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人力资源部的女士热情向我致电，欢迎我正式加入凯仕集团的大家庭。同时，一份来自公司高层的的决议，也让我与脚下的风火轮永远告别。撞倒《vg》女王以后，滑板在公司被明令禁止。任何人不能携带有轮子的运动器械。在公司的邮箱里，我是唯一一个收到两封相同决议的人。肥胖的前台小姐被授予特权。凡是看到滑板状物体时，就可以直接用她粗壮的大腿折成两半。为了保护的滑板的身家性命，上班时间我尽量保持两手空空。我的双脚重新开始与大地接触。刚开始走路颇感不适，就好像一个开惯飞机的飞行员被吊销资格，只能屈身于建筑工地的吊车里。我像类人猿学习走路一样，用了不少时间找到脚跟和地面配合的最佳角度，只是偶尔的抽筋让我在急速行驶的人群里突然一阵电麻。自从在《vg》上班以来，我就没有长时间的运动过。原来周末至少会有一个下午，我会跟“滑板黑社会”的兄弟们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对面的教堂风驰电掣地飞跃。现在那段时间往往需要google一大堆周一需要的会议资料和补习我对时尚常识的缺乏。梦兔建议我向白云山学习，一周保证八个小时待在健身房里，这样在人过中年的时候才不会出现肚子上的如同怀孕般的肚腩。
凯仕集团有一个员工专用的健身房。虽然没有专业健身房的一应俱全，但基本的设备已经能够满足一般人的全部需要。为了表示认真考虑过梦兔的建议，我去过一次那里。黑压压的人群把数量有限的器械一口吞下。跑步机上的身影在汗迹里蹦跳。三头肌高位训练器的发亮铁块在咚咚作响。所有的人都做着两件事情：吐气和呼吸。他们变成一些抽象的线条，让健身房成了一个手术室。按下自动化的按钮，来完成对身体的改造和雕塑。
有时候，我们并不是人，而是无限接近于人的某种生物。
试用期结束当天，我得到最大的庆贺就是越加繁多的工作。我为“爱马仕北京伦敦奢华之夜”撰写的文章被白云山反复打回重改。标题也由《人生是一个长久的诱惑》改成了《奢华新典范：中英高端夜场纪事》。我很多灵感迸发出的句子被大段的删掉。白云山告诉我，你要学会怎样由一个诗人变成一位“名利场”作家。我找来《冷血》和《蒂凡尼的早餐》，向卡波特学习。这个著作不多的美国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凯仕集团的一系列杂志写稿子。我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灵感。我来来回回修改了十几遍，终于刊发在了杂志八月号里。同时，我被正式调入专题组，成为一名专题编辑。
在步入专题组的工作轨道之前，阿童目交给了我另外一份任务。由于《vg》男士版不久要独立制作一个电视节目，在cctv上播出，需要在《vg》杂志上提前做大量宣传。其中包括一篇介绍节目制片人主持人编导等等在内的报道文字。他摇着圆乎乎的佛脸对我说，这篇稿子很急，大家手上都有重要选题，就由你去采写吧。
我想大家手上最重要的选题就是“我不想写这个垃圾主题”。别把我当成草泥马。但是我没有删除他把我扔进垃圾厂的程序，而是顺着语言组成的幽长通道，来到市场发展部领取相关的内容资料。我必须在出租车上半小时以内把它们消化干净，走出车门的那一刻用最清晰的头脑让问题悬挂在嘴边。否则我就是再生下一个自己，也写不出这个明早上交的紧急呼救。
