再替郭逵说好话。
“仲通乃国朝名将，若能以仲通经略西南，朝廷可高枕无忧。”石越委婉说道，“然圣意既定，只恐某亦无力回天。”他叹了口气，转向郭逵，道：“天意从来高难问。依我看，只怕是圣上已有方略了。再者，若仲通出外将兵，兵部之事，又当属何人？”
郭逵本来对石越还抱着一丝侥幸的期望，这时候听见石越婉拒，眼神顿时落寂下来，默然又喝了一口酒，涩声道：“子明不必为难，一切皆是命中注定，不可强求。”
“仲通不必灰心，天下事并未抵定。西南夷，只是小仗而已。”石越言不由衷地劝慰道。
郭逵听到此言，嘿嘿干笑了两声，自嘲道：“只怕我等不到朝廷北伐之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亦是朝廷之福。若用一个六十有三的老将为帅，岂不让人笑话我大宋无人？”
石越听他发着牢骚，劝亦不是，不劝亦不是，只得低着头默默地喝着酒。
＊
为了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相位，吕惠卿在局势不利、政敌虎视之下，不仅没有投子认负，反而爆发出了更大的能量。会见石越的第二日，吕惠卿借着在崇政殿讲经的机会，在讲完一篇《礼记》后，便向赵顼说起了平定西南夷叛乱的事，他激烈地批评了枢府的效率低下，向皇帝陈叙了先天晚上石越向他说过的方略，并且推荐王厚与慕容谦二人为益州路经略使、副使。为了让自己的举荐更有力，吕惠卿特意说明了这是他与石越商议的结果——换而言之，便如石越所料的，吕惠卿故意将自己拉下了水。吕惠卿的举荐无疑在无意中迎合了皇帝想要重用、培养年轻将领的心意。王厚与慕容谦的战功与履历，都足以让皇帝信任。而吕惠卿提出来的平定叛乱的方案，赵顼将李宪先前的建议加进去后，也并无冲突。皇帝也希望能够尽快地平定西南夷的叛乱，解决这个让他心烦意乱、不得安宁的麻烦——尤其是他觉察到这个麻烦，很可能会影响他朝中脆弱的平衡，引发新一轮的党争之时。
又过了一天后，皇帝分别召见了石越与李宪。石越承认了吕惠卿曾经征询过他的意见，并且再次极力举荐王厚与慕容谦。而李宪也肯定了王厚与慕容谦的能力。从私心来说，李宪与王厚在西北的合作还算不错，但是，熙河、秦凤的宋军，都是王韶留下来的最嫡系的部队，李宪虽然曾经是王韶的监军、副将，节制这些部队并不成问题，然而王厚的迅速升迁，借着乃父的威名，却不可避免地让熙河、秦凤方面的西军将领隐隐分成李、王两派，既便是李宪并没有刻意要在军中培植自己势力的意图，这也绝非是李宪愿意看到的局面。本来李宪还担心以王厚为经略使会带走自己部下的精锐部队，但是他委婉从皇帝口中探出吕惠卿与石越的策略是从各军中抽调部队组建新军时，便放下心来，在皇帝面前大力夸赞着王厚的才华。
皇帝素来信任李宪，征询过李宪的意见后，赵顼便几乎已经拿定了主意。但无论是从惯例还是谨慎的考虑，他都必须再询问枢府的意见。
然而，出乎赵顼的意料之外，枢密使文彦博对此做出了激烈地反应。
尽管宋朝的祖宗之制规定两府对掌文武大柄，在某段时间内，也出现了重大军事决策完全不通过政事堂这种令宋朝的宰相们感到尴尬的窘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仅枢密院的长官们开始大量使用文臣，政事堂的宰相们对于军事决策的发言权也在逐渐加强。但即便如此，在事先达成了默契——益州巡边观风使与经略使由两府分别决定的情况下，身为尚书左仆射的吕惠卿全然不征询枢府的意见，径直向皇帝推荐自己的人选，却不能不被文彦博视为一种挑衅行为。在他看来，这与当年王安石另设机构，悍然剥夺枢府对武官的人事权，几乎是同一性质。名义上两府对掌文武之柄，实质上却是政事堂越来越凌驾于枢府之上，并且其姿态越来越肆无忌惮。而皇帝的态度更让文彦博觉得无法容忍——皇帝不慎重征询枢府的意见，仅将枢府与枢密会议视为例行公事，却只是信任一二亲信大臣的意见……文彦博对于皇帝重新征召王安石，本来就非常不满，只是因为恪守事先的默契而一直隐忍不语。此时，吕惠卿的挑衅、皇帝的轻视，还有对石越种种不满，各种情绪累积，便借着这件事情，全部发泄了出来。
