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众瞩目的殿试终于开始，说起来，这大庆殿的考试不像在贡院那样，每个人之间的间隔都十分分明，更不象省试那样监察、巡视面面俱到。这里只有密密麻麻的一些小书桌，每张书桌旁边就是一面小杌坐。你若是觉得无聊，伸臂过去就可以够到旁边人的考生。从这一点看来，殿试的考试条件和李唐前世的高考也差不了多少。
但是，敢于在殿试的考场上作弊的，似乎还真没有听说过。因为大庆殿的前面一张帷幕的背后，坐着的那样不时发出咳嗽之声的人，就是当今的天子。而这一位，就是本场考试的主考官。
或许你作弊不会被抓到，或许你有很高超的作弊手段，到了这里，你都会情不自禁地选择老老实实考试。原因无他，在天子的龙眼注视之下作弊，确实没有哪个考生有这样的胆色。况且，想一想这大殿之内，平日里都是一些什么人在走动，在谈论，这些学子心目中不由被震慑出，哪里还敢生出作弊之心！
其实，这种气度森严的考场对于考试本身的公平性来说，是有好处的，但从选拔人才的角度来说，却是有害无益的。原因很简单，很多优秀的考生并没有见过太多世面，很难不被这种气氛压抑得大失水准。然后，从古到今，就上演了很多大才之士屡屡落榜的故事。而且，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不断涌现。只要考试存在一天，这种现象就会存在一天。
不过，这就是科举！
偌大的一个大庆殿，除了不时传来的咳嗽声，真的可以说是鸦雀无声，若是你站在外面听声音，你很难想像竟然有这么多人同时坐在里面。
这次的殿试题是天子亲自出的，据说为了保密，也是到了临考之前才亲笔题写的，这也在渠道上杜绝了所有的作弊可能。题目是一道策论，一道诗赋。
那策论题，是“论青苗法”。
这可真是一个敏感而又令人头疼的问题。所谓青苗法，就是当初神宗皇帝变法的时候推出的一项重要的措施，说白了就是春耕的时候，农家需要用钱买秧苗、农具、牛羊之类的，花钱较多，有些人家因为钱不够，就种不了那么多田地。“青苗法”就规定，地方官府可以先拨出一些款项借贷给农民，等秋收之后，农民再归还。当然，这借钱也不是没有代价的，要给付一定的利钱，只不过比民间的高利贷要低了不少。
这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项措施，但却是引起争议最大的。因为在这项举措实施的过程中却变了味，走了样，惹得很多地方对此怨声载道，这也成为了新法最终失败的根源之一。
因为当初主政的王安石信用的大臣中，奸邪之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支持他的变法本来就只是处于政治上投机的目的而已，对于新法本身的施行根本毫不关心。有的则更加恶劣，把新法当作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还美其名曰“支持新法”，在赚取银钱的同时还要赚取政治前途。
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蔡京，他一开始是两边不靠的，待得变法派占据了上风，他立即下令治下施行新法，很得王安石的赞赏，甚至还被王安石点名表扬。但是，后来王安石罢相，司马光继任，尽废新法，蔡京立即摇身一变，成了废法先锋，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境内所有的新法措施全数被废除，又被司马光狠狠地表扬了一番。
事实上，当时朝内朝外，蔡京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青苗法”施行之初，观望拖沓的有之，拒不执行的也有之。但这些都还算好的，真正恶劣的是不少“积极施行”的。由于“青苗法”的施行情况和地方官的政绩是挂钩的，有些官员就实行摊派制，你家必须借多少，他家必须借多少，惹得不少不缺钱的人家也不得不借钱。而有些官员则擅自提高利钱，然后再摊派下去。
这样一来，“青苗法”怨声载道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小老百姓可不不知道也不愿去追究是不是地方官员贪渎造成这种现象的，他们只知道“青苗法”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非但没有利民，反而妨民，都把矛头指向了朝廷和“拗相公”王安石。终王安石的一生，在大宋的名声都非常不好，很大程度上就和这“青苗法”有关。
