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亲信》连载以来，很多读者朋友对作者感了兴趣，想了解作者其人。我多年前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寻找诗人夏天》，发表在《民族文学》等刊物，完全是自传体。现在贴在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读一下，对我个人及我的民族，也就更加了解一点。
《寻找诗人夏天》
吴国恩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歌手父亲
―――题记
今天我要对你说的是我寻找诗人夏天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我非常重要，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有一段时间，寻找诗人夏天几乎成了我生活的全部内容。
你或许会认为我是诗人夏天的狂热崇拜者，其实不是。当然我得承认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我显然不是诗人夏天的崇拜者。因为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我惟一不喜欢的恰恰是诗歌。我读散文、评论，主要是读小说。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其实诗歌我也读过一些，那是被动地读。我记得我懂事以后的几十年来中国文坛上流行过许多诗人的诗歌，开始是**的古体诗，后来是郭沫若的口号诗，再后来是郭小川、柯岩的诗，接着是那个号称要拿诺贝尔文学奖的汪国真，再后来是北岛、徐志摩、戴望舒。你可能觉得奇怪，我为什么把徐志摩和戴望舒放在后面。你知道，大陆曾经有十多年的时间，连“爱情”两个字都变得很忌讳，徐志摩和戴望舒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才开始重新在大陆流行的。曾经有一段时间诗歌像流行病一样在中国大地上流行，有的省还出过诗歌大队、诗歌公社，《人民日报》正儿八经地刊登文章推介，说是诗歌大队的男女老幼都出口成章，句句押韵，而且格调高雅，充满了改天斗地的革命精神。我们那个地方还认认真真地办点推广过，乡亲们串门子必须用诗歌来拉家常，否则就是思想落后。大队长到支书家串门，他是一个大老粗，不会作诗，开口就问，你家吃饭了没有？支书随口便答，不仅吃呢还喝酒。支书老婆接着说，队长同志来一口？队长道，我家刚才吃过了，想借茅厕屙把屎。支书媳妇很伶俐，说，茅厕就在屋后头，当心有条抢屎狗，提防屁股咬一口，回家难见老婆子。可谓句句押韵，字字经典。
我有幸赶上那个诗歌年代，遗憾的是我从来都没有对现代诗歌产生过兴趣，因此我寻找诗人夏天的行动完全可以洗脱追星的嫌疑。我寻找诗人夏天主要是因为我的父亲，当然有两年是为了我，这个等会儿再说。
现在来说说我的父亲。
从我的署名上您知道我的族别了，我是苗族，我的父亲当然也是苗族。父亲叫吴志刚，又有一个名字叫延寿。如果按我们苗族的姓氏，父亲应该叫志刚?仡肖或延寿?仡肖，我的父亲是一个诗人，您可能从来没有读过他的诗，这不怪你，可父亲是一个诗人绝对一点儿不假，他在我们那里，一个叫苗河的地方非常有名，简直到了妇孺皆知的程度。父亲是一名歌手，这下你该明白了。歌手和巫师是苗族历史文化的传承者，是非常受人敬重的，歌手在苗乡受到的礼遇你是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有丰盛的宴会招待他，都会有崇拜者围着他，在我们那里，只有歌手和巫师才能享受到王者才会有的尊贵。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现在我来回忆我的父亲，好多事模糊不清。这不能怪我，因为对过世的亲人的回忆会使我有太多的伤感，为此父亲死后我就尽量去忘掉他，几年下来那些鲜活的记忆就蒙上了一层灰尘。我记忆中的歌手父亲永远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微眯着双眼，走在乡间弯弯曲曲的田埂上。父亲是从别人的婚礼上唱了三天三夜的歌，也喝了三天三夜的酒，然后提着主人赠送的礼品走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挎着一个绣花荷包，肩上扛着一把没有打开的雨伞，雨伞的末端挂着一刀主人赠送的长长的猪肉，猪肉的后面是一群对那肉垂涎不已、蓄谋已久的狗。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你可能一辈子没有见到过，父亲在前面高一脚矮一脚地走着，狗们紧紧地跟着他，一边狺狺地龇着牙相互吓唬，一边耐心地等待那个扛着肉的人什么时候倒下呼呼睡去，以便一拥而上把肉从他的手上抢走。有好多次，狗们果然就得逞了，父亲走不多远，睡意和醉意就逼得他睁不开眼，于是他在随便哪一垄田埂上躺倒下来，呼呼地进入了梦乡。等父亲醒来后，那挂在伞上的肉早已不翼而飞了，只剩下串肉用的稻草绳还紧紧地系在伞上。