王厚与慕容谦是不是经略使的适当人选，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文彦博借口二人年纪太轻，朝廷从未寄托过方面之任，断然否决了二人的任命。他上表推荐宿将林广为经略使，并且言辞激烈地批评皇帝“亲小人，远君子”，又列举王安石种种行为，大翻熙宁初年以来的老账，预言此人一出，天下不安。西南夷之乱还只是疥癣之祸，而王安石复出，则是腹心之患。
皇帝一直担心朝野党争再起，却没有料到，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还没有消息，益州路的局势还没有完全弄清，熙宁初年的激烈党争，似乎又露出了苗头。
所以，赵顼对于文彦博的行为，内心十分不满。但文彦博是他尚需倚重的枢密使，又是三朝元老，北方士大夫的领袖之一，如此身份，让赵顼不得不优容三分。然而，这种优容并不能平息他心里的恼怒，他隐隐觉得文彦博太过于倚老卖老，而且完全不顾全大局。对于皇帝而言，王安石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段君臣相知之义，不仅仅是明君贤臣的千古佳话；王安石还是他统治的前半期的标志。当年他以一腔锐气，锐意图治，整个朝野中，真正能支持他改变国家命运的名臣，便只有王安石。大宋能有今日之局面，王安石功不可没。而且，从政治现实来说，王安石亦是大宋朝廷中坚决支持变法的一派官员的旗帜，赵顼内心深处，对于新党的贡献，是非常认可的。文彦博对王安石或明或暗的批评，让赵顼觉得非常的不舒服。而他断然否决王厚与慕容谦，赵顼也并不能接受——王厚未曾寄方面之任，林广又何曾寄过方面之任？几年以来，林广一直在河朔军中为将，而赵顼征询过所有文武臣工的意见，却都认为平叛必须以西军为主力。身为枢密使的文彦博，反要让一个河朔军的大将来当经略使，渭南兵变殷鉴未远，他不是老糊涂了么？
不过，内心的不满归不满，文彦博毕竟还是举足轻重的元老重臣。赵顼并没有如对其他臣子那样训斥，甚至也没有留中，反而派使者去安慰文彦博，表示他会重视“文公”的意见，会再慎重考虑经略使的人选。
＊
崇政殿。
郭逵对突然被皇帝留下来单独接见，颇觉有几分意外。他忐忑不安地低着头，暗暗猜测着皇帝的心意。难道益州经略使的事，又有了转机？一念及此，郭逵心里又生出一丝希望来。两府之间的争执，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大争吵的局面，但他也已经有所风闻。文彦博坚决地拒绝吕惠卿的人选，而吕惠卿则不断地催促皇帝早下决心，毫不掩饰地指责文彦博以党争为上，国事为下，欺君误国。两人的亲友、门生、党羽，也早有互相攻讦，不过所有奏折被皇帝全部留中，又下旨将他们狠狠斥责了一顿，双方这才收敛了几分。不过，皇帝能够控制住局面，也是因为司马光以下，两府的宰执们，无论倾向哪一方，对于文彦博与吕惠卿的这场争执，都还有所保留的缘故。有传闻说，司马光并不反对王安石复出，甚至于认为文彦博对王安石的批评“太过”；而孙固私下里亦不反对王厚与慕容谦的任命。而支持吕惠卿的新党方面，许多人对于吕惠卿的政治前途还有点看不清，都不敢贸然行事。在这样的情况下，郭逵的确也还有“渔翁得利”的可能，如果皇帝想要息事宁人的话，他也许会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仲通。”赵顼亲切地叫着郭逵的表字，“你虽然只是兵部侍郎，但朕心里知道，你这个兵部侍郎，其实与兵部尚书无异。”耳里听到皇帝亲口说出这番话来，郭逵心里一阵激动，无论如何，这都是皇帝对自己的一种认可。“但朝廷有朝廷的制度，没有兵部侍郎直接接任兵部尚书的道理……”
