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枢完全放权的地区总督,能强横到什么地步?
军阀,可以视为军阀,汉末、唐末的藩镇就是例子。
吕维完全给傅宗龙放权,傅宗龙又完全给秦良玉放权……西南战场以朝野应接不暇的速度被秦良玉收拾着。这样状态的秦良玉可不会被汉兵将领气哭,她手握杀伐大权后,抵触秦良玉的汉兵将领比谁都听话。
就西南战场的地形、路线、叛军组成成分上来说,西南是无法发挥兵力数量优势的,是打不了决战的,只能打拉锯战、打烂仗。
观察历年西南平叛战役,不管是播州之役,还是打土民、瑶僮叛乱,或者是与缅甸、安南土司打仗,往往战局变化起于小规模突击战。双方对峙许久,往往锋线取得突破,那么对方的防线、战意就会出现全线动摇、崩溃。
甚至出现几百明军一口气凿穿叛苗十几道防线,攻拔几十座苗寨的极端战例。
土司叛军号称十万、十几万、几十万,是不能作数的……但打顺风仗的时候又是可以作数的,远近土民都会跟着来抢一把。
当战争陷入对峙期间,无利可图抢不到东西,土司老爷又不像大明朱皇帝那样能稳定发放粮饷,所以绝大多数土民又会离开交战区域,恢复生产生活。这也是对峙区域被突破后,土民村寨虽险固,但不堪一击的主要原因。
沐启元有多少战争储备?
他违背沐家生存策略强行跳出来发难,云南方面大本营率先断绝沐启元索要钱粮、兵员支持的道路;南京、北京勋戚许诺的响应、钱粮支援更是遥遥无期见不着影……那么还有多少土司愿意跟着沐启元叛乱?
土司叛乱,打出山区去抢汉民,那土民积极的很,自带干粮也会跟着去拼命,生怕土司老爷看不上。
可如果没冲破明军防线,无法渗透到农耕区域抢劫,土民自然没有作战欲望。
西南战场就这样,二十余万的土司叛军里除去水西安氏的近十万叛军外,余下十余万土司叛军都是混在军营里吃皇粮的。见无法突破秦良玉防线,不仅土司叛军数量在飞速削减,水西安氏的叛军也在飞速消散。
现在水西封锁圈残破,乘现在不跑,再被明军封锁,又得过没盐吃的苦日子了。
以明军过往平叛西南的光辉战绩,你敢率十万叛军围攻贵阳致使四十万军民困守饿死……那明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就敢报一个斩首十万的军功!
没有稳定钱粮供应,又抢不到东西,土司叛军数量一天比一天少;秦良玉重组防线联络川、楚、粤三省客军后,又以东川汉人土司兵为主力,开始反推土司叛军,根本不敢喘息之机,连续推进。
秦良玉所部军纪严明,战斗力都那么强;如果放开军纪约束,会不会更强?
不好预估,也没现成的例子,反正三省客兵放开了军纪约束……土民抄掠汉民十分积极,因为汉民普遍比土民富庶,能抢到东西;可三省汉兵是出了名的低待遇,比土民还穷,抢土民自然也能抢到土司。
越穷的军队,抄掠起来就越凶狠,作战意志也越凶顽;这大概就是明军剃了辫子战斗力暴涨的原因所在。
傅宗龙这个云南人、傅有德族裔,就揣摩吕维的心思,给前线三省客兵放开了限制……尽管杀,放心抢,只要西南平定,人人都是有功将士。
明初军队战斗力是众所周知的,可军纪……就不好明说了,有诸多隐晦。
其他官员不清楚明初军队的军纪,傅宗龙难道还不清楚?现在他只是恢复明初时军队的战斗力罢了,军纪败坏、喜欢屠城……总好过打败仗,败者无人权。
彻底瓦解西南土司统治,本就是明初时就一直试探,想要施行的政策。
最出名的就是那位奢香夫人,奢崇明的奢,她丈夫就是水西安氏的首领。明军进入西南剿灭元朝梁王势力时,奢香就说服水西、永宁两家土司支持明军。
只是大明更想一口吞了西南土司,又不好违约;于是马皇后的侄儿出任贵州都指挥使司的都司,各种暴力征税,又把奢香依照军法、官员惩罚的方式鞭打,企图刺激土民造反,以方便枕戈待旦的大军一口气扫灭土司。
猝然的叛乱,明军又早有平叛默契,以明初的战斗力,横扫土司叛军不在话下。
奢香识破这个计谋,自己忍耐了下来,也劝慰愤怒的各部土司。
现在好了,大明内忧外患时,奢香的后代水西安氏反了,她娘家永宁奢氏也反了,从天启元年开始牵制了大明西南五省人力物力十来年。
不乘着现在解决西南土司问题,以后难免又会出现贵阳四十万军民不敢投降,活活饿死到人相食的惨事。
四十万军民逃避兵灾躲在一起,可想而知土司叛军的搜刮、屠杀有多么的强烈、彻底,宁愿饿死、被吃、吃人也不愿开门投降……当时土司叛军究竟怎么对待汉民的,也不需明言。
傅宗龙敢放开三省客兵的限制,将穷惯了的汉兵野兽化,湖广总督陆梦龙怎么看?
他怎么看不重要,关键还要看新上任的两江总督徐梦麟怎么看。徐梦麟是贵州卫世袭千户,亲友、熟人九成九都死在了贵阳城中,你还问徐梦麟对西南土司叛军怎么看?
还有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马士英,马士英祖上和徐梦麟祖上一样,是从军征伐进入云贵的;徐梦麟世袭千户,马士英家中世袭三品指挥使。
在袁枢发迹前,马士英和袁枢、越其杰就是好友;袁枢被吕维重用,马士英也靠着自己才能超擢为大同府知府,知府正四品。
几乎是四十四年这一届进士中升官最快,又远离党争的第一人。
这一届进士中代表人物就是阮大铖,和马士英也是好友;这一届进士普遍是党争急先锋,如马士英那样在地方上脚踏实地干的人寥寥无几。
马士英这个配合阮大铖,在弘光朝大肆打压、清洗东林党的‘奸贼’,被袁枢、徐梦麟一同举荐后,已作为云南巡抚下派到西南战场。
决定西南土司制度存亡、西南战役走向的控制权,就这么诡异的回到了当年征南军的军官后代手里。
也因为贵阳之战的惨烈,以及吕维的放纵,这些征南军后裔控制西南军政大权后,除了复仇之外,如何避免当代人的惨剧再次发生,如何彻底让西南稳固,就成了他们执政必须考虑的问题。
这个问题摆在面前,那一切土民土司都是靠不住的;能依靠的只有汉民,及秦良玉一类的东川汉人土司。
改土归流是既定政策,东川汉人土司想要保住土司的半封建权力,就得让出东川区域,去西南深处抢占新的地盘。
只有干掉原来的土民土司,汉人土司才有继续延续、存在的栖身地、价值。
西南战争,从黔国公沐启元叛乱时,就进入了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