在前往市场发展部途中，我一阵头皮酥麻。我即将面临的并不是一份虚荣无趣的稿子，而是两个想要把北京炸毁的上海人。我并不讨厌上海人。上海人勤劳勇敢。聪明体贴。但是如果这座城市有些来自人性的负面因素，在欧米巴和卡西苏的身上都能找到。他们都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土生土长的上海同志。大学毕业时，两人一个继续读书，一个开始工作，但最后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凯仕集团。他们刚从上海调任北京不久。对北京的一切都心怀仇恨。我们午餐时间曾碰巧坐在一起。在确认了周围没有北京人以后，他们开始大放厥词。抱怨北京应该一座被废弃的兵工厂。空气水质食物，没有一样让他们看得顺眼。这里就像是《活死人的黎明》的末日之城，忍不住让人拿着机关枪把朝着四面八方扫射，欧米巴说。如果要炸药，我们先用它弄出一条自己专属的车道，卡西苏补充。在一种令人不悦的一唱一和的结尾，他们会彼此对望一眼，以求得某种心有灵犀的微弱可怜的鼓舞。
在精明俗气的行事风格里，一种海派虚荣时时晃得人眼花缭乱。欧米巴逢人就要提起自己海外留学的背景。他的硕士学位在英国一间三流大学完成。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毕业那个夏天，他用积攒的打工零用钱做火车畅游了整个欧洲。他重复的频率极高。市场部耳濡目染的同事都能倒背如流这条广告线路。工作中一旦出现沟通冲突，他就会高谈阔论他的“英国经验”，以“我在英国的时候，……”这样的句式作为第一颗子弹。而卡西苏则整日把他的股票挂在嘴边，他的张狂里有一种暗示，那就是他是巴菲特以后最会炒股的一个地球人。
当我从市场部接过欧米巴手里的电视节目资料时，他又再次对我抱怨。他把黄鼠狼色的眼镜框往上推了推，磨了磨牙说，北京电视的制作水平真是土得掉渣，看看我们上海smg。卡西苏非常的认同，在我临走的时候，他不厌其烦地叮嘱我，让主编考虑下把《vg》电视节目的制作组搬到上海的百乐门大舞台中间。
在出租车上我努力把毁灭者口中的信誓旦旦放在一边，让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手头的资料堆里。《vg》杂志进军电视媒介的来龙去脉渐渐的水落石出。在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趋势下，怎样利用新的媒介方式塑造自己的品牌是一个关乎时尚杂志生死存亡的命题。《vg》男士是中国第一个拥有同名电视节目的时尚杂志。这档周播节目，会在每个星期六下午四点在cctv播出。它由两位主持人共同主持。一位是来自凯仕集团的媒体创意总监黄佩妮；还有一位是凯仕新媒体营销经理格蕾丝。节目的名字初定为“vg都市锦衣客”。听起来像是一种润喉糖，但却有思路清晰的板块和忠诚捍卫《vg》男士的品牌的发散力。除了《vg》男士每期独家的封面大片拍摄花絮和时尚时装潮流的第一手资讯之外，他最大的亮点就是每期邀请一个来自不同国家的造型师，为中国的“富二代”们提供让自己时髦起来的建议。
“vg都市锦衣客”的节目录制棚离cctv的新大楼不远，在光华路的阳光100。这里是一座“狗城”。我打开车门，京巴、贵宾、吉娃娃就扑面而来。还有身体健硕的牧羊犬和松狮从远不的地方招摇过市。我像超级玛丽一般跳过几堆狗屎，走进了这栋彩虹大楼的深处。
节目录制室在顶层，是一个有着玻璃天窗的二层空间。日光喷洒在地面上，摄影机上的时间数字在分分秒秒的增加。两位主持人正端坐在镜头前，笑容可掬地为城中男士介绍当下最流行的时尚风潮。创意总监黄佩妮头顶一个高耸的宝塔发型，涂了深紫色的指甲油。她是一个台湾人。从《vg》在台湾版创刊开始，她就加入了凯仕集团。去年，她送走前往美国留学的女儿，把事业的重心从台湾移到大陆。她有一个助手，曾经是杨澜访谈录的编导，经常戴着牙套跑到《vg》男士的编辑部里找马修。毫无疑问，她也是掉入网中的可怜虫。