皇帝说的也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兵部在六部中仅次于吏部，位居右司三部之首，一个兵部侍郎，怎么样也没有道理直接跳到兵部尚书。虽说“爵以赏功，职以任能”，新官制继承与发扬着宋朝官制原有的优点，主要是以勋章——包括勋刀与勋剑、功臣、勋阶、爵位四大制度来奖励功劳；以散官来叙资历；以官职来任贤与能。但另一方面，新官制也更加强调资历对官职的制约，以防止“幸进”，制约皇帝与权臣随意地任用亲信，扰乱帝国官僚体系的秩序。所以，在吴充死后，尽管信任郭逵的能力，但即便是没有吕惠卿从中作梗，皇帝的确也不能随随便便让郭逵做兵部尚书。从这个角度来说，皇帝没有任命新的兵部尚书来制肘他，已经是对郭逵的极大信任。
“但朕要兵制改革，还要依赖卿的能力，所以，朕那时候也不能升你的官。但伐夏之后，朝廷议功，朕还记得，你的侯爵，是朕亲自点的名。”赵顼顺着自己的思路继续说道，“要是在熙宁新官制之前，朕知道，这侯爵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是个虚名。但新官制后，朝廷重名爵，除了那几个元老大臣，朕特旨保留原有爵位外，吕惠卿贵为宰相，石越立下这么大功劳，都不过是个开国郡公。政事堂的执政中，有好几个都不过是侯爵而已。朕知道你的心思，你不过是想在自己的爵位之前，和石越、薛奕一样，加上‘武功’二字而已。但朕以为，其志虽可嘉，然朕也不能许你——统率三军者，不能随意冲锋陷阵。卿的才华，要用在庙堂之上。”伐夏以后，宋廷对原有的十二等爵位体制也进行了改革——公爵以下，宗室袭封则不加“开国”、“武功”；大臣授爵，加“开国”二字；以军功封爵，则加“开国武功”四字。有没有“武功”二字，在待遇上并无任何区别，但却象征一种荣耀。
“陛下！”皇帝这么着赞赏有加，推心置腹，郭逵明知道这些话说出来，他最后一丝率军出征的希望便告破灭，却依旧是感激涕零，说话都有些哽咽了。这几天来对皇帝的怨气，也在这一瞬间，一扫而空。“陛下，臣虽万死，不能报陛下厚恩！”
但赵顼凝视着郭逵，语气却忽然严厉起来，“然朕颇听到一些传言！”他顿了一顿，正感恩戴德的郭逵一个激灵，竟吓出了一身冷汗来，却听皇帝厉声质问道：“你对石越不肯替你说话，反与吕惠卿一道举荐王厚、慕容谦，颇有怨言？”
“臣不敢！”郭逵慌忙回道，鼻子上都沁出汗来。
“你不敢？”赵顼哼了一声，“你觉得石越在帮吕惠卿——石越素来与你交厚，这番却不肯成全你，反去帮吕惠卿，你牢骚多着吧？”
“臣死罪！臣死罪！”郭逵连连叩头，不停地谢罪。
“朕不让你去西南带兵，你有点怨言，亦是人之常情，朕也不来怪你——你到底是忠君为国！”赵顼冷冷地望着郭逵，道：“不过，你身为朝廷大臣，有些话，要有分寸。酒楼里你也敢乱议军国大事？这种事情，若传扬出去，岂不令要沦为诸夷笑柄？你的薪俸，不够你在家里喝酒么？”
“臣万死！臣万死！”
“朕不要你万死。你怎么想吕惠卿，怎么想石越，朕也不来管你。不过，你是朕的兵部侍郎，你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你若有什么不满，可以到朝廷上说，可以和朕说，但不能去酒楼说！难不成，是朝中有人阻塞言路了么？是朕不肯纳谏了么？”
赵顼的质问越来越严厉，郭逵叩头如捣蒜一般，早已羞愧欲死。所幸皇帝还给他留着面子，这崇政殿中，空荡荡的只有君臣二人。
“朕这便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造膝直陈。究竟王厚、慕容谦，做不做得益州经略？朕要听你的真话！”说罢，赵顼又注视着郭逵，重重地重复了一遍：“你听仔细了，朕要听你的真话！”
“臣死罪，臣遵旨！”郭逵好一会，才回过神来，回道：“臣自知罪在不恕……”
“谁说你罪在不恕了？”赵顼打断了他的话，道：“你要罪在不恕，今日朕便不和你说这些。你只管说，朕要你说真话，王厚、慕容谦，你以为究竟如何？”
