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几乎是被抛下来的。

橡皮艇在下面，如在万丈深渊。台湾人让我们直接跳下去。不敢跳的，他们就将你抛下去。我前面一个人被抛了下去，掉到了海里。大家惊叫。没人去救他，台湾人说，要抢时间。他们吆喝：

“叫什么？要把日本海警叫来吗？”

海里的人泛了几下影子，不见了。

后来才知道，这些死在路上的人，没人去通报他的家里。有的家里到几年后仍然不知道自己亲人已经死了，仍然以为还在公海上周旋。为了找上岸机会，常常会在海上辗转几个月。

我没有掉到海里，也没有被日本海警发现。我到了八丈岛，又辗转几个小岛，终于踏上了日本本土。现在想来，不知道这是我的幸运，还是我不幸的开始。

虽然之前有过种种想象，但东京之大，还是出我意料。我不惜花100日元买了一张东京地图，这在我周围人看来，简直愚蠢。当时日元又特别高，1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约9元。但是我觉得必要，它能帮我了解东京，至少有交通线路。“你们农村不是老说‘要致富先修路’吗？不懂路，如何致富？”我回应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才能让他们无话。但也许这真是我书呆子思维。

从地图得知，它居然有23个区。交通线路像蜘蛛网一样。我过去曾经教学生用这比喻，现在想来，把这个比喻用在中国的任何地方，都是浪费。

这就是现代化！我用手在交通路线图上随着线路的走。好在各条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标记，这就是人性化和效率！可是在地图上走好了，一出去，还是迷路了。我甚至在电车站内就迷路了。那车站简直是一座小城，后来我才知道，大森站还不是最大的车站。

现代化，是我魂萦梦绕的。和所有中国人一样，我对现代化有着无可置疑的崇拜。现在想来，现代性的特徵就是能将开放的未来与人的自主性结合起来，人们总是很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社会是完全可能的，由此我们必然对政治有所期求。所谓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那个请求美国总统里根来管理中国的观点，虽然很荒唐，但是折射出了我们的政治诉求。反叛的倾向、反律法思想与设立新制度的思潮，引发社会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组成要素。而这些运动需要一个中心，中心被赋予了超凡魅力。1989年，作为中国中心的天安门，爆发了向世界中心看齐的“**********”，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美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日本东京，则是亚洲的中心。

我喜欢那种在东京市中心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感觉。那么多人，全都站住，没有人超过去。路对面的也是，想整装待发的军队。红灯变成了绿灯，两边几乎同时迈步，齐刷刷向前走。两股人流面对面交接，汇合在了一起。我很荣幸自己置身在这个人流里，你会感觉到交融，你是这城市的一员，你跟那些日本人没有区别。

我喜欢日本男人穿的风衣，又高雅，又帅气。日本男人几乎都穿。后来我从路边捡到一件风衣。不要说我掉价，我们大部分东西是捡的，电风扇、电视、洗衣机、皮鞋、坐蒲团，乃至棉被。有些是日本人不用了，送的。当然有些是偷的，我们住处所有的餐具，都是从打工的餐馆偷来的。虽然很脏，我相信将来我能用我的有出息，把这一切洗刷干净。

我穿着风衣，还注意着脑勺上别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翘着公鸡尾巴似的头发。买不起摩丝，就用肥皂水抹，固定发型。我意气风发地走在路上。只是见到警车时，心里会暗暗发怵：我是非法入境者，我没有身份。假如警察要查我证件，我就完了。所以我尽量呆在住处。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旧公寓，アパ—ト。由那个王国民包租过来的。这是个中国人聚居地，王国民把它取名为：阵地。

花花绿绿的衣服串在竹竿上面，万国旗一样，往对面屋子，不管是屋顶还是窗户、阳台，架过去，一股对外扩张的架势。对面的日本人家不愿意了，主妇捏着尖尖的嗓门叫了过来了：“对不起，能不能把竹杆收回去？”

说得客客气气，倒好像是她求我们似的。不好意思了，就收回了竹杆。但是竹杆毕竟需要架靠点，就又一翘一翘，找了个墙洞扎进去。这只是外墙，你总没什么可说了吧？但是日本人似乎很小气，仍然不行。“那我的衣服晒不干怎么办？”这边中国人说。

