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楷、赵子淔带领的船队走的是迄今还能正常运作的隋炀帝杨广开凿出来的大运河的通济渠段，隋炀帝修隋朝大运河分为四条：通济渠、邗沟、永济渠、江南运河。通济渠是从板渚引黄河水，注入淮水。隋炀帝当时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分为三段：西段自东都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通济渠东段所经过的路线是引黄河水循汴水故道，入于泗水，注入淮河。
通济渠也称之为汴渠、汴水，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叫的汴河，是连接黄河和淮河之间的中原渠道，流淌在开封与盱眙之间，由于该渠首连接黄河，河水所含泥沙量较大，最容易淤塞。每年初春，有作为的政府便会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塞长茭，决沮淤”，疏通堰口，修理渠道。否则，堰口阻塞，黄河水不能引进入渠道，漕运就会中断。
南宋时，通济渠河道湮塞，至今已经无运河遗迹可寻。原因有二：1、南宋时，北方沦陷，南宋统治者为了防金兵南下，破坏了运河上的各种设施，务使金船不能南下。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泗入淮，夺淮入海，金统治者听任黄河泛滥，以贻祸南宋。于是淮水流域一带，遂常闹水灾。淮河改由运河南流入长江。通济渠逐渐淤塞为陆。2、元朝定都北京，开始开凿京杭大运河，又开辟了海运，导致通济渠逐渐失去了它的重要性。
救灾如救火，从开封出发后，赵楷、赵子淔一行人基本没有作过多的停留，吃喝拉撒基本都在船上，对于这些大老爷们倒还没觉得怎么，只不过这可苦了柔福帝姬这位金枝玉叶，何况她身着男装，更是多有不便，为了减少出汗，她基本都窝在船舱内，每天反反复复的玩味着那本未完《西游记》上的诗词，时不时作一点小插画，这日子倒也并不难过。
船行三日，早已过陈留，穿永城，宿州更是历历在望。赵楷之所以还没识破妹妹的身份，只因为和赵子淔在船上的棋枰上的方寸之间杀得天昏地暗，如痴如醉，浑然忘我，不知岁月。
这日早已过午时多许，早晨下了一阵蒙蒙细雨，此时雨歇云霁，温风如酒，空气闻起来甜丝丝的，两岸香果掩映，盛景美不胜收。船舱内的赵楷和赵子淔酣畅手谈完三局，侥幸获得一场胜利后，两人中途停下来各饮了一碗酽茶，突闻一阵奇香，两人这才感觉肚中饥肠辘辘，随从适宜的将刚刚烹煮出来的一条肥鱼端到两人面前，刹那间两人风卷残云，举箸吞咽，酒足饭饱后，二人对着舷窗外的美景时不时讲一番当地的风土人情，方舆纪要，乐得逍遥快活。
和当初在酸枣巷陈东屋子的第一局对弈相比，两人这几日相处后去掉了胸中芥蒂，对局显得越发轻松惬意，对于‘快棋王’赵子淔的路数，赵楷也大抵琢磨出了一些规律，棋枰上的拆解越发得心应手。更何况陈东引荐的几个压船的武师都很得力，分派到各条船上之后，生活照料等一应事情都打理得有模有样，井井有条，赵楷、赵子淔这才有闲暇每日在船上手谈对弈，捉对厮杀。
一路上，赵楷早已事先派了得力干将去沿途州府打通了关节，对于前来谄媚讨好的官员，赵楷统统避而不见，甚至打照面的机会都不给对方，船首那面金龙旗上，更是写了‘闲杂人等，一应回避’八个让沿途官员哭笑不得的大字，原本兴致勃勃前来接风的州府一应官员腹诽不已，被公相蔡京推崇备至的三皇子，怎么就和他们舀不到一个锅里去呢？
“正之哥哥，昨天你说这孕育华夏子弟千古风流的两条母亲河，长江、黄河的源头在什么巴颜喀喇山区，一个向北，一个向南，殊途同归，那我今天就听你仔细念叨念叨。”
赵子淔微微一笑，随手从用黑白棋子在棋盘上摆出了一黑一白两条象征黄河、长江的两条弯弯曲曲的线条，黄河水比较浑浊，用黑子，长江水相对清澈，用白子，到也相得益彰。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先是昂首北上，接着俯冲南下，然后迤逦向东，倾注入海，带走了万仞黄土，铺散在千里平原。黄河带给中原肥沃的土壤，也挟来一次又一次的洪患劫难。如一把双刃剑，国人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
赵子淔顿了顿，接着说道：“长江源自巴颜喀喇山下的涓涓细流，先流向西南的深谷，袭夺金沙江，再流入西蜀接纳沱江、岷江、嘉陵江，汇集了藏边甘青的灵水，始成洪流。从此，大江东流，在冲破大巴山的拦阻时，奔腾叫啸，两岸峰高及天，神女雾掩，巫峡云遮，藤萝垂碧，滩险水急。出峡之后，直泻千里，奔入湖广丘陵湖泊，浩荡奔放，始成大器。一路收容湘资沅澧，以及赣江、清江带来的南方雨流和汉水带来的中原黄土，星沉平野，月上东山，远树近山，江渚沙洲，美不胜收。自此东下，江水浩瀚，日月出入其中，隔岸但见山影。过了江宁，遂与海通，广陵夜潮，石城汐止。江海相拒相迎，进退之间，或则江水积淀成洲，拦江截流；或则江流冲刷，裂岸崩石。终于大江倾泻入海，绿潮缎带，难掩其迹，百川朝宗，巨海泯合，终成浩渺。”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天赐之予，你我多一分敬畏之心，总是好的。只是...”赵子淔欲言又止，用眼睛扫了一眼端坐在自己面前的赵楷，在观察他脸上的表情，不知道接下来来的话该不该说出去，对于运送的是何物，他这个当监当官的，都三天了居然完全不清楚，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正之哥哥，你我之间在这寸履之地，难道还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赵子淔心一横，鼓起勇气说道：“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说错了，你也别往心里去。如果你现在让我下船走回头路，我也绝不说一个‘不’字，心里更不会嫉恨你一丁点。”赵子淔一本正经的盯着同样敛眉严肃下来的赵楷，又道：“从这里走水路运粮到成都，一路费糜，未免南辕北辙，得不偿失，毕竟这粮食原本就是从东南六路花了大力气运回来的。我们这样舟车不停行船下去，人即使侥幸没事，粮食十之存一二恐怕都很难。”
赵子淔笃定的这么说，自然有他的依据的，毕竟当了许多年的监当官，漕运、钱粮几乎没人比他更清楚的了。当朝政府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前朝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般法。这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政府对于江淮巨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