皇帝的态度，让郭逵感到一阵迷糊。他一时也摸不准皇帝的心意，稳了稳神，方道：“是。回陛下，臣不敢欺君，臣以为，以王厚、慕容谦经略益州，不过是小材大用。”
“哦？”赵顼若有所思的望着郭逵。
郭逵连忙又说道：“臣虽行为不检，有失大臣体。然这等军国大事，绝不敢因私废公。伐夏之役不论，这数年间，李宪半在京师，王厚主持兰州军务，其西拒夏国，南和青唐，内抚西蕃，观其所为，绝非一勇之夫。朝廷在平夏移民屯田，总不免与当地羌人有些冲突，这几年间，惟独慕容谦的辖区蕃汉相安无事，这等能耐，亦非等闲将领可比。陛下对臣恩信有加，臣却不知检点，臣惭愧无言，实不敢再自辩，无论朝廷如何处分，臣不敢有半句怨言。然臣之所以口出怨言，亦是因为王厚、慕容谦之荐，臣也说不出什么不是来。否则，臣又何必有牢骚，若是所荐非人，臣只管上表反对便是……”
赵顼看着郭逵，默默点了点头。半晌，忽然说道：“你用不着上谢罪的折子，以后自己知道检点便好。明日你交卸了兵部的差遣，旨意已经下了，孙固任兵部尚书，兵部侍郎也另有任命。你去枢府，除同知枢密院事。”
“陛下？！”郭逵吃惊地望着皇帝，讶异得说不出话来。皇帝刚才那严厉的责问，他都已经做了出外做知州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不仅没有加罪责罚，反而升了他的官——虽然不是兵部尚书，但谁都知道孙固的年纪，在兵部呆不了几年，他这个“同知枢密院事”，未必不只是一种过渡。郭逵一时之间，竟怎么样也想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只觉得皇帝对自己的恩德宠信，实在无以复加，虽粉身碎骨，亦不能报答。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韩维没带过兵，枢府的事，卿要多费点心，只要是忠心为国的，便不要顾忌，好好替朕做好这差遣。”
郭逵忙不迭地叩头谢恩，他暗暗咀嚼皇帝的话，更是不着头脑。韩维要熟悉枢府的事务，的确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枢府有文彦博在，哪里又用得着他“多费点心”？
＊
唐康这是头一次进御史台。但仅此一次，便足以让他终身难忘。
大宋御史台在新官制之前，是兼管司法的。御史台狱曾经让多少公卿闻风而丧胆，新官制后，石越等人苦心设计，剥夺了御史台的司法权，只保留了司法监督权。但是，古往今来，人类的任何一个文明，其政治与制度，习惯的力量都是无比强大的。制定所谓“完美的制度”是容易的，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普遍尊重制度传统的时代，制度亦常常会被种种因素有意无意地破坏。虽然许多人幻想能依靠完美无暇的制度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一个悖论——他们在建立他们完美的制度之时，必然会破坏掉旧有的制度。一群破坏固有制度的人，却妄想自己设立的制度可以永远不被破坏，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在童话中都显得有些荒谬。幻想有一套能自己完美运行，具备超强纠错能力的制度体系，与期待一个完美无暇的统治者永远统治着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这永远都只能是普通民众的一种懒惰与依赖。抱着这种想法的人，他们并不明白，好的制度与好的婚姻一样，都必须要持续不断的去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去维护，稍有懈怠，便可能前功尽弃。
然而，不幸的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并不多。