格蕾丝是香港人。最早的时候，在香港本地一些杂志，比如《milk》和《号外》上，都能看到她泳装出境的身影。据说她相恋十年的未婚夫在一次空难中丧生，让她一度陷入绝望的边缘。她离开了模特圈，加入了凯仕公司，重新经营一份新的人生。起初她和黄佩妮惺惺相惜，情同姐妹。但是如今，却水火不容。
她们的矛盾缘起自女人内心的嫉妒与疯狂。原先在公司出镜颇多的黄佩妮逐渐被年轻性感的格蕾丝所取代。她非凡社交能力和语言表达天赋，让她荣升了大中华区的新媒体经理。凡是公司一些大客户的年会，董事长都会把她带在身边。在黄佩妮的思维转换中，小妹妹变成了小狐精。她用自己时尚圈多年的资历作为筹码，一把老骨头豁出去了，保住了“vg都市锦衣客”原先只预设了一个人的主持席位。而格蕾丝也拿自己出众的先天条件和董事长身边红人的优势正面迎战。原先的一个主持人，变成了两个。而且是一老一少，像是少儿频道的节目配置，让节目的时尚讲述之外多了一种古怪的不和谐。
这让人联想到了《vg》杂志和《bazz》杂志的两位魔头级的时尚主编。虽然两个中年女人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谈论对方，但却在每一个时尚典礼上暗中较劲。今天这边戴了一顶奇异的帽子，明天对方就会穿一件拖地三尺的惊世长裙。
我望着笑容里的悲剧，把头转向坐在一旁的片场监制。我在他的耳边介绍了自己和来意。并说明为节省时间，有没有现在有空的采访对象。他瞟了一眼二十米之外的一个黑人造型师，又把监听耳机重新套在脑袋上。
五分钟之后，我就在这颗黑珍珠的面前问起了他参加时尚节目录制点滴。他周身浑圆透亮，眼眸中像是浮聚着一小团水冰。一点胡茬也找部到。精心梳理的发型让他无愧我之前的比喻。我愚蠢的大脑里再也挤不出任何值得提问的东西时，我用一句georgeclooney政治讽喻电影的名字作为道别语：goodluck，goodnight。
随后这种厄运般的愚蠢就像尼亚加拉大瀑布，劈头盖脸地浇灌下来。在一些让我自己都瞠目结舌的问题中，在节目录制以后，结束了对其他人的专访。我愤恨地责备自己，为什么不能把这篇商业软文写成一篇普利策奖的入围佳作。但走出电梯的门时，这种念头就消失干净了。我的胃里有一种难言的饥饿感。它顺着地心引力的方向把我不断地往下拽拉。我被它所牵引，被这种要将我生吞活剥的现实感所牵引，我就近寻觅到一家小小的三明治餐馆。
我找了离窗户最近的一个位置坐下来。占据了这个只能容下五个餐桌空间的最后一个填饱肚子的机会。点了一份辣肠三明治以后，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在嘈杂的人声中戴上录音笔的耳机。我想从中整理些什么。这些与明早上交的那篇连夜赶工的批量商品无关。有些微弱声音在我的头脑里萦绕，只言片语，无法捕捉，像黎明的闪电挥之不去。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像是金字塔里的神秘字符，让我细微的体验到了人的膨胀。巨大的时尚广告牌。摄影师镜头下性感的身躯和面孔。一句句杂志里革命话语式的字体。贵族晚宴的那场杯酒之梦。都像星尘般，从模糊的玻璃中隐现出来。
好似一场无疾而终的战争。物质的硝烟从这里升腾。虚拟的事物都变成了一件件武器。我们都知道我们终将被浓烟吞没，片甲不留。既便如此，心还是在美好的神界里扩张，宛如一个幼小孩子的心跳。咬下最后一口三明治，我站在拥挤的小餐馆里。把口袋最后一张十块钱钞票送到服务员的手上。
我唯一的武器，就是与生俱来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