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马克西米连那场在咖啡馆的鼓舞人心的讲话已经过去5天，白城大雾霾终于消失得一干二净，但是它的阴影正在各种角度蔓延，并且带来越发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参加每次的街头演讲之外，她还要分发传单，并且负责组织一些小型的聚会，她还在不断地进行学习，记录那些领导者们更加成熟的思想，然后在处理完一天的事物之后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复习这些进步的口号与思想。她甚至试图开始阅读夏尔·德·塞孔达男爵的《论法的精神》，尽管其中诸多对于拉玛方言的运用使得阅读变得更加艰深。

她每天只能睡到三四个小时，却感觉自己的生活从来没有如此地充实与令人满足。从某种角度上面，她甚至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那就是自己正在开始一种崭新而充满光亮的生活，这种生活与她那可怖黑暗的过往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她，是她自己一个人奋力挣扎，为了走向那份光明而把身上的污浊一点点撕开，最终重生。为了这份希望，索莱娜已经不知不觉中把一切都投入其中，而她也绝不会放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过去的生活更加让她感到恐惧。

在这样的驱使下，索莱娜对于革命的热情与思想的激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西米连相近。

因为那几年在码头区为了生活而不得不的沉沦，索莱娜对于所谓的政府抱有天然的不信任与深刻的憎恶。她无法忘记，父亲被流放然后死得无声无息，哥哥则远走他乡，不知何时归来。她与母亲就这么蜷缩在阴暗的房间里面，为了每一顿饭而殚精竭虑。

没有任何人来过问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一个人伸出援手，直到苦难将她们推向最深的渊薮之中。母亲最终的死去成为了一个标志，索莱娜不得不成人，以强迫的方式。

而就算是在码头区的那段生活之中，仿佛嫌生活还不够苦涩一般，她还不得不面对着警察的敲诈，因为她没有所谓的“许可证”，所以需要向警察缴纳双倍的“税金”，而面对蛇头的敲诈，警察许诺的保护则成为了口头支票。因为没有居住证，所以她只能在肮脏的小巷之中租住那些破旧的单间，没有阳光，只有阴冷刺骨与墙角的青苔。

为了能够活下去，她每周都会前往政府的救济处领取餐票与聊胜于无的面包，但是餐票只能换来稀薄得无法果腹的米粥，而面包永远供不应求。

正因为熟读了《社会救助法案》、《治安管理法》，索莱安才知道，这些不过又只是政府的一重欺骗，不管是从前的首席通灵师当政，还是现在的萨托里斯·洛，没有改变任何现实。

不过只是同一批人轮流当政，现实难道真的会因为他们支持的领导不同而发生什么改变麽？她无法理解卡米尔·德穆兰和丹东对于萨托里斯·洛和国民大会的期望，难道通过一群人在议会大厅的辩论，就能够使得社会走上正确的道路麽？

她不相信这一点。

她所相信的是，社会的改变源自于像她这样每一个被社会不公所折磨的民众的觉醒，她相信的是，只有真正明白她们生活的人领导着国家，她们这样的人的生活才能得到保证。而所谓的皇帝、所谓的首席通灵师、所谓的首相与内阁，什么都不是。

她需要一场革命，她热爱一场革命，如果必要，她也可以为了革命而死。

除了马克西米连，很少有人赞同她激进的想法，丹东甚至略开玩笑地说她想得太过简单。于是索莱娜便再次闭口不言，只是专心地完成自己手头的工作，并且等待机会。

而在5月15日的下午，当她从荷文区回到报社的时候，惊喜地发现马拉先生回来了。

为了防止大雾霾使得他的疾病进一步恶化，马拉先生不得不在2号就离开了白城，前往更加僻远的乡下疗养，但是等到雾霾消散，甚至没有等自己的身体好转多少，马拉先生便不声不响地回到了白城。

虽然细数下来不过只有短短两个星期不到，但是却宛若隔世。在起义开始之前马拉离开了，而在起义进入转折点的时刻，他又回来了。在这两个星期里面发生了太多事情，有些甚至连让·保罗·马拉也未曾预料到，但是只要他回来了，索莱娜便感觉到一股熟悉的安心感，仿佛不管她做什么，现在都会有一个人悉心地指导，不厌其烦。

马拉看上去瘦削了很多，脸色也不免有些苍白，尽管坐在椅子上面，他仍然拄着一根拐杖，他喘息的声音显得沙哑而且刺耳，但是他那双眼睛还是和以往一样炯炯有神，并且在索莱娜刚刚进屋的那一刻，便露出了温和的笑容。

索莱娜高兴地快走几步，然后抓住了马拉伸出来的双手，干硬地像是枯木，坚实地像是磐石。

“您怎么来了，为什么不在乡下修养呢？是莫里亚克把您带过来麽？”索莱娜忍不住一连串地问道，说完，她忍不住责备地看了一眼旁边的莫里亚克。

“不，”马拉生涩地笑了两声：“如果不是我拼死拼活要过来，他肯定会把我打晕了绑在乡下的。”听到这句话，莫里亚克无奈的咧了咧嘴。而马拉则继续说道：“我不放心白城的局势，主要还是不放心你们。”

索莱娜也忍不住笑了笑：“现在一切都挺好的，大家都开始忙着进行备选，还有不少人准备回自己的家乡省份竞选……”

“不，我担心的不是这个。”马拉说道：“我担心的是，到现在这个时候，还会有多少人在坚定地支持着我们，而反对派们，究竟还有多久才会忍耐不住对我们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