任何权力机构，都有扩展自己权力的本能。更何况石越煞费苦心剥夺的，是御史台保有一百年的司法权。权力机构的自我扩张欲望，还有那看不见摸不着，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的历史惯性，让本来应当是秩序维护者的御史台，有意无意地想恢复着自己的权力。许多御史称得上是正直无私，但他们却常常习惯性的会想用到曾经拥有的司法权，而不仅仅满足于司法监督权。皇帝、甚至是朝中的大臣们也一样，他们会习惯性地想起“御史台狱”。于是，尽管皇帝已经极力克制，但是“诏狱”仍然时不时的会复苏。
习惯的力量不时地冲击着新的制度。御史台狱始终存在是一个证据，这次唐康、田烈武案的审理则是一个最新的证据。唐康一回京，就被关进御史台狱；皇帝想当然地让御史台、枢府、卫尉寺共同审理此案，而真正拥有司法权的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却都被遗忘了。甚至连制度的主要设计者石越，都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不妥。这可以视为朝野依旧默认着御史台对官员的司法权，也可以视为御史台在不知不觉中，又收复了被剥夺的司法权中的一部分。
不过，在御史台狱中的唐康，暂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被带进御史台的第一天，就不由得从心里发出与周勃同样的感叹：“如今方知狱吏之贵！
他还记得他回到汴京的当天，便有两个自称是台院“承差人”的小吏拿着牓文在城门口等着，二人让他验过文书，便有一人从怀中取出一份椟书，对他说：“台院奉圣旨推勘公事一项，要戎州知州唐康一名，前来照鉴。”知会完毕，二人便客客气气领着他前往御史台。到御史台时，天已经渐黑，二人到了门前，便招呼守门的阍吏，唐康只见二人将牓文又给阍吏看了，说了声：“我等已勾人至。”便将唐康交给阍吏离开。此时御史台的大门已然半掩，门前用栅栏拦住。唐康只得攀着栅栏翻进御史台中，这般过了两道门，有承差吏告诉他向东往台院而行。此时天已昏黑，御史台中阴沉沉的，显得格外的阴森。一路之上，四处不断传来隐隐约约的哀号苦叫之声。进了一小门楼，引人注目的便是门楼数盏灯，没有置于楣梁之间，反而置于廊间。就着昏暗的灯光沿走廊而行，一路经过的房间内，不是穿着紫袍，便是穿着绿袍，都是朝廷命官，其形容憔悴，让人不忍多看。唐康方暗暗奇怪没有人来接引自己，便听到庭下有人唱了声诺，到了这个地步，饶是他再有傲气，也不得不连忙还礼。却是一个承行吏，这承行吏引着他盘绕曲折而行，不知道绕了多少路，方到一个土库旁，止有一个小洞门，高不过五宋尺，那承行吏要取掉幞头，弯着腰方能进去。唐康虽心中不忿，却也只得依样进去。进去之后，才知道里面便是牢房了。牢房中床被俱全，还有一个狱卒“恐其岑寂，奉命陪伴”——连在这等狭小的空间内，其一举一动，都有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
从此，唐康便算是在这御史台狱中“安家”了。唐康算是彻底明白了“井底之蛙”的含义，每日里，他除了能听到旁边监狱中犯官们的痛苦呻吟之声，便只能抬头看看四方的天空。至于他的案情，他原以为会有御史押他过堂审问，不料关进御史台狱后，竟连一个御史也没见过。凡要问案，便有一个狱卒拿着一张纸来问他，他回答之后，狱卒便记下了回去禀报。到了后来，竟是连问都没有人问起了，倒仿佛他被人遗忘了一般。只有在金兰奉旨来看他之时，他方才出过一次牢房，感觉到一丝人间的气息。然而其间两个狱卒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纵有再多的话，也只能憋在心里。
