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而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便是……”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不由感觉到一阵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道。从原则上来说，政事堂虽然不会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力过问一切重大案件，只是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本来就不怎么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加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任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他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喝了一声“贱奴尔敢”之后，便几乎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国朝制度，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而极端的情况下，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而这几乎是致命的惩罚，因为依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以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怎么样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象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不过，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是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立刻又回道：“他若是清清白白，当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话音刚落，范纯仁尚未及说话，吕惠卿便接过话来，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孙某以为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兴大狱以谋宠信，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道：“下官备位台谏，管你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
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怔了一会，也慌忙告退，追随而去。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去？”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不由极是痛快，这时却不得不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然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还是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心里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心里更不耐烦，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
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
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
他满腹心事地回到家中，也不更衣，便将自己关进书房中，范府的家人也都习以为常，并不敢打扰。只由得他在书房中反复研读陈世儒案的卷宗，尤其是那些奏折后面的朱批。
皇帝的语气是不加掩饰的愤怒。“禽兽行”、“负朕”、“名教罪人”——这样语气激烈、让人触目惊心的词，举目可见。但范纯仁从这些批复中反复揣度，皇帝的一腔怒火，大多都是针对苏颂的。也许，皇帝的确是在猜忌苏颂循私枉法。除此以外，皇帝恼怒吕公著也溢于词表——虽然即使从舒亶所说的案情来看，吕家真正大力周旋，为陈世儒、李氏求情的，其实还是李氏的生母吕氏，到现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吕公著一定知情。但吕家屡屡陷入丑闻当中，无疑会让皇帝感到不快——吕公著因为族人在湖广的弊案，刚刚被贬到大名府没多久！
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皇帝并无一语及于司马光。甚至也没有谴责苏颂、吕公著结党营私的意思——范纯仁原来最怕的，就是担心皇帝想到“结党”上面去。旧党旧党，虽然朝野都习惯于叫“旧党”、“新党”甚至是“石党”，但是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亦或是所谓的“石党”，都是不肯承认的。而皇帝虽然知道这些叫法，但也只是当成一种政见的划分来看待，倘若真的以为皇帝就能认可朋党公然存在于朝廷之上，那未免就太天真了。
皇帝才懒得分辨什么“君子之党”、“小人之党”！
石越这么小心翼翼，又有大功于国家——这是朝野无论谁都承认的，但一个捕风捉影的“石党”，便令他被闲置这许多年。苏辙也因为是传说中的“石党”，被皇帝睁只眼闭只眼地赶出了汴京……
而旧党一向是以君子自居的。
君子无党。
如果“君子们”被皇帝认定为结党，那“君子”也就成了“伪君子”，后果真的不堪想象。
所幸的是，暂时还看不出皇帝有这样的想法。
但他也不敢高兴，谁能料到吕惠卿与舒亶不会往这个方向办实这桩案子？
然而……
坐在书房里，范纯仁越想越是烦乱，仿佛看见了无数的头绪，伸手就能抓住，却又找不到一个真正可靠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信手抓起一支毛笔，沾了沾墨，在一张白纸上随手画写着——才写了十几个字，范纯仁便蓦然停笔，怔怔地望着那张白纸上面的字——只见自己刚才随手所写的，竟都是“益州”二字！