司马光继任首相之后，“青苗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废除，这固然与司马光废除新政的决心有关，事实上和“青苗法”本身在民间很不受待见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今皇帝赵煦继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主政，所用的大臣都是范纯仁、苏轼兄弟等一系列守旧派大臣，“青苗法”自然是没有出头之日。太皇太后薎了以后，赵煦亲政，立即就驱逐了几乎所有的守旧大臣，而且把他们打为“党人”，对他们实行了强力的镇压。而在朝政上，他也在章惇的帮助下，恢复了很大一部分的新法，但是这“青苗法”由于种种阻碍，却一直难以恢复。
难道官家有意恢复“青苗法”吗？
这个问题让考生们十分为难。因为如果皇帝是要恢复“青苗法”，你却批判了“青苗法”，那对不起，不论你说得如何文采飞扬，有理有据，你这次考试肯定名落孙山；相反的，皇帝若是要批判“青苗法”，你却大说特说“青苗法”的好处，那也是一样的。
好在李唐只是略一犹豫，就选择了以自己能想到的最美妙的词汇来赞美“青苗法”。对于他来说，这个选择并不很困难，因为他知道赵煦这个人是以继承他老爹的遗志为己任的。若是他不喜欢“青苗法”，绝对不会提起这茬。想当初，苏轼说一句先帝期间“百姓困苦”，都被弹劾为诽谤先帝，他自己若是对神宗期间的基本方针政策进行大批判，那其不俗打他自己的嘴巴吗？
当然，李唐本身是并不怎么赞同这个“青苗法”的，觉得这是一项出发点很好，但施行难度很大的措施。这原因简单，这项法令的施行，其实是和地方官本身的积极性与品行有着很大的关系，地方官有着很大的**空间。在大宋这个监察机制并不完善的时代施行起来，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失败。毕竟，如今大宋官场的清廉程度比起当年的王安石时代，只有更差而不会更好。
况且，要说本领，李唐觉得王安石还是比章惇强一些的，王安石做不到的事情，也很难相信章惇能做到。
只不过，如今是在考场之上，不是在自家书房里，你永远不可能安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东西。所以，李唐的文章里对“青苗法”极尽赞美之能事，仿佛这就是世上最完美的一种举措一般，简直就把它夸成了一朵花。而且他写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愧疚，毕竟他再怎么说，也无法决定这项举措的可实施程度，若是赵煦要施行的话，绝不会是因为一个考生在卷纸上把它夸得太过美好。况且，李唐也并没有声明过他会对写在卷纸上的这些言论负责，《宋刑统》里面可没有规定说谎话是有罪的！
当然，李唐的这篇策论要得到很高的分也很难，因为除了旗帜鲜明地阐述了“青苗法”的好处之外，整篇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了。所谓“策论”，你的观点当然重要，但若是不能提出自己的“策”，还无法算得上一篇很合格的东西。
而那诗赋题对于李唐来说，就有些挠头了。题目其实很简单，而且李唐也不是没有答案。
“题写游历农家之随想！”。这个题目很偏很强大，不过也正反映了赵煦的风格。农家？很多士子一辈子都生活在汴梁城里，就连农家去都没有去过，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感受！李唐在这方面要好一点，他虽然不是出生在农家，却是一个经常出入农家的地主。
问题是他的经验对他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他本人对诗赋可以说三脚猫水平。所以，他不得不靠“前辈高人”帮忙。
当然，古诗中写农家的很多，最著名的就是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简直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步。问题是，这些李唐固然知道，在座的没有一个不知道，若是他把这首诗写上去，给别人添加喜剧效果自然是少不了的，只是给他自己就只能添加悲剧色彩了。
北宋以后的诗，写农家的就不那么多了，但李唐也背得有一篇，这一篇当然也不是见不的人的。相反，里面还有一个和“牧童遥指杏花村”同样级别的名句。但就是因为如此，李唐才不想用它，这诗太著名了，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如果你以后再“写”不出同样的妙句来，别人会怎么想？
李唐苦思冥想一阵，脑袋里一片空白，他已经把自己背下来的所有诗篇都搜索了几遍，发现除了这一首以外，竟然没有第二首附和赵煦的命题了。
于是，他只好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首诗。毕竟，考试的成绩最重要，其他的只有以后再考虑了。这也许就是应试教育的悲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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