“可以去洗濯中心啊，洗了就烘干，很方便的。”对方建议。

说得倒轻巧，钱呢？我们哪有钱？就应着，过后照做不误。

楼前脱了很多鞋子，从玄关，到上二楼的楼梯口。人要通过，便从鞋子上踩过去。早上楼的人的鞋子被晚上楼的踢得七零八落，男人的平底鞋被踢翻了身，脸朝地趴着，一副可怜相；女人的高跟鞋被踢得撅着屁股侧卧着，现着几分轻挑。一个个脚丫踩过了，把蒙着尘灰的鞋子擦得光亮，而原来光亮的鞋面，又被踩个大花脸。遇到心胸狭窄肝火旺盛的，干脆把鞋子一脚踢到很远的地方，鞋子的主人穿鞋时，就单脚独跳，骂骂咧咧地找。有的鞋子甚至被踢到外面路上了，招得日本人弯腰拾捡，寻找失主，以为是哪个人丢了鞋了。

日本人经过这里，常会往里面张望。虽然他们把窥视别人隐私当做光彩的事情，但是他们在乎了。有时候他们还会问：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中国人？

这里除了我，还住了三十六个人。只有两个读到高中的，这是最高学历了。还有一个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很多是文盲半文盲。也许这是我的老毛病，当老师的，首先就想到人家学历、会读书不会读书。但是我改变不了，我真的瞧不起这一堆人，可是我却要与他们为队。我爬上岸，他们能要我，算我的幸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收我的二房东王国民却是小学都没有毕业。他居然还冠冕堂皇是语言学校的学生，拿着正儿八经的就学签证。当然他当初办来日本的学历材料全是假的。因为他拿得出有效证件，他可以租房子，再租给我们。

除我而外，这里还有好几个是偷渡来的。有从海上偷渡来的，有从天上偷渡来的。天上偷渡，就是办了个去第三国的签证，飞机经停日本时，从机场溜出来了。反正中国人有的是办法，用王国民的话说：

“活人还怕被尿憋死？咱们中国人这脑袋，哈哈哈哈！”

的确，中国人聪明。太聪明了！能把日本人骗得一愣一愣的。在日本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撒谎的，大的谎，小的谎；中国人骗中国人，但是往往难以成功，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谁骗得过谁？骗日本人就容易多了。比如女人出卖色相，要多拿小费，就向对方谎称自己家里父母病了，欠了许多债，才被迫出来做这事的，日本人居然也往往相信；比如骗取担保人；比如大陆人骗说自己是台湾人香港人，福建人骗说自己是北京人广州人，农村人骗说自己是大城市人，结婚的女人骗说自己未婚，小学没毕业的骗说自己是大学毕业；还有骗说自己是孔子第几代孙的；据说有一个还说自己是毛泽东在闽西留下的儿子的后代的；有一个人，后来被大家当做教训来说了：为了显示自己有本事，他吹嘘自己在中国是警察，谁不听话，就把谁抓起来，从此日本人都不跟他来往了，老板不久以后也借故把他辞掉了。

至于小撒谎就更多了。不想去上课，或者有个临时的工，就骗学校生病；找了新工作，想试试，不敢辞掉现工作，也骗说生病；知道日本人听你生病，就没拒绝的理由了。打工想偷懒，也骗身体不舒服，溜进厕所。搞得日本人想：中国人体质怎么这么差？

日本人觉得你身体差，你就更可以躲在这理由之下了。

当初租“阵地”，王国民满口答应，四铺席半的房间最多只住两个人，六铺席的最多只能住三个，但租到了，就不遵守了。几年来住的人越来越多。房东似乎也感觉到了，来查房。房东是个老太婆，孤身一人，没见她丈夫，也没见她儿子。王国民说，她丈夫一定就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兵，被打死了。算一下年代，似乎是。那样，当然也就没儿子了。

“所以她才那么刁难咱中国人，”王国民说，“还怕咱们中国人把他日本岛踏沉了？”

我们也睡榻榻米。但不像日本人那样，起来后把铺卷收进壁橱，那样太麻烦。就这么放着，反正当晚还要再睡。这样也就能被看几个铺位了。但大家也有办法，索性不开门。每当房东躬着背爬上高高的楼梯，大家就叫：

“鬼子进村了！”