这样的事儿发生了许多次，后来请我父亲唱歌的人就很少让我父亲一个人回来了，歌场散了之后，主人一般都要派一个年轻人把赠给歌手的礼物提前送回家来，通常是送礼物回来的年轻人到了家，而父亲还不见踪影。对于这种情况，我的母亲并不着急，因为二十多万人口的一个县，不认识县长的人很多，可不认识歌手的人却少，一般来说父亲躺倒在路边睡下之后，身边很快就会有人尽职尽责地守卫着他。这些好心人可能是在河边守鸭子的鸭客，也可能是正在打稻的农民，还有就是路边做瓦的瓦匠、过路的路人。他们会说，啊，巴江莎（歌师）醉倒啦，谁知道要睡到什么时候呢，得守着他啊。于是就有人心甘情愿地留下来，一边吸着烟一边守卫着父亲，一直要守到他醒过来。如果父亲醉得太厉害了，太阳落坡时还没有醒过来的意思，那守着的如果是一个老人，他就会非常随便地叫住一个过路的年轻人，嗨，小伙子，我们的巴江莎醉啦，你把他送回去。于是父亲就回来了。
父亲和夏天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认识的。说起我的歌手父亲与诗人夏天的相逢，多少有点儿离奇。诗人夏天来到我们那个叫野猫寨的苗寨是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夏天是作为一名社教工作队队员来到我们那个寨子的。事情的经过非常简单，父亲一如既往地醉倒在回家的路上，而诗人夏天恰巧就在那一天从公社下到我们村，夏天来到一个叫板栗坳的地方时，看到一个在树荫下呼呼大睡的年轻人（那时父亲只有三十多岁，而夏天只有二十多岁），夏天觉得奇怪的是年轻人的身边守卫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忠诚地守卫在我的父亲身边，用蒲扇轻轻地为我父亲驱赶着蚊子和爬上他脸的蚂蚁。老人注视着年轻歌手的目光慈祥而又敬重，这使得诗人夏天感到不可思议，于是他走了过去问，他怎么了？
他醉啦，老人说，也累啦，就像天上的雄鹰，他飞了一天，该找个岩包子休息一下。
他是谁啊，你儿子吗？
要是我有这样的儿子可就太好了，他是我们的歌手。老人说。交谈了一会儿后，老人就知道夏天要到我们寨子里去，于是老人就开口了，您就顺便把歌手送回家吧，天要晚了。夏天就同意了。诗人夏天搀扶着我的歌手父亲，一直把他送回了家，然后就把他忘了。
诗人夏天几天后才想起我的歌手父亲，那是因为在社教工作队组织的批斗大会上，我的歌手父亲第一个被押上台。父亲低垂着头，顺从地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父亲的旁边是全寨的其他几个“四类分子”。父亲是我们那个小寨“四类分子”的头儿，这个功劳应该归功于我的祖父。我的祖父在解放前靠贩卖牛皮发了财，买了上百亩的地，还没有耕上几年就解放了。祖父没有被批斗几次就郁郁而亡了，他的衣钵就理所当然地让父亲继承下来。我不知道诗人夏天看着我父亲在台上接受批斗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至今没有找到他，对他当时的心境不得而知。当晚夜深人静的时候夏天来到我家，我想夏天是为父亲担心，怕父亲想不开，准备来安慰一下我的父亲的。诗人夏天推开我家那用葛藤绑着的柴门，一眼就发现我的父亲正坐在煤油灯下写着他的歌，歌手边写边轻声地吟哦着，完全进入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没有发现有人走进来。那个情形令诗人非常感动，从那以后诗人夏天才真正相信“超然物外”这个成语。诗人夏天就那样静静地站在门边，渐渐地他也沉浸到父亲的吟哦中去了。随着那平缓的像小河一样静静流过的吟哦，夏天突然有了一种宗教般的虔诚的感觉，那种感觉像黑夜弥漫，像海水一样包围着他，他听到远古的河流那平静的、悠长的、回环不绝的水声潺潺地流进心里，泪水从他的眼中流了出来。
那一夜的际遇对于诗人夏天来说是重要的，我固执地这样认为。我说过我不喜欢诗歌，但因为父亲的缘故，我也曾千方百计地找来夏天的诗来阅读。我发现夏天的诗从风格上完全可以分为两半，一半激情昂扬，另一半则冷峻异常。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诗人的冷峻与我的歌手父亲有关，我想他是受到了我的歌手父亲超然的世界观的影响。
