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素梅擦了一把又一把眼泪，她思前想后，越思越想越难过。她不管杜书成是听还是没听，一味的倾诉着。

“你可以不听，就算我说给满屋子家具听，说给这房子听。都说嫁给当官的老公跟着享福，我可从来不这么想，也不想享这个福。实际上我跟你没享过什么福，我也不图享福，只图恩恩爱爱，白头偕老，平平安安过日子就行了。不管你外头有没有，我是一个架子不倒，不哼不哈给你撑起这个家，这也算我为你铺路架桥了吧？还不行吗？你竟要抬手打我，你怎么又不打了呢？你想想你凭什么打我，你下得了手吗你？不错，我没给你生儿育女，可那也不是我的错，是你在人家月经期里硬要，落下了终身的毛病，那是怨你的呀！我还没找你算账哩，你能怪我？是你剥夺了我的生育权！杜书成，你个没良心的，你还我青春，还我生育权！我想要个孩子！

“呜呜，你听着，不管你睡着没睡着，你都听着，我不信你的良心叫狗吃了，总的说来你还是一个好人，你没在泥沙俱下的大潮里迷失方向，你没当了官就高高在上，你没忘了你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可是我担心你的心太盛太野，你永远不满足。我知道永不满足可以激励人不断进步，只有不满足才能使人不畏艰险，攀登一个又一个高峰。那是在课堂上讲，在大会上讲，是宏观上说的，没有错。可是具体到一个人，该知足就得知足，永不满足还有个完吗？那样最终精神也受不了，还往往适得其反，毁了人毁了家。我只求平平淡淡的生活，我不愿看到那种局面，我不愿看到，我不愿！

“我真想离婚。可是离婚两个字太沉重，使我无法承受之重。不管时代怎样发展，离婚都不是件愉快的事情，离婚的女人受伤最大。我不怕受伤，可是我怕舆论，怕舆论于你不利，那样会影响你的前程。我呢，我也因此成了失败的女人，我的精神会受到打击，也许会一蹶不振，会影响我的教学质量，从而愧对含辛茹苦的父母，愧对那一粒一粒粮食换来的钞票，愧对培养我的小学、中学、大学。

“还记得那一次搞社会调查吗？我们去了安徽中部，一个大山里边。满山的杜鹃花开了，像五彩缤纷的大海，我们就在海洋里漂游。过去我只知道杜鹃花是红色的，因为它还有一个名字：映山红。其实杜鹃花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紫色的、白色的。我们从高楼大厦的城里来到万紫千红的世界，我和几个女同学都陶醉的哭了，一个个扑向杜鹃花。我掐了几朵，我们每人都掐了几朵。我想起我读过的几篇关于杜鹃花的散文。我突然跪下了。我的举动惊呆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你和几个男同学走在前边，你们把我们丢开好远好远，回头再也看不见我们了，才返回来找我们。你看到我的情景，看到我们淹没在花丛中，也被感动了。你对他们说：就地休息两小时，采花！大家各人都采了一大抱。山里还有野鸡，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扑啦啦飞起来了，我们就跟着撵，一会儿向东撵，一会儿向西撵，一会儿向南撵，一会儿向北撵，满山遍野都是我们的影子，女同学像一只只花蝴蝶，男同学像一个个黑蜻蜓。可是，两小时后，我们的欢快便被严酷的现实击退了。

“我们走进一个小山村。那里远比咱们这儿落后得多，灰黑破烂的茅草房废墟般稀稀落落撒在山里。天已近黄昏，那些茅草房更显得灰暗了，像几堆垃圾。太阳还没有完全落地，山里就先黑了，茅草房便不见了，只有零星的也是微弱的灯光，才说明那边有人家。山里的夜晚是恐怖的，黑色的恐怖，天罗地网一般的恐怖，如同一个人在海边游泳一下子被恶浪抛进大洋举目四望求救无援一样恐怖。同学们都是你牵着我我牵着你，生怕被死神追上了。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一个光亮的地方，那是一个小商店。我有点累了，也饿了。你对大家说，再坚持一下。就去问店主人，前边有旅社吗？站在两块石头搭了一块破门板的柜台里边的一个矮胖老头出来说，第一次来吧？城里的？山沟沟里的，哪来的旅社？大家全蔫了。矮胖老头又问，哪来的？有人回答，南方大学。