在这种完全与外界隔绝，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每日里只能听到痛苦哀号的地方，连唐康这种意志坚强的人，也不免会时时泛起绝望的感觉。命运全不由自己掌握，生死仿佛撰在他人手中，唐康有好几次，都不禁会想自己究竟还能不能生出这御史台？每一次，都是对于石越的信任，将唐康从崩溃的边缘给拉回来。
人长时期被关在这种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是很难还保持着清醒与理智的。许多犯事的官员，就是这样被生生逼得精神崩溃的。在御史台狱的每一天，唐康都只想着一件事——快点定案，哪怕是被发配到凌牙门也好！
但是，他却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的案情清楚，并无疑问，甚至都没有必要过堂。案件的关键，只是如何定罪。而这中间，既有对法令的理解不同导致的争议——他入狱之初，狱卒拿着纸片前来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尔处死数千叛军，依得祖宗是何条法？！”唐康当时坦然回答说：“祖宗即无此条制。”从此之后，便无人再问他任何问题；而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夹杂着复杂的政治斗争与利益交换。
所以，在神智清明的时候，唐康亦只能默默替田烈武与李浑祁祷，希望他们不要因为自己把性命给搭上——他已经从狱吏口中打听到，奉旨主审的官员是侍御史马默——仅仅是马默此人，便足以让唐康陷入希望与绝望并存的混乱之中了。唐康对马默可是一点也不陌生，这位以“刚严疾恶”著称的熙宁名臣，是石越的“父亲”石介的得意门生，当年石介在徂徕授徒讲学，家境贫穷的马默从单州步行到徂徕，拜入石介门下，成为石介最得意的弟子，他学成之日，石介率领数百弟子亲自送到山下，并且预言：“马君他日必为名臣。”马默后来果然成为名臣，他到一地为官，当地行为不检的官吏甚至会望风而逃。但尽管马默与石越有如此深的渊源，唐康亦不敢寄望他会循私。在马默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某岛流放的犯人，朝廷限额三百人，因为人数太多，该岛的砦主便将多余的犯人丢到海中淹死，两年内竟杀了七百人，此事被得罪执政而遭贬官为当地知州的马默知道，马默召来那砦主责骂，并预备深究此案，那砦主竟然吓得自缢而死。
唐康自认自己的行为，不太可能赢得马默的赞赏。
＊
“奴才叩见官家。”郭逵告退后，赵顼方回到睿思殿小憩，便见石得一低眉顺目地走了近来。赵顼“嗯”了一声。石得一叉手侍立一旁，细声禀道：“官家，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已经定谳了。”
“唔？”赵顼只是斜着眼看了石得一一眼，没有多问。
石得一连忙继续禀道：“这桩案子案情原极简单，三司会审，只不过是将犯官过堂按问确认而已。几名犯官与人证，口供一致，既无争议，亦无疑点。难以定案，实是主审的大人们对怎样定罪，各执己见……”他停了一下，偷眼看皇帝脸色没什么变化，方继续说道：“最后定谳，主犯唐康，虽有平叛之功，然擅发禁军、擅杀叛卒，当降职编管；主犯田烈武，未受令而擅发禁军，以违军令，绞。主犯李浑，擅发禁军，附唐康擅杀叛卒，身为军法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斩。从犯高遵惠，劾贬官……”