“益州？”范纯仁喃喃道，不由站起身来，却不小心将一份报纸带落到地上。他正欲俯身去捡，却见那份《汴京新闻》上赫然印着：“昨日桑充国坚辞白水潭学院山长、《汴京新闻》社长……”
范纯仁小心地拾起那份报纸，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自言自语地说道：“桑充国……”便到书房外传来脚步声，过了一会，便听一个家人在门外禀道：“禀参政，石子明学士府上管家侍剑送来一封请帖。”
“唔？”范纯仁快步走到门口，却见那家人弯着腰，双手捧着一封请帖高高递上。他顺手接过来看时，却见上面写着：
“欲九月二日午间具家饭，款契阔，敢幸不外，他迟面尽。右谨具呈。八月某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编修敕令所石越札子。”
“侍剑呢？”范纯仁一面收起请帖，一面问道。
“未得允可，不敢令他进来，让他在外面候着。”
“也罢。”范纯仁将请帖收入袖中，脸上的愁云已散过一半，笑道：“那我也不见他了，你去告诉他，我届时必定赴约。”
“是。”
＊
几个时辰之后。
御史台。
“押班是说石越给范纯仁送了一封请帖？”舒亶阴着脸望着石得一，轻轻地磨着牙，“可知石越是哪天设宴么？”
“这却查不到。”石得一摇头道：“石越这回似只请了范纯仁一人。”
“范纯仁回府后，也没去见司马光？”
“司马府上，一直闭门谢客，有几个上门的宾客，都被赶回去了。”石得一一面说，一面啐道：“这个司马十二，恁地不识人情。”
“押班却是想错了。”舒亶嘿嘿笑道：“他哪是不识人情，实是洞悉人情。”
石得一斜着眼看了一眼舒亶，尖着嗓子道：“舒大人，眼下不管司马十二识不识人情，他家衙内的案子不坐实，将来却要撕掳不清。石越不是好惹的，休看他不做宰相，在官家面前一句话，王正中就发配了。官家便是病着，每个月亦要见他几面。如今不知怎的，倒将这尊菩萨也招惹来了……”
“押班与下官都是奉旨办案，管得了他是哪尊菩萨？”舒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但石得一心里却是有鬼，吕惠卿要借这案子诛除异见，舒亶要借这案子扬名立威，顺便讨好吕惠卿，各有己的盘算；他石得一与吕惠卿、舒亶又不是生死之交，犯得着平白无辜为了这案子惹上司马光？他却是得了雍王的暗示，要他对舒亶睁一只闭一只眼，借刀杀人，将司马光等一干重臣赶出朝廷。他自然不知道赵颢的如意算盘——在皇帝病危之前，将朝中党争推向白热化，司马光等人如果被赶出朝廷，那么不仅将来他争夺大位时少了许多强大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吕惠卿如此得罪天下士大夫，皇帝崩驾后，若不拥立新君，图谋“策立之功”，只怕将要死无葬身之所，那时他收买吕惠卿就容易了。待即位之后，再贬吕惠卿、舒亶，诛石得一，召回司马光等人，那么自然“天下归心”，他的皇位就很容易巩固了。不过，石得一此时却还在做着赵颢登基后，自己成为入内都都知，封节度使的美梦呢。
他心里头带着这么一件败露就要抄家灭门的大事，难免便没那么理直气壮。虽然他的确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顶多只是将误导一下舒亶，让他对皇帝的心意揣测得没那么准确，但却始终是很不踏实的。他是个宦官，也曾日夜侍候着皇帝，对皇帝的了解，也比普通的外朝官员要多——石得一比谁都清楚石越在皇帝心中的份量。而他一席话就让皇帝贬窜王正中，更是令所有的宦官都为之侧目。更何况，虽然抓不到把柄，但宫中每个内侍都知道石越与一般的大臣不同，他在宫里面也是有势力的——李向安、王贤妃，都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清河、柔嘉，又是皇太后跟前最亲近的人。
所以，对于石越，石得一实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惧怕感。以往，他的靠山是皇帝，他自然不怕任何人，便如这回舒亶一样——他也以为他最大的靠山是皇帝，但石得一心里却很清楚，他这回的靠山，却并不是熙宁天子赵顼！
他也不相信石越在这时节请范纯仁吃饭，只是叙叙家常闲话。他一定是要多管闲事了……
“绝不能让石越抓到把柄。”石得一在心里想着，一面脸上却堆出了笑容，又将身子向舒亶挪了挪，放低声音，道：“舒大人，你我如今已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我也不闹那些虚文，打开天窗说亮话罢——我们虽然都是奉旨办案，公正无私，但自古以来，你要公义，便难免会得罪权贵。苏颂、吕公著父子、司马康下狱，你我便回不了头了。这桩案子若不能办成铁案，让人无可挑剔，我一个内侍，没甚好顾惜，但舒大人的锦绣前程，只怕就此毁了。大人莫要小瞧了石子明，你说说，这当世有哪一个大臣，是官家每个月都要见的？官家连贬他都舍不得让他出了京城，大人且说说，开国以来，有哪家大臣有这等体面？”说到这里，他语气微顿，又抱拳尖声道：“司马参政的衙内，若是舒大人拿不到证据，我看不如便此放了。否则，还请大人体谅，咱家也只好如实禀报皇上……”
他这话倒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话里还隐隐带着威胁之意，舒亶自然听得出来。他没料到石得一怕石越，便如老鼠见了猫一般。心里又是鄙夷，又是恼怒，却也发作不得。石得一毕竟也是权阉，而且是皇帝派来的，而且，舒亶心里也明白，便如石得一所说，他的确没有回头路可走。苏颂不必说，这回不论案子办到哪一步，他最起码都会被赶出汴京；但最要紧的，却是扳倒司马光、吕公著，最好连范纯仁、孙固等人也搭进来，那才是惊天动地的大案子。
但要将所有涉案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将他们的后台全部扳倒，若没有面前这个阉竖的支持，却是不可想象的。在皇帝面前搬弄是非，还不是全凭他一张嘴？
“押班放心。”舒亶连忙安抚着石得一，手指轻轻敲着案上的《汴京新闻》，笑道：“我自有办法。”
“来人！”
“大人？”一个承差小吏连忙跑了进来侍候。
“你去给苏大人、司马公子、两位吕大人等犯官戴上枷锁，换间房。枷锁要重，房子要小，要暗，按规矩，亦不能亏待了，仍安排一个狱卒侍候饮食起居。”舒亶毫不理会目瞪口呆的承差吏与石得一，继续吩咐道：“自今日起，凡此案的犯官，皆不得离开牢房一步，吃喝拉撒，并在一房。该吃的、该喝的，依然照例份送去，但要全部倒在一个盆里，用带土的棍子搅了……”
“这……”
承差吏微一迟疑，舒亶的脸便已沉了下来，厉声喝道：“你听清了么？”
“是。”
“还不速去照办？！”
“是。”
望着那承差吏几乎是战战兢兢的应命出去，石得一也忍不住小声问道：“舒大人，这些人非同小可，用刑不得……”
“我用刑了么？”舒亶冷笑道。
“这……”