他说，哦哦，敢情都是大学生？我家小女也是大学生，她放假没回家，说到哪儿去社会调查。呕，你们，也是吧？就有人说，是。他就说，先歇着先歇着。正巧有人来买东西，他就对人家说，你家有房子的，安排几个住。山里人真热情实在，时间不大，都有地方住了。你说，正好，都深入深入。我和四五个女同学跟着一个中年大婶。我问她，远吗？她说，不远，最近的就数我家。我们跟她走啊，爬了一个坡，过了一个沟，还没到，就累喘了。她说，一看就知你们是平原的人。我们说，是啊。她说，你们好啊，你们富啊，我们穷啊。有个同学说，还有商店呢！那个大婶迟疑一下，说，他小女是“鸡”哪，给他家挣了钱才开起来的。我奇怪了，问，他小女不也是大学生吗？她说，是，不错，他供不起，他小女就干那个了。我当时心里那个味儿啊，直到如今想想还寒颤哪！

“我怎么想起这事？不知道。我就觉得老百姓都难，咱是在天堂里呀，咱得知足呀！那山里现在也一定会好吧？那一次社会调查更坚定了我安安稳稳当好教师的想法……”

杜书成憋起了一声“响雷”，一个呼噜几乎把他自己憋醒了。他迷迷噔噔，看见手里的杜鹃花滴血似的，就说这花真红得鲜艳。队长，就是那个带他们去他家的人说，我们是革命老区，这山上的花都是烈士的血染的。还说他们家乡的一位烈士一杆猎枪打天下，一次恶战，身中三十六弹，牺牲的时候天象大变，晴天一声霹雳，顿时血雨纷飞，漫山的花便都成了红色。队长说，那杆猎枪就在他家里。想玩吗？我带你们去，黑夜捉兔子，试试它的威风，保证不减当年。

杜书成把玩着那杆猎枪。枪托上有两三道浅沟，但很光滑，还油腻腻的，沾上去黏手。

戚素梅说：“你们几个男同学还有力气去打猎，夜里去逮野兔子。你说，没逮着野兔子倒逮了一对偷情男女。”

队长说，你，你，你，你，你，你们从那边迂回过去，从一里开外的地方，往这边包抄，作用是把兔子吓唬到这边来。你，你，你，跟着我，我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打手电筒，你给我装“米子”（即猎枪火药），你拿棍子预备着，一枪打不死它，它会朝这儿逃，你就用棍子打。这样，举好，兔子奔这灯光来了，你就打下去，这样，一下子，不犹豫，不留情。你，要这样照，兔子从那边来了，手电筒这样拿，这样照，对。你举棍子这样站。记住了，都不能说话，不能弄出动静。好，开始行动！

夜深了，能见度很低，连天上的星星都躲起来了。我拿着手电筒，一动不动地朝前照。约莫过了四十分钟，突然一只兔子顺着手电筒的强光奔过来。我看见它如一只足球从山坡上滚下来，近了，更近了。队长端着猎枪，歪着头瞄准。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一刹那，我忽然发现兔子刚刚跳过来的那个坎儿下边，有黑影晃动。是啥动物，挺庞大的？好像还有两个头，是两个？像直立的，是两个人？不及多想，我立即抬起手背，把队长的枪顶上去，枪口对着天空，“嗵——”响了。我的腿被重重地撞了一下，那只兔子肯定打了一个滚儿，瞎懵瞎闯的逃了。坎儿那边传来哀求的声音，不要打枪不要打枪。四面八方的人都围拢了来，喊“不要打枪”的一男一女也被圈过来。队长光亮中看了那两人一眼，鼻子哼一声，还是你们？一大把年纪了还偷嘴？两个人捂着脸，哆嗦着。队长又说，还好，是叫我逮着了，他们几个都是学生，谁也不认识谁，是不会说出去的。说吧，是送派出所还是就地解决？两个人跪下磕头，说，千万不送。队长说，好，看在和你们左邻右舍的面子，不送。不过嘛，面子可以给保全，款还是要罚的，不罚不足以正村风。回去就送过来两千，最迟天亮以前，天亮不送就莫怪我报警。听清了，啊？

戚素梅说：“平时我没有机会和你说话，你忙，我理解，你心里装着工作，我理解，我说了你也不听，我还理解。可是，你竟要打我，你这会儿没事人似的，你知道我心里怎么受吗？”

是什么声音总是在耳边叨叨叨叨的响？戚素梅？她在说什么？我好困，眼睁不开。谁心里好受？前边是一条明灿灿的路。脚下有泥泞。远处有登高的台阶。

戚素梅说：“比起别人，你已是凤毛麟角了，还想什么？”

杜书成似在梦里说：“竞选市长。”