他一面说着，皇帝的眉头不知不觉便皱了起来。宋朝制度，皇帝拥有最高司法权，对于案件的审判若有疑点，或以为定罪不当，皇帝有权发回重审，若有争议，竟可干脆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按新官制，一般的案件，即使是大理寺、开封府定谳后，刑部可以复核，御史台可以置疑要求重审；军事案件，卫尉寺定谳后，枢府也可以复核。但唐康、田烈武的案子，却已经属于“诏狱”。两府与台谏虽然也可以讨论定罪得当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它直接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
赵顼原以为这件案子在论刑的时候一定会争议，到时候他就可以顺势交两制以上大臣与台谏杂议，然后以朝论公义的名义，给三人脱罪。他万万料不到，三司会审，竟然会最终达成统一的意见，直接定谳论罪了，而且罪名还定得这么重。这下子他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石得一是极为察言观色的，看见皇帝神色，连忙又解释道：“本来，以祖宗条制，唐康、田烈武诸人虽擅发禁军，然毕竟是事急从权，说起来竟是有功无过的。但马处厚引了太祖朝的一则故事……”
“什么故事？”赵顼听说竟然是马默主张重判，心里更是哭笑不得。他以马默主审，原也是想着马默与石越的那点渊源，不料这马默竟然全不认账。
“忠正军节度使王审琦与太祖皇帝有旧，为殿前都指挥使。禁中大火，审琦不待召领兵入救，台谏官劾之，太祖皇帝对王审琦言：‘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谏有言，不可不行。’竟罢归寿州本镇。祖宗家法如此。”
赵顼听到马默竟然抬出太祖皇帝来，不由得做声不得。
却听石得一又说道：“唐康、田烈武率兵平叛，确是忠臣。然其又擅杀叛卒，军法：贼军弃杖来降而辄杀者斩。虽渭南叛卒，是不是军法所谓‘贼军’，诸位大人颇有争议。然马处厚以为：纵其不是军法所谓‘贼军’，以祖宗故事——凡岁饥时，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论法应弃市，然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真宗皇帝下诏褒之。祖宗以人命至重，若非情理深害者，悉皆免死，此为祖宗立法之深意。渭南叛卒可比此例，其虽有罪，一则有司未定其罪；二则即使论罪，法虽论死，其实止当刺配。纵使擅杀刺配囚徒，其罪非浅，况唐康、李浑所为。惟念唐康素有功绩，且其擅发禁军平叛，所为者社稷；擅杀叛卒，亦属事出有因，故从轻议处，乞发落某州编管。田烈武虽未涉擅杀之事，然其罪亦非止擅发兵而已，其奉军令赴益州平叛，非寻常驻军可比。田烈武军令在身，而中道擅违节度，论法当斩。惟其所为皆出公心，且未酿大祸，平叛渭南，于社稷亦不得谓无功，以法则处绞罚。然恩自上出，亦乞陛下宽宥之。惟李浑之罪最重，且身为军法官，更当罪加一等。其罪在不赦，定斩刑。只高遵惠之罪轻……”
石得一转述马默定刑的理由，竟让赵顼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也知道，宋朝的制度，如果法官论刑不当，是要受到惩罚的。马默主审这么大的案子，又是在朝野中极具争议，若是没有充足的理由，他怎么敢轻易定谳？
“依奴才看，此案朝廷必定还会有争论的……”石得一揣测皇帝的心意，小心翼翼地说道，“朝野的议论，还是以为唐康、田烈武有功无罪的居多。不过，三司会审的定罪，亦有其道理，朝廷大力整肃军纪，若以为事后有功便可以抵罪，会大开侥幸之门。”
“朕以为还是重了些。”赵顼沉吟了一会，终于摇了摇头，道：“马默自己也说，叛卒多半也只是刺配之罪。这些人无父无君，犯上作乱，朝廷还要会上天有好生之德，留其一条生路。田、李之辈，忠君为国，反要论死，朕要让天下人怎么想？”
“陛下英明。”
“朕以为定罪不当，明日马默的折子递进来后，便下两府、台谏、翰林学士、知制诰杂议。”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