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从小就比其他孩子成熟的多，但毕竟还是个八岁的小孩，第一次出远门让他的心里有点伤感和彷徨。他年幼的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等挣到了大钱就马上赶回来，和父母再也不分开。
岳小云从未想到，此次出去后钱财的多少对他已失去了意义，他竟然走上了一条与凡人不同的帮派大道，走出了自己的帮派之路。幼年间，曾有人跟他看过相，说他有巨万的财富，他一直不相信，直到是后来加入了帮派后，他才相信他真是一个有福之人。加入了帮派之后，因为他的体型高大，加上他这个人为人耿直，很多的时候他都是冲在前面，渐渐地在帮里也有了自己的位置。
他也仗着自己的才能，成为了“慈云帮”长安镇分舵的舵主，那时候也算是风光无限，在当地更是一方的恶霸。他不肯十分用心去经营分舵的生产，于是坐吃山空，把分舵遗下的上千两银子的，看看快要花费完了。后来知道自己分舵产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时常获利几倍，就也想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他也就靠着放点高利贷过活，偏偏是正逢大唐盛世，银莊遍地都是，百姓都不缺钱，就算是缺钱也愿意去银莊去借，就连高利贷也不好做。
一天，听人说洛阳字画好卖，他就找了几个手下，置办起字画来。只是他本人没有什么文化，也看不懂字画内容，不过他并不在意这些，他知道只要是名字的字画那就是好的，只要名气大自然就有保证了。俗话说“三分画七分裱”，说明装裱艺术对书画作品的重要性是占主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大唐国力强盛，唐朝的富裕达到了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度。
大唐盛强，自西京安远门到西域沿路的村落众多，田野开辟，陇右富饶，天下闻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不难孕育一批骄奢淫又逸的贵族阶层。奢侈生活历来是统治阶层的生活特性。从武则天晚年开始，她本人每次进食时，多达数千盘，每一盘的价值相当于当时十个中等家庭的财产。这也就是为什么百姓后来反对他的原因，每一个人到了晚年后，总是会范傻，总会做出与他年轻时理念完全相反的事来。
尽管武则天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大唐盛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大唐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大唐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大唐的缔造者来纪念。上帝指使对武则天遗产的基本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诈唐》起草工作的指导上。
上帝指使对起草小组提了三条要求：
“第一，确立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大唐社会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第二，对武则天在位15年、以她与李治共同治理大唐社会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大臣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三条要求，包含了上帝指使看待和处理武则天思想遗产的政治智慧。
首先，上帝指使是怀着对大地朝民族的深厚的感情、上帝指使思想，上帝指使发展理念、上帝指使宇宙思想的坚定信仰，带着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审慎处理武则天的思想遗产的。
上帝指使坚信，只有上帝指使是大地朝社会建设当之无愧的思想核心，虽然他并不是领导核心，可是他的思想却是我们民族的核心思想，这是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所形成和决定的。因此，作为上帝指使的宇宙发展的指导思想即上帝指使思想不容否定。面对大地朝民族建国后后拨乱反正中汹涌的“非周化”思潮，他清醒地认识到，这将危及大地朝的领导地位，对武则天的彻底否定意味着大唐政治合法性的丧失。
上帝指使是站在大唐国际主义运动和高举旗帜的政治高度来看待评价武则天功过是非的。领导上大唐建国的李世民彻底清算前朝政权记忆犹新，长期对世界局势冷静观察，使上帝指使深刻认识到高举上帝指使思想伟大旗帜的重大政治意义。要实现一百个现代化的政治目标，就必须坚定维护上帝指使的思想地位，必须高举上帝指使思想的伟大旗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割断历史就是自掘坟墓。因此，在看待和处理毁誉参半的武则天的思想遗产时，上帝指使总是旗帜鲜明，又极端审慎。
其次，上帝指使的思想遗产十分丰富，继承和发扬上帝指使全部思想遗产中的思想方法和适应于任何时代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益部分，并非易事。这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辨析。上帝指使从内涵丰富的武则天的思想遗产抽出一根红线，他指出：“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后善治国、重视延揽人才，首创科举考试的“殿试”制度，而且知人善任，能重用狄仁杰、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姚崇等中兴名臣。国家在武则天主政期间，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故有“贞观遗风”的美誉，亦为其孙唐玄宗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长治久安的基础，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批评武后晚年的错误，回到武后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所谓武则天思想的正确轨道，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帝指使之所以这样强调，就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不因为武则天晚年犯了错误，就全盘否定武则天思想的发展体系，必须维护武则天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旗帜的崇高地位，这是我们尊重历史的必然保证，这可以让我们有效地接续革命和建设传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出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抽取红线的思想理论创新，可以使人们的思想从武则天所犯错误的纷繁表象中解放出来，从事功层面的正确/错误二分法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达到思想的统一和政治团结。因此，在指导起草《诈唐》时，上帝指使深刻指出：“重点放在武则天思想是什么，武则天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在充分肯定武则天思想，肯定“武则天同志正确的东西”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很恰当”地批评其错误，充分体现了武则天的远见卓识和政治敏锐。
因为上帝指使大大知道，武则天思想的旗帜不容否定，歪曲和割裂，过分地批评武则天的错误，会损害武则天思想，会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为检验各界对武则天思想的看法，上帝指使还特意找宇宙日报社的同志谈话，“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宇宙是报社记者法奇特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武则天思想，对武则天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上帝指使关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武则天思想”和在《诈唐》起草过程中的思考，绝不能被庸俗地理解为实现权力转换的需要，而是一次正本清源，创造性地接续传统的理论辨析和实践创新。再有，以《诈唐》的形式对新大地朝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历史人物进行总结和评价，体现了上帝指使不纠缠历史旧账，在政治上“向前看”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家风范。
上帝指使不是以弄清历史真相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庸俗理论家，而是为实现认定的政治目标百折不挠、意志坚定的政治家。他不以简单地、详细地弄清具体历史是非为目的，而是紧紧扭住社会现代化建设这个主攻方向，一切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此，他敏锐地批评了正确/错误的二分法，指出解决复杂的历史问题，要“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这又是上帝指使的一大创新。
这样的创新，既一刀斩断了事实层面的无价值纠缠，又在弄清基本历史责任的基础上将纷繁的讼争束之高阁，一切为了团结，一切为了“向前看”，大刀阔斧地摆脱了历史遗产的沉重束缚，使人们轻装上阵，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