戚素梅吸了一口凉气，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哀袭上心头。

63

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有那么多烦心而缠手的事情搅扰我？早上起来，还没上班，就有人堵在了家门口，是淮县的那个“上访专业户”吴圆圆，一个半疯半癫的中年女人。她怎么知道我的住处的？这还了得，那些保安干什么去了？他昨晚确实喝高了，直到现在头还昏昏沉沉，好像记得戚素梅夜里说了许多许多话，他自己也说了许多许多话，但是都说了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他见戚素梅红着眼睛不说话，到厨房盛了绿豆稀粥，放餐桌上，就勉强喝了几口，蘸着甜酱吃了一小块酥饼。他拉开门准备去上班的时候，见堵门有一堆东西，还有一股酸臭味。低头细看，那东西在动弹，一张皱纹纵横的脸上两只眼睛闪着白光，吓人地往上仰视着。

“你？”杜书成有一、二秒钟差点儿没反应过来。

“杜市长，青天大老爷，任庆书冤枉啊，俺冤枉啊——”

任庆书是她男人，二十年前因强奸杀人罪被判处死刑。都枪毙了二十年了，吴圆圆还天天到县里、市里、省里甚至北京上访喊冤。那时候他们刚结婚没有几天，村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案。死者是他们的邻居，一个情窦未开的少女。她死的很惨，头被斧子砍得稀巴烂，脑浆直流，阴部也被劈开了。任庆书去看的时候，公安人员正在勘察现场。他没见过这种场面，脸吓得腊黄腊黄的，当场就引起公安人员的注意。他突然瘫坐在地上，那么巧就瞅见床头底下有一柄带血的斧子。他张着嘴指着。公安人员可能没理解他的意思，他见人家只瞅他，并未按着指的方向去看，就爬过去伸手把那柄斧子拽出来。公安人员从现场找到证据，经过化验，有任庆书的指纹。任庆书被逮捕后，对他强奸杀人一度供认不讳，但在最后时刻，却大喊“冤枉”。没有谁证明他是冤枉的。新婚妻子吴圆圆的证词倒可证明，她说他一夜都搂着她睡觉，他们那天特兴奋，因为刚刚“跑三天”，“小别如新婚”，更何况新婚燕尔的小青年？他们一夜未睡，她说他们办了五次“那事”，就到天明了，听到外边有警车声才爬起来的，没想到去看看就看出人命来了。可是吴圆圆是罪犯的妻子，证词不被采信，维持原判，执行枪决。

说真的，杜书成倒是被吴圆圆感动过。她一个弱女子，为新婚几天的丈夫到处喊冤，不惜耽误青春，誓死不再嫁，就这一点，也应该被传为佳话。但是法不容情啊，你是刑事案件，已经被办成“铁案”了，如何翻得？又有谁能给你翻？最高法院曾经指示审查，也是查来查去没有翻案的余地的，一切都符合程序，量刑也不为重。你找上门来，我杜书成也是爱莫能助呀！

他好说歹说，总算把吴圆圆劝走了（吴圆圆虽然蓬头垢面，疯疯癫癫，但还是很讲道理的）。老赵接他去市政府的路上告诉他，僮逊出来了。僮逊就是过去临黄县的僮县长。他听了，“噢”了一声。

“我昨晚送你回家，回来的路上见他的。他和几个人刚从饭店出来，还有那个嘴角，这儿，这儿有一道饿纹的，对，叫孙令臣。我不认识他们了，他们却认出了我。我下了车正要进饭店卫生间去小解，被他喊住。他们问我在哪儿发财，我说在市里小车班。他们就叫我转告你，近几天，他们要登门拜访。我看，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杜书成心里“格蹬”一下，想，这家伙要干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早已淡忘了，他“反腐英雄”的称号也不再被提起，也许只有档案里才保存着。那几个人陆续都要出来了。出来后的他们会不会重新对自己构成威胁？这倒的确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他没有说什么，除了那声“噢”以外，就是沉思。

进了办公室，他接的第一个电话是陈冲打来的。陈冲说，那些要钱的人真要闹事了，如果说过去来的人不少的话，还都是分散的，各顾各的，各人找各人的，问不出结果，就都走了。而今天不同了，他们那些人都有了组织了，选出了代表要跟交通局谈判，讨说法。还说交通局不给说法，他们立马就到市里上访。这个问题很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所以我赶紧给你汇报一下。”陈冲说得上气不接下气。

杜书成也不敢怠慢，立即给代市长严平汇报。严平对借款这件事多少知道点儿，就说：“等开会商量一下再说吧。”杜书成又赶快给陈冲打电话，说：“你先稳住他们的情绪，市里马上开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