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病人”的调研报告

杨燕群是我教过的学生。她五年前大学毕业了，一年后考回本校成为研究生，现在又已毕业。

在读本科时，她表现出了对于写作的热爱，渐至痴迷。那时她已发表过几篇散文和小说，我觉得写得挺好——因为即便和她一样对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兴趣的同学，所写大抵是初恋，而她写了她的阿婆，写了她家乡湘西一带侗乡里的一些人和事。以真情怀和情愫写他者之命运，写使我们人性变得温良的事物，是我一向对学子们强调的。那么，我当然多次鼓励她，肯定她的写作意义，并称赞过她。

这部小说是她的长篇处女作，是她在本科毕业后，工作极不稳定，承受着生存重压的情况之下写完的。我如果不是第一个读者，起码也是最早读到的人之一。

我对这部小说的初稿不太满意，给予她的看法几乎是否定的。初稿的基本内容是一名文科大学女生毕业之后漂在北京，与三个男人之间有着纠缠不清关系的一个故事。我认为北京不是大学毕业生唯一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使主人公香兰有值得我同情之处，但我的同情是大打折扣的，对香兰这一人物的评价是批判式的。而这与燕群的创作初衷是相反的，她要唤起的是读者对香兰的大的同情。

那时，这一部小说似乎已很可能出版。我写了一篇序是《中国病人》，在序中坦率地阐明了我的看法。这一部小说后来没有出版，而我的序言却收入了我自己的一部集子。

那对燕群是一件感伤的事——她似乎认为我的序等于对她的处女作判了死刑。她往我的信箱里投了一封长信，毫不讳言地承认她觉得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她成为研究生之后，我与自己名下的研究生见面时，往往，她也会到，如同也是我带的研究生。

我几次当着别的同学的面提到她这一部小说，并且几次问她，难道北京是大学生唯一的生存地？她承认不是的。我又问，那你笔下的香兰为什么不肯回到家乡省份的城市去？难道全中国除了北京之外其他城市都一概必将埋没人才？她承认也不是那样。于是我下结论：我认为你笔下的香兰病就病在这一点。她与三个男人不清不白的关系，与其说是苦难，莫不如说是一种甘愿的选择。

在燕群读研的三年中，各二级市、地级市的大学生的就业形势也逐年严峻起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前是，从北京高校毕业的学子不屑于回去；现在是，想回也很难回去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大学生找到工作的机会比北京更少，就业也是更难之事了。故我有次对她说，把你的小说改出来吧。你不是将它定名为《漂泊的女儿》吗？现在对于香兰，漂泊在北京的命运差不多是无奈的了。

我希望她能在小说中加强香兰与家乡和家族人物的关系，要表现这一人物在都市和家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

现在我读这一稿，觉得她听进了我的意见，并且努力那么改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觉得，她写到亲人和家乡时的文字，远比她写香兰与三个男人的关系时更好。大约因为，前者是从心里流淌出的文字，而后者是为写那么一类关系而写的文字。

我现在开始认为，香兰这么一名来自偏远农村的女大学生与三个北京已婚男人的那一种真真假假、纠缠不清的关系，未必就没有表现的意义和价值。众所周知，那确乎也是北京的一种当下世相，也可以说是北京的一种病症。至于香兰这一人物，我依然觉得她是一个“中国病人”。她在北京被感染上了心灵的“sars”，不是因为她体质弱，而因为她是来自贫困农村的女孩，更主要的是——她没了退路。

这样的香兰，我认为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对于观察社会病态，也体现着某种病例特征。所以我此篇序还是要在标题中加上“中国病人”四个字。不但香兰是“中国病人”，那三个男人也是，患的是“中国颓靡时代综合征”。此疾极具传染性，对精神的危害大于对身体的危害，最终使人灵魂坏死，变成行尸走肉。