闪身进门。门关起来了。

房东本来是有钥匙的，但是门反锁上了，她就没辙了。只得敲门。不开。明明瞧见刚才人影闪进去的，明明里面有人，就是不开。老房东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敲。敲到哪一间，里面的人就屏住呼吸，还把食指竖在别人嘴唇上。走路走到一半的，刹住了，或者把脚步变成了猫步，走一步，摇一下，眼看要歪倒下去了，大家都担心得几乎要叫出来，但是终究忍住，没有发出声音。那情景神秘，感觉很贴心。

我讨厌那种感觉，好像被一床臭烘烘的棉被裹着。

有时候有的人来不及躲藏，房东上来了，大家只得把他关在外面。他就闪进厕所。房东就堵在门口等他出来。他不出来，房东就敲厕所的门。里面不应，一直叫，一直敲，就是不应。房东也就不作声。一会儿，那人以为房东走了，出来了，结果被逮住了。他只得说：“我拉肚子啦！”

嘴里还故意做出“逼逼”拉稀的声音，装傻样。这边房间里大家笑死了。房东不依不饶，问：“那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要不要！没关系。”

你没关系，我就抓你说了。房东说了很多，说了半天，不料那个人应了句：

“わがらなぃ！”（听不懂）

房东又说明。又是一句：“わがらなぃ！”

房东泄气了，问：“那王さん呢？”

应该找王国民，他是承租人。她似乎才恍然过来。

“わがらなぃ！”仍然应。

房东没辙了，惨败而归。大家出来，欢呼：“把日本鬼子赶走啦！抗战胜利啦！”

“说不定，他当年还真是日本兵呢！”

在日本，几乎见了所有上了年纪的日本人，我们都会想：这个人曾经是日本兵吧？

有一次，房东盯着一个没来得及躲进房间的人，索性等他，你总得进房间吧，那样门就打开了。那人还穿着内衣。不料他索性穿着内衣上街去了，房东的阴谋又破产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未免太赖皮了。房东一次次来查房，大家不开，我也只得躲在房间里。我也成了无赖，一点尊严也没有。可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是无赖，就是觉得，也以无赖为荣。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了，说：

“搞什么嘛！搞得跟贼似的！”

我要起来开门。结果遭到了众人的围攻。“你要去送死，别害得我们一起死！”他们说。

王国民挖苦道：“你别以为你是什么，你一天到晚西装革履的，好像就是日本人了，我的老师！”

“别叫我老师！”我啐。

但我明白了，这不是我的事，也不只是二房东王国民的事，而是大家的事。假如房子住不得了，大家只能流落街头，一流落街头，就立刻被警察查了，抓了，遣送回去。大家是拴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我挺羡慕那些伊朗人。他们带个睡袋，晚上就睡在大街上，不怕警察抓。被抓了，遣送回国，过一段时间又可以来了。他们是落地签证。同样是穷国，为什么我们就这么苦？

但是老是顶着不出来，房东急了，也可能去叫警察。有时候王国民不得不出来了。他也有办法，总是点头：“はぃ！”（是！）甚至房东还没说完，刚开个头，他就答：

“はぃ！”

“反正都给他答应下来，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王国民过后说。

有时候他觉得烦了，就会连声回答：“はぃ！はぃ！はぃ！”房东没办法，只得走了。之后，房东就在楼道里贴标语：人数控制，火要小心！不要吵闹！王国民从标语前经过，揶揄地冲着标语叫：

“はぃ！はぃ！はぃ！バガヤロウー！”（八格牙路！）

其实他也确实日语不太懂，只能说“はぃ”。有时候说“そう”（对）。他觉得只说“はぃ”，暴露出他只会这一句，就换成了“そう”。有一次老房东教训他，他就应：“そう！”房东瞪大了眼睛。过后他说：

“操，谁懂得他日本话？咱是中国人，他敢跟咱比中国话吗？”

但其实，他的中国话也讲得不好。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他刚来时去找工作，不会说日语，日本人老板就把店里一个北京来的人叫过来翻译。那北京人也听不懂。日本人很诧异：“不是中国人吗？”

那北京人说：“他是福建人。”

他回来破口大骂：“操！福建人就不是中国人啦？他北京人什么了不起？舌头翘得跟刨花似的，话说得糊屎糊尿的，操！谁听得懂？”

但大家发觉，他也已经开始翘舌了。什么都翘，那“操”，他说成“chao”,变成了“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