我寻找诗人夏天的行动大约是一九八八年开始付诸实施的，我说的是付诸实施，这与开始是两码事。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父亲突然对我说你去找夏天吧，父亲说着还给了我五十元钱。我从父亲的手上接过钱时发现父亲的眼里写满了悲哀。我当然完全能够读懂父亲的悲哀，我的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父亲的基因，我的血管里流动的是父亲的血。父亲在说你去找夏天吧的时候，说得很无奈也很决然。我当然也懂得父亲的无奈。一九六六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我从母亲的身体里分离出来的时候，我的父亲简直喜极欲泣。母亲后来对我说父亲当时张着双手在堂屋里转来转去，一副茫然无措的样子。父亲连连喊道，后继有人了后继有人了！然后冲进来把还没洗干净的我抱起来亲了又亲。母亲说我的两个姐姐出生时父亲不是这样，我明白母亲的意思，她认为父亲是嫌弃女儿，母亲为此到死也没有能够原谅父亲。只有我知道父亲，歌手是苗家代代相传的事业，当我还是母腹里的一个细胞的时候，父亲就企望着我像他一样能够成为一名歌手，我出生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还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了对我的培养，我是在父亲的歌声中长大的。在我四岁的时候，父亲就逐字逐句地教我背诵《迁徙歌》、《久巴久玛》等古歌，父亲把我抱在怀里，摇晃着身子，用一种低沉的、平静的曲调吟哦着，那曲调没有太多的起伏，像一条平静的河流缓缓流过，无始无终。七岁的时候，我已经对这些苗族古歌倒背如流了，可真正吸引我的不是那些深奥的歌词，而是父亲的声音，那种宗教般虔诚的、平静的、仿佛从天外传来的声音令我着迷，以至我现在一想起父亲，首先就会想到那歌来：
……
一帮代雄代夷代苏（苗族自称）
一群代穆代来代卡（苗族自称）
死要死在一起
活要活成一家
女的拖儿带女上来
男的卷被卷席上来
七宗一齐上移
七房一齐上迁
脚步越来越沉
道路越来越险
陆路马路难走
水路船路多滩
男的伐竹做排
女的撕裙做缆
呜呼呜呼越过山头
哦呵哦呵冲过险滩
啊吉哟呵
啊吉哟呵呵……
当然，后来我并没有像父亲企望的那样成为一名歌手，没有继承那份在苗乡里非常荣耀的衣钵。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苗乡开始时兴起了电影，后来又有了电视，那时我们那里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推推搡搡地向一个方向拥去，不用问，他们是到某一个寨子去赶电影，电影的出现使古老的苗歌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其实在这之前苗歌已经受过若干次的冲击，清朝乾隆年间，朝廷曾下过唱苗歌者视为煽动苗民造反而杀无赦的命令，文化大革命期间，苗歌也曾一度被看成“四旧”而被打下地狱，但哪一次都没有使这一古老的艺术寿终正寝。可是这一次苗歌是抗不过去了，我的歌手父亲亲眼目睹了他热爱的这门艺术一天一天衰落、惨淡，我无法想象他当时的心情。我想父亲那时的心情一定和今天诗人们面对诗歌衰落的心情差不多。父亲于是加紧了对我的培养。曾经有一段时间父亲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十六岁那年，我对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并不亚于今天我对文学的痴迷程度。那段时间，我和村里一个叫才有的半大小子一起，整天念念有词，背诵着苗歌的一些基本歌词，我们差不多会唱所有的古歌、闲歌、本歌，当然掌握得最多的还是情歌，因为我们那时已经情窦初开。不用说我进步得非常快，老人们说只要水口歌再磨炼一点儿，我就能够成为出色的歌手了，你一定注意到我在这里用的是“出色”两字。水口歌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临时发挥的基本技能，“水口”我想应该是“随口”的讹称，是随口便答的意思。当歌手唱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比出输赢的时候，水口歌就是最重要的了，你必须根据对方的歌当即唱出韵脚整齐且词意贴切的歌来，这叫还歌。那时我对苗歌的强烈兴趣还因为我的年龄，这一点你不必感到奇怪，苗歌和诗歌一样，当你情窦初开的时候你迷上了诗歌，这完全是一码事。在我们那里，一个年轻的歌手是非常能够吸引住女孩们的目光的，就像一段时间诗歌非常能够吸引女孩的目光一样。
