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建文元年十一月，大将军李景隆攻北平(今北京)不克，退屯郑村坝。初四日，燕王朱棣自大宁(今内蒙古宁城)返回孤山(今北京通县东40里)，获悉建文帝军队列阵于白河(即北运河)西，遂乘河水结冰，挥师而西，击败李景隆军前哨都督陈晖所部万余人。初五日，与李景隆军战于郑村坝。朱棣见其兵动，遂以奇兵左右夹击，连破7营。燕将张玉等列阵而进，抵达城下，城中留守部队出城参战，内外夹攻，大败建文帝军；李景隆南逃德州。次日，燕师续攻，破其4垒。诸军闻李景隆已逃，乃弃兵粮，日夜南逃。此战，燕师共毙伤建文帝军队数万人，获马2万余匹。
在大将军李景隆与燕王朱棣作战于郑村坝的这场战役中，燕王表现的十分英勇，而李景隆的军事才能比较有限，指挥得非常草包，导致南军惨败，李景隆狼狈的逃回了靖难之战的大本营德州。李景隆逃回德州以后，马上向朱允炆巧言令色，推诿责任，“什么朱棣太狡猾呀，什么瞿能等人不够骁勇善战呀，什么再给自己一些机会一定能反败为胜呀”，李景隆男生女相，长得非常秀气，因此他的心思还是非常温柔细腻的。李景隆的奏折条理非常清晰，内容充满了文采，感情十分地诚挚感人，朱允炆看在他的奶奶是自己的姑婆，并且自己从小就和他玩的比较好的份上，没有追究李景隆的责任，仍让他挂帅抵抗燕王朱棣的进攻。而与此同时，燕王朱棣趁着自己打败了李景隆的时节，也向朱允炆上了一个奏折，要求他罢免齐泰、黄子澄。朱允炆为了掩人耳目，只好罢了齐泰，黄子澄的官，但还是悄悄地把他们藏在京城作为自己的技术顾问。朱允炆组建自己的内阁智囊团的时候，起用了三员大将，分别是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儒。朱棣为什么这么憎恨齐泰、黄子澄呢？答案就是，正是受到这两个人的挑唆，朱允炆才实行削藩，害得朱允炆和朱棣叔侄相残，朱棣因此对这两个人怀恨不已，靖难宣言里面也把他们作为主要消灭目标。朱允炆此时罢免齐泰、黄子澄，有向朱棣示弱的意思，也表明了他希望朱棣能善罢干休的愿望，可见朱允炆的心思还是十分单纯的。
言归正传，当朱棣在郑村坝看到李景隆无耻地溃逃以后，并没有因为自己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而感到沾沾自喜，或者得意忘形。在朱棣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一个最凶残的敌人，就是明建元帝朱允炆。朱棣心中始终牢记着一个道理，“靖难之役实际上就是一场豪赌，结果必然是成王败寇”。如果自己战败，最终定然是倾家荡产，而如果朱允炆战败，最终也将是有死无生，所以现在战局十分复杂，还没有到面带微笑的时候。事实上，朱棣不仅没有面带微笑，他的表情反而还十分严肃，他和他的部下正在酝酿一个十分毒辣的计划——借刀杀人。
北方的天气是十分寒冷的，在没有空调暖气小太阳的情况下，猛烈的刮来一股凛冽的寒风，会让人明白什么叫寒风侵骨，什么叫忘穿秋裤。常年驻扎在北平的朱棣自然对这一气侯特点十分熟悉，而常年居住在温室的李景隆对这一气侯特点还不是很了解。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性，朱棣果断地作出了一番雄才大略，只见他对部下张玉、朱能等说道：“李景隆军刚才打了一场败仗，士气受挫，朱允炆收到战报后必然十分生气，李景隆难辞其咎，必定想要将功赎罪。我们现在如果佯攻大同，给李景隆一根救命稻香，他必会疯狂地扑杀过来，希望借机挽回一些面子，挽回一些士气。所以说此时李景隆的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他急需一场胜仗来挽回威信，自然不会按兵不动，那么我们正好可以借北方的苦寒来杀一杀南军的锐气。况且大同苦寒，南军脆弱，李景隆军不战疲矣，战斗力必然会极大地削弱。”
在朱棣的带领下，腊月二十七日，燕王军招降河北广昌，正月初三，攻克蔚州(今河北蔚县)，二月二十，攻打到大同境内。
正月初三，朱允炆听说蔚州沦陷，下诏让天下来朝官不必前来恭贺新春了，因为毕竟李景隆作为前线作战的军委负责人，护国不利，丢盔弃甲，屡战屡败，丧权辱国，让朱允炆蒙羞，让朝廷有失体面，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李景隆的愚蠢行为让整个南京皇宫都笼罩在作战失败，政权动荡的阴影之中，让朱允炆和他的三宫六院，家奴外戚，内阁小团队，文臣武将都在忐忑不安中提心吊胆，整个建文二年的春节就在李景隆的又一次战败，并且割让了蔚州的耻辱行为中拉开序慕，害得朱允炆和他的高管理人员多次开会商讨应对措施，真真的是连一个年都没过好。然而他们商讨来商讨去，也没有得出什么定论，有人建议掩人耳目，朱允炆其实算是一个实诚人，觉得没有必要去矫揉造作，粉饰太平，因此也就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的免除了文武百官的朝贺仪式，毕竟现在国家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困难时期，而无能的李景隆又在这个时候传来一个败绩，让人很难有心情去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