香兰一再说，我只不过想有个家……寄希望于此点，也许一个家能保障她的灵魂不至于坏死，或坏死的过程可以慢些。

所以，此序的标题中虽依然有“中国病人”四个字，却已不包含对小说的否定意味。并且，我肯定的也正是——小说呈现了香兰这样一个漂泊在北京的女大学生逐渐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病人”的病理过程以及她的无奈、放任自流和恐惧……

张强这个年代的爱情

燕群的小说就要出版了，她索序于我。欣喜之余，也确实感到有些话要说。当然，那些急着欣赏小说的读者，尽可以跳过此页。

社会学家戈夫曼曾经提出一个很有趣的“前台/后台”理论。他说，很多社会生活都可以分为前台和后台。前台是指个人扮演正式角色的社会场合或接触活动——他们在进行“台上表演”。同一党派的两个有名的政客哪怕私下里彼此憎恨，但在电视摄像机前也可能会精心表演出一场团结友好的戏剧来。一对夫妇会小心翼翼地在孩子面前掩饰彼此的争吵，维持和谐的前台，只有在孩子熟睡时才会大吵特吵。后台则是人们组装道具并为更正式场合的互动做准备的地方，类似于剧院的幕后或者拍电影时的镜外活动。当人们安全地避往幕后，就能放松下来，把在前台小心克制的感情和行为风格发泄出来。

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很多社会角色，演出不同的剧目。如果说燕群的小说是她的“前台”，向读者展示她作为作家的一面，我更愿意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告诉大家她在“后台”的“真面目”。

认识燕群已有七八年。和她那一拨我认识的人，好多都已是过眼云烟，而她仍然让我印象深刻。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师生的缘分，更因为与她谈话令人愉悦。她的悟性、她的睿智以及她对问题的独到见解常常令我惊讶，每一次她口中的“请教”都会成为我们之间一次愉快的讨论。

五年前，我曾听她提起过她正在创作中的小说。她向我叙述了自己对小说人物的认识，对人物命运的把握。那时，我隐隐担心，在这样一个欲望的旗帜张扬，道德底线崩溃，多种价值观、道德观纠缠的时代，她的小说人物、她的故事、她所表达的观点会不会过时，会不会湮灭在雨后蛙鸣般的鼓噪中？如今看完她的小说，这担心不让杞人。

这些年来，女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关于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从早一点的张欣、张抗抗、徐小斌，到近一点的王海鸰、万方，她们的作品展示了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女性群体的多重命运和选择。她们笔下的女性，有人坚持古典的爱情，有人坚守女性的尊严，有人张扬欲望、高举性解放的旗帜……几乎每一部作品的出版以及由其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热播，都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热论与思考。

珠玉在前，燕群的作品能否后来居上，超越那些早已成名的女性作家？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老舍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最大的本事在于凭空创造出一个不朽的人物形象。燕群小说里的主人公能否不朽，还有待时日检验。但说其鲜活，说其成功，绝非溢美之词。读者诸君，或许不会认同燕群小说所表达的观点，不会认同她笔下主人公香兰的选择，但一定会同意香兰是个极其成功的艺术形象。

我以为，燕群的这部小说一个最大的成功在于超越了以往的女性作家所惯用的，从两性、婚姻、情感、道德等视角展示女性命运的模式，其实质涉及了康奈尔所说的“社会性别等级秩序”问题。对于一个统治了千百年的社会秩序，一两个女性个体的突破对群体无甚意义，一两个人的悲壮也仅是悲壮而已。所以，女主人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是宿命。她们的情感是这样，她们的生活是这样，她们的命运依然是这样。

当年，我曾经问过曹禺先生，为什么你的周繁漪、陈白露让人又爱又恨，结局又都那么悲惨？老爷子回答说：“因为我爱她们。”但他又说，“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罪人。”对燕群小说里的主人公，我愿作如是观。

李珣有一首《浣溪沙》：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小钗横戴一枝芳。

镂玉梳斜云鬓腻，缕金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残阳。

一个美丽的仕女，独立残阳，别样的风情，独有的韵味，正契合我读燕群小说的感受。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