这种对苗歌的强烈兴趣一直保持到我十六岁。十六岁那年，父亲给我创造了一次正式登上歌坛的机会，我的一个堂兄订婚了，要去女家过礼。这里又得饶舌一下，因为你可能不是苗族，你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感到陌生，我不饶舌你可能惶惑不解，甚至不知所云。过礼是我们苗族的一种礼节，当男女双方定情之后，男方要把礼送到女方家中，招待女方的亲戚六眷，宴席摆在女方家，这就是过礼。过礼时女方必定要请上她们的女歌师等着给男方一次杀威棒，因此对歌是必不可少的。那次过礼我们一方的歌手自然是我的父亲，我当然也去了，我给堂兄挑担。吃了夜饭以后，主人在堂屋和屋外坪场上燃起了几堆熊熊大火，两人抬的干树蔸堆起的火有一人多高。双方的歌手就在众人的簇拥下很威风地走过来，在火的两边坐下，对歌就开始了。从人们的议论中，我得知和父亲对歌的女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师，四十多岁的年纪。我和才有紧挨着我父亲坐了下来，学习对歌的一些技巧，当然也为了取得一点儿临场经验。父亲和那个女歌手唱到大约深夜十二点钟时，突然就停下了，我听到父亲清了一下喉咙说，鹞子飞不过雏鹰，老狼狠不过虎崽，对方歌师，听说你家的幼鹰练硬了翅膀，为什么还不放飞？女歌手答，鹞子飞不过雏鹰，从来英雄出少年，巴江莎，听说你家的少年英雄长成了，让孩子们见见世面吧。说完女歌师一闪身把她身后的女儿亮了出来，那情形就像武师亮出自己的一件兵器，父亲也把我给亮了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正式登上歌场，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唱得并不好，结结巴巴的，歌声也因为怯场而颤抖。不过有一点我没有因为惊慌而忽略了，我发现女歌师的女儿长得非常美丽，火把她的脸蛋照得像太阳一样艳丽，头上的银饰和她的眼睛一样闪闪发光。她的歌喉像百灵鸟一样清脆。我们一开唱歌场就热闹起来，人们为两个年轻的歌手喝彩不已。父亲和女歌师在我们唱了两轮歌后就退场了。
老人的退出令我们自由了不少，拘束感没有了。我们的对唱开始顺畅起来，而且俏皮了。好心的老年听众开始逐渐散去，对于这天晚上对唱的结果他们都知道，他们散去并不是因为我们唱得不好。而年轻的听众则心有灵犀，火渐渐熄灭了也没有人去加柴，都知道这场歌的最后是要唱到野外去，唱到山上去的。事实果然如此，我们唱着唱着就唱到野外去了，非常自然，我记不清我们之间是谁首先这样做，好像是我，又好像是她，就这样唱着唱着站起来，边走边唱，把歌场唱到山上去了。我们在寨子外的山上接着唱，一直唱到天亮还歇不下来。主人派人把宴席送到山上时我们还在唱，为了吃饭我们只好歇了手。那时我们的情形已经非常明显了，年轻的听众们早已成双捉对，而两名年轻的歌手也坐得非常之近了。
后来我和那个姑娘还唱了许多次歌，在与她的对歌中，我开始了我的青春之旅，当然我们之间也发生了许多罗曼蒂克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将在我的另一部小说《边走边唱》中说到。
正当我的歌手父亲为我开始登上歌场而倍感欣慰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逆转，我对苗歌的兴趣骤然减退了。原因可能是因为夏天，我不敢肯定是因为也可能是深埋在我心里的对文学的热爱，不能全怪夏天。我十八岁那年，诗人夏天离开我们偏僻的小寨已经很久了，有一天，我去买了一包锅巴盐，回来时在包盐的报纸上读到了夏天写的一首小诗，好像是写我们的小寨的。我对着报纸呆愣了好久，突然对父亲说，我要读书。那时我辍学已经三年了，我重提读书之事使父亲大吃一惊，但父亲还是答应了。父亲说好吧，好歌手也要文化。可是我心里却对自己说我不想当歌手了。我之所以没有说出来是怕父亲伤心。
我考取了县农民中专学校，那是一九八一年。那是一座设施相当好的学校，它的前身是湘潭大学湘西分校，这所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这很对我的胃口，三年中我像一个饿极了的人那样读完了图书馆里的所有文学书籍，我说全部读完绝不是夸大其辞。这种不要命的阅读使我越来越偏离父亲给我铺就的歌手之路，我对苗歌的狂热被文学取代了。
我狂热地迷上了文学使父亲非常伤心，父亲知道我迷上文学是在我毕业之后，我毕业后回到偏僻的小寨，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民，遗憾的是我没有成为学校所希望的那种新型农民，我对农作物病理病害一窍不通，不会区分大螟和三化螟，甚至连稗子稻子都分不清。我回来时父亲非常高兴，一方面他认为繁重的农活儿可以分一半给我了，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认为我现在可以安心地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了。是大量的退稿信粉碎了父亲的梦想，父亲一下子沉默了，父亲的沉默表明他很失望。父亲和我谈了几次，见我不愿回头，就把希望寄托在才有的身上，把才有作为他的歌手传人来培养，可是父亲再一次失败了，才有出了师后他的歌声受到了姑娘们的青睐，才有依靠自己的歌喉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做妻子，然后安心地成了一个顾家的丈夫，再也没唱过歌。
那段时间父亲的头发白得非常快，但父亲最后还是接受了事实，所以父亲才对我说，你去找夏天吧。为了父亲的这句话我终身都会感激他，我知道父亲是在深深地压抑自己的心痛对我