建文二年的春节，是公元1400年，旧历龙年，一个本该生龙活虎的季节，却由于朱棣的靖难之战，蒙上了一层灰暗的味道。朱允炆虽然对目前的战况不容乐观，但再危险的情报也掩盖不了他的一颗勤奋好学的心，正月初四，朱允炆对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孔子表示了崇高的尊敬和由衷的祭奠。
朱允炆如此地尊敬孔子，表面上看有他营造一副宅心仁厚的正面形象的苦心孤诣的因素在里面，其实更深层次地来说，也反应了他对自己获得执政权的反哺与感恩。朱允炆作为皇长孙登基的执政基础来源于儒家的谪长子制，为了使自己的执政地位更加牢固，朱允炆必须不断强化儒家的威信和正统地位，而事实上，在历史的先河中，以长孙继承皇位的先例可以说是少之又少，这无形中削弱了朱允炆作为当朝统治者的气场，让人觉得他的这次升官晋爵有些来路不正。为了换取正统的身份，朱允炆大肆炒作儒家学说，同时他大肆启用儒教官员比如齐泰、黄子澄等应该也是这个道理。然而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尽信书倒不如无书，比如朱棣就不相信儒家。根据儒家提倡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言论对公民伦理纲常的限定，朱棣恶意挑起靖难之役属于有不臣之心，这与儒家的行为规范是相违背的，在儒家司法体系里面这种行为是禁止出现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建文元年六月，当朱允炆给朱棣下逮捕令的时候，朱棣早就应该拔剑而起畏罪自尽了，然而不知道是朱允炆太单纯，还是朱棣太狡猾，对于朱允炆的照本宣科，朱棣并没有按儒家的经典套路出牌，而是选择了揭竿而起，发动了规模巨大的靖难之战，由此可见，朱棣其实并不太相信儒学。那么朱棣难道就没有信仰吗？其实他也是有信仰的，他比较相信实力，因此他一直在暗地里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拥有实力的人才有话语权，因此这才是他敢于拥兵自重的基础，比较起儒家强调的正统血缘关系，朱棣所秉承的这种想法显然更加的惊世骇俗，更加的拜金主义，当然作为朱炆文看来，朱棣的这种想法也更加的反动，更加的无情，更加的六亲不认。
二月二十，燕兵进攻到大同的时候，李景隆感到非常害怕。自德州赴援，燕兵还北平。保定知府雒佥叛降燕。南军死伤上万人，这就是建文二年的大同之战。
话说当年真定之战，副帅李坚、宁忠被俘，耿炳文为朱棣大败之后，建文帝派李景隆接替其统帅之位，任命平安、瞿能为先锋。
平安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养子，朱棣的干兄弟，骁勇善战，力举数百斤。平安的父亲平定是北平都指挥使，平安在平定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练就了一身的本领，并且平安早年随朱棣镇守北平，与其出生入死，深谙朱棣的用兵之道。当朱棣从北平出兵攻打大同的时候，平安屡次提醒李景隆提防朱棣耍诈，李景隆为人比较善妒，认为平安此时出言劝阻居心叵测，是在趁机抢夺自己的兵权，对平安的建议不予采纳，并用一句“你是大将军，还是我是大将军？”怼了回去，面对李景隆的刚愎自用，平安也是没有办法，只得由着他带领成千上万苦命将士的身家性命胡作非为。
而大将瞿能则对此时出兵伐燕比较赞成，因而受到李景隆的重用。瞿能的父亲瞿通是四川都指挥指，瞿通阵亡后瞿能袭官，成为新一任都指挥使，与当地的布政使，按察使关系容洽，将四川地区治理的井井有条，可见瞿能的公关能力还是比较厉害的，然而提到瞿能，最厉害的还是他审时度势的能力。洪武末年，朱元璋大杀功臣，受到蓝玉谋反案的牵连，瞿能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因为瞿能跟蓝玉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然而瞿能审时度势，当即投靠蜀王朱穗，请他为自己自己说情，然后瞿能居然在那场株连案中幸存了下来，也算是一个奇迹。作为洪武遗珠，经历了洪武末年屠杀将领的大风大浪，瞿能的这点政治觉悟还是有的，他知道现在毕竟还是李景隆掌印，不能当面忤逆他的建议，但是背后可以，所以瞿能打算搞阳奉阴违，先稳住李景隆的错误路线，表示奉承，然后再趁机拔乱反正，曲线救军。
瞿能建议李景隆进军紫荆关(河北保定)，这样进可攻退可守，有利于将大同的燕军和北平的燕军切断，使其首尾不能相接。李景隆好大喜功，对瞿能的建议深表赞同，认为他为自己指明了一条建功立业，洗刷前耻的正确道路，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荣华富贵，一定不能忘记了瞿能的大恩大德，可是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朱棣的燕军兵临大同以后，佯装掩杀了一阵以后，马上撤退，回了居庸关(北京延庆)，因为朱棣料到，自己远道伐代，南军必然会派兵来截其归路，所以等李景隆风尘仆仆地赶到保定的时候，朱棣早就速战速决地逃回了北平，而李景隆则是连燕军的一根头发都没看到，只得无功而返，班师回德州军营。