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大，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重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分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宝是最合适的办法。当日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今江苏仪征县）、扬、楚（今江苏淮安县）、泗等州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责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般仓的米，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
发运司备有巨额的钱，在平时用作籴本来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此外，因为政府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说到在运河上来回运米的漕船，发运司常常备有六千只。每船载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大约由楚泗州起程的船每年可运四次，真扬则只三次）。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运抵汴京的米约共一千石，合起来则六百万石。这许多在运河上来回行驶的船只，如果要讲求效率，不能够没有组织。当朝初政府以船十只组成一运输队，称为“纲”，由使臣或军大将一人负责押运。
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初，为了防止官物的侵盗，发运使李溥把三纲合并为一纲，由三人押运；三人互相合作，管理自可较前周密。再往后，到了熙宁二年（1069—1070），因为漕运吏卒常常营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便互相督察，杜绝流弊。至于沿途漕运吏卒所消耗的食粮，虽然可以取自船中所运的米，但却不许各船自由烧火造饭，在每一纲中，只有押纲厨船可以造饭来给大家吃，其余各船都不准动火，以策安全；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火灾，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盗米。至于漕运人员可以吃用他们船中所运的米，因为要避免沿途住滞，船在江上走，米粮容易受潮，久了更容易糜烂，为了赶时间，自消一些，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就大体上说，运河每年的运米额，以六百万石的时候为多，有时更减至五百五十万石。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中央政权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由南方经运河向北输送的巨额物资，不独用来养活在汴京驻防的数十万军队，和支付中央政府的行政费用，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河东（相当于今山西省）及陕西等路，以满足当日国防上的需要。因为当朝外患的威胁，来自北方的契丹，和西北方的大夏，而上述三路适当其冲，故政府在这些地方都配备了重兵，以维持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兵多了，军费的开支大为增加，绝非当地赋税收入所能应付，故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由运河北运的物资转运往上述三路，以供应那里因驻军的增加而起的庞大的需要。在三路中，河北与运河的交通较便，在那里因防御当日最大的外敌（契丹）而驻屯的军队又较多，故由江淮沿运河北运的物资，多输送到那里去。此外，在山东方面，当发生粮食恐慌时，政府也常把由运河北上的江淮米粮转运前往接济。
总的说来，运河自唐末起曾经长期废弃不用，其中一部分甚至溃决变为污泽；其后到了后周显德年间，世宗平定淮南，打通运河，并加以开浚，才奠定了运河复航的基础；及当朝开国，运河遂重新成为连系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大动脉。当朝立国的政策，因欲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以中央集权为主。因为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政府须集重兵于中央，以提高中央的威望。中央驻兵既然很多，对于粮食的需要自然增大。为着要供应巨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放弃建都于形势险要而漕运不便的洛阳和长安，而以处于运河旁边，南方米粮较易大量运到的汴京为首都。由此可知，中央政府的驻在地点，实为运河所决定。自此以后，由于转般法的采用，运河每年北运的几百万石的米，和为数甚大的其他物资，构成中央政权赖以支持的柱石。不特如此，运河年年向北输送的巨额物资，除用来支付汴京军政各费外，其中一部分又再向北转运往河北等地，以满足因防御外患而起的军事上的需要；此外又有一小部分运往山东一带，以作赈饥之用。由此可见，运河与当朝立国的关系所以这样密切，主要由于它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连系起来，从而发生一种力量，使本朝帝国在当日国际斗争的战场上能够长期站立得住。
然而到公相蔡京这里，他直接来了一次大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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