“押班可去查御史台的法例条文，我都是按规矩行事。”舒亶嘿嘿笑道，“押班尽可放心，这些人开口气节闭口气节，苏武留胡十几年，那种苦都吃得。他们受这点苦，便好意思自称被‘屈打成招’了？若传扬出去，只是他们自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况且皇上也会不因此而怪罪我等——难道这御史台是给他们享福来的么？嘿嘿！我倒想知道，司马康这公子哥儿，能撑得了几天！”
石得一心里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离开御史台之时，不知怎的，心里头却依然放心不下，骑上那匹黑骡后，终于又叫过心腹的随从，低声吩咐道：“加派人手，盯紧石府。”
＊
但石府却再也看不出什么异常来。
一连几天，石越或者根本不出家门，见的客人也无非张三李四，无足轻重；或者就是携家眷游玩寺观庙宇，繁华形胜。只有八月三十日这一天，石越受邀前往白水潭学院格物院，与刚刚辞去山长未久的桑充国一道，替这一年毕业的格物院学生主持毕业典礼。而下午，石、桑二人在白水潭观看了一场精彩、激烈的马球比赛——在这场比赛中，这两年之间在汴京拥有最多支持者的“兵车社”，惨败给来访的洛阳“余庆社”，极受欢迎的马球手薛七郎不慎跌下马来，左腿粉碎性骨折，从此退出汴京的马球比赛——此事也成为次日最轰动的新闻之一，但却不是皇城司所关心的事务。
甚至九月二日石越宴请范纯仁，也仅仅只是虚惊一场。这看起来只是一场平常的宴会，汴京的官员士大夫们之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宴会，石越请的人不多，而席间众人也闭口不谈时局，宴会的主题是回忆当年石越与范纯仁二人在陕西共事的经历。
也许，石越只是想隔岸观火。虽然心里还是狐疑，但石越既然没有任何行动，石得一也渐渐放下心来，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顺利。
先是司马光与给事中吕希哲依照惯例上表谢罪请辞，闭门待罪。皇帝虽然很快批复“不许”，但是皇帝也已经骑虎难下。舒亶每日供给众人的，都是猪食一样的东西，这些人哪怕是苏颂，都养尊处优惯了，哪里吃得下这个？苏颂与司马康还在硬抗，吕希绩与吕希纯却已经熬不住了，二人自以为不是什么大罪，顶多不过贬流而已，舒亶问他们，他们就答什么，一切供状，连看都不看，便画押具状。于是，司马康虽然自己咬牙死不认罪，但有了吕氏兄弟的供词，他却也没那么容易离开御史台了。
根据吕氏兄弟的供词，又有一大批与旧党有牵连的官员相继入狱，其中更包括故兵相吴充之子吴安持，以及前御史中丞蔡确之子蔡渭。这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吴充虽然死了，但是吴充有一个女婿，却是文彦博的儿子文及甫；而蔡渭，更是吏部尚书冯京的女婿。这是很利落的两着棋，一面先发制人，扼住文彦博与冯京的要害，防止他们突然发难；一面逼迫冯京辞职，方便吕惠卿独掌相权。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而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真是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谁道德低下，谁又人品败坏，但如今，你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叫“伪君子”，这才叫“报应不爽”呢。众人只管着慷慨陈辞，痛打落水之狗。
而旧党官员，这时候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便到尚书省见冯京、孙固，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总而言之，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然想激流勇退，但是皇帝这些日病情反复不断，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个，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候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但这时候后悔，却已先机尽失，处处受制，未免晚了。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里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只能是无可奈何。
而原本被视为旧党新的领袖的范纯仁，自从见过石越以后，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而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已经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竭力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呦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车驾，往御街行去。
车内，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诛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
然而，这个应对之策却有一最大的缺点——吕惠卿、舒亶等人虽然为官并不清正，仓促间要收集有力的证据，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但范翔并没有提到这个“缺点”，也许，在石越与范翔看来，这根本不是问题。所谓的“抹黑”，只要似是而非的证据就行。看起来“直接”、“有力”就可以了。
这的确是“君子”所想不出来的方法。
却也是“君子”不应当使用的方法。
但是，这一定会是有效的方法。
范纯仁在心里想着，如果是司马光，他会怎么样？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不用说，司马光一定不会同意。虽然是奸人，也只能“罪有应得”，若是“罪非应得”，司马光甚至会不计代价，替对方辩护——范纯仁是如此的肯定，因为，这种“不智”的行为，范纯仁自己也会做。
如果混淆了君子与小人的分野，那么他们这些君子，守护的又是什么？
所谓的“君子”，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石越的这个办法，无论范翔说得多么委婉，多么冠冕堂皇，其实质就是党争、罗织罪名。
君子可以欺心么？ <div align=center><!--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