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很讨厌她，讨厌她总是能轻而易举的得到别人的同情，讨厌她总是将过去的不幸挂在嘴边，好像所有人都欠她似的，好像别人不听她的诉苦就是对不起她，对不起社会。我讨厌她自以为是的认为，讨厌她一次又一次的利用别人的善良。

当时的讨厌促使我做了一件至今都后悔不已的事。

我带她去看了病。

我实在忍不了这样的她，离开的四年让我体验到了正常人的生活，也让我压制住了与人不一样的一面。而母亲的出现等于是将我不堪的过去毫不隐藏地暴露在人前，将我一下子从外面的圈子拉回到以前。

在那场争吵中，我对她说，“你有病，是心理上的疾病，我要带你去医治。”

母亲一听我的话就急了，拼命拉着旁边邻居的袖子，一边哭一边说着什么，周围人声嘈杂，我只听到“张清”和“神经病”这样的字眼。

那个被母亲当成救命稻草一般紧紧拉住的妇人指责我不孝，母亲一边抹泪一边往外倒苦水，“她亲爹狠心跑了，我一手把她拉扯大，我一个女人家的，身后有老母，眼前又有孩子的，我也不容易，谁知道她还这么不让人省心。

念高中的时候她隔壁班的同学造谣说我是神经病，现在……现在她也这样。

我倒是无所谓了，反正也没福气，一个小镇上的裁缝能有什么福气，就指望着她能有点出息，谁知她这样……”

母亲抽噎得说不出话，旁边的妇人连忙围上去安慰，当然也不乏对我指指点点的人，好像我已经坐实了不孝的名头。

我看着被人包围在中间的母亲，心里一阵恶寒。此时此刻，我好像看见了四年前的一幕，她跪在地上求文颜放过我们母女。我现在就像当年的文颜，一边是对自己指指点点的人，一边是公认的受害者，即使自己什么都没干，但也说不清了。这种被人误会却无法反驳的绝望我算是体会到了。

不过，被颠覆人生的不止是我和张清，就连文颜也是在母亲的影响下去学了心理学。虽然她一直劝导张清不要将自己代入我的成长环境中，并告诉他，他的父母都是很好，很正常的人。但是她忘了，她的父母也是很好，很正常的人，可她的人生还是被改变了。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劝服母亲，又联系了一家相对权威的心理治疗医院，医生在我也是心理医生的前提下才允许我进去观察治疗的整个过程。

没想到那个过程竟然是，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母亲从一个蹦蹦跳跳的大活人，一下子变成没有生命危险的植物人。

医生的治疗进行到一半时，母亲突然情绪失控，摇摇晃晃地要坐起来，我当然知道她马上就要挣脱心理医生的控制，也知道一旦让她挣脱控制将意味着什么。我在旁边惊出一身冷汗，看着医生用各种方法挽救，企图让她平静下来。

最后实在没办法，心理医生在我的同意下强行控制了母亲，而母亲却因为意识不够强烈无法被心理医生唤醒，直到治疗结束也仍然处于催眠的状态。

后来，我和文颜找了许多同行，许多知名的权威治疗我的母亲，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母亲依然无法被唤醒。

那几个专家说，不出意外的话，她将会以植物人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脑死亡。

其实这时候的母亲和常人是没有区别的，他们都有意识，只不过正常人是以自己希望的体态生存，而我的母亲则以一个没有生命危险的植物人的状态走过下半辈子。

这几年，我拼命研究心理学就是想要治好她，然后告诉她，她以前的行为都是错的。

但是现在，什么都没用了。

不管我在这条道上多努力，我始终都找不到治疗她的方法，两年的碰壁让我心中坚持的信念一点点被消磨。

这两年我四处求学，一直追寻一种可以唤醒一个在沉睡催眠下的人的方法。但是一直都没有确信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法我和文颜试了无数次，但对躺在精神病院里的母亲，一点用处都没有。

母亲住院的那几年我去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每天在各个学校听课，在医院实习，参与治疗，更是不放过任何一项有关催眠的讲座，但这些年的努力好像都没得到回报，母亲还是老样子，我也没有找到具体明确的治疗方案。

我在国外期间，文颜有来看望母亲，也有给她做过唤醒催眠，但都无济于事。

我前年回国，一下飞机就去看了母亲，她所住的精神病院虽然设施齐全，但是那些人根本不会看病，要不是那几个名校毕业的专家撑着，估计这家医院早就倒闭了。

我也有想过让母亲换家更好的医院住，但是文颜拦住我，她说我母亲现在这个样子在哪个医院都是一样的。无论我换到哪个医院，他们对母亲的病依然束手无策，还不如让母亲一直待在这儿，免得换医院既麻烦又颠簸。

我在国内找了一份工作，公安局里协助破案的犯罪顾问。

但我没想到，这份工作竟然让我和张清成了同事。我去办入职手续那天，在门口遇见他，两人都很尴尬，我们之间没有多年不见的久违感，而是都在想着，怎么去缓解这种紧张又尴尬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