毕竟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南方的士兵可经不起这样的瞎折腾，冻死饿死无数，等回到营中清点人数，死伤竟愈万人。李景隆不思悔改，尽然厚颜无耻地向朱允炆邀功，说朱棣是被自己赶回的北平。朱允炆为了表扬李景隆的忠烈，遣中官赍玺书黄钺弓矢赐之，让他专心打仗，再接再厉。可能是老天也看不下去李景隆这样的欺上瞒下，中官刚渡江的时候，风雨就把船只吹坏，赏赐之物尽失，只好回去重新制作了以后再赐到德州。
在李景隆矫饰的太平下，朱允炆终于嗅到了一些春天的味道。
三月初一，朱允炆又把都察院的名字改成了御史府。毕竟从汉朝开始，言官所属的机构一直叫御史府，朱允炆为了宣扬汉学，冒昧的将都察院改为御史府恐怕有些不妥，因为他可能还不知道，御史府就是洪武十五年改成都察院的，朱允炆此举明显有改朝换代、违抗祖制的味道。后来朱棣又把御史府改名为都察院，一个都察院，牵扯了多少的恩怨纠缠？
都察院，明清时期官署名，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依十三道，分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专事官吏的考察、举劾。明代都察院不仅可以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为最高监察机关。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及浙江、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广、广西、广东，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共110人。
明代以六部尚书﹑左都御史为七卿。其中，六部分别为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户部；而左都御史则为都察院长官。另外，六部副长官为六部侍郎，都察院副长官为右都御史。
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相当于现代的公检法，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大理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掌刑狱案件审理，长官名为大理寺卿(正三品)，古代位于九卿之列。
九卿指三公和六部，而三公指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分管民政，军事和督察。
明朝的民政制度为内阁制。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因噎废食，彻底废除了丞相制，但丞相的工作又无法替代，因此明朝后期组建内阁，丞相相当于内阁首辅。
明朝的军事制度为卫所制。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中，一卫为5600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设有卫百户、卫千户、卫指挥佥事、卫指挥副使、卫指挥使等官职。各卫所都隶属于大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都督府中设左、右都督各一名（正一品），都督佥事一名（正二品）。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
大都督府是明朝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创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起初为大都督府，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以“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为由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分别管制京师及各地卫所（5600人为一卫），自此之后成为定制直到明亡。明朝的军事权力一分为五，因此也不存在军事上的最高长官太尉，但明朝在作战的时候会任命大将军、大元帅，相当于临时的太尉之职，因此也可以认为太尉之职不常设，故明朝的吏制只谈七卿而不谈九卿。
朱允炆把都察院改为御史府的时候，明显有独树一帜，改弦更张的味道，可他的翅膀还不够硬，皇位坐的还不够稳，为了笼络人心，他决定同时改革江、浙一带的田赋。朱允炆下诏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
三月初三，日有食之。朱允炆赐胡广等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建文二年（1400年），胡广与同乡王敬止在金陵参与殿试。试官议定，本由王敬止夺魁，因敬止其貌不扬，被建文帝黜为第二名榜眼，而神采飞扬的胡广则被提名为状元。可见朱允炆不仅心地善良，还是外貌协会的，而朱棣在用人方面，则推行任人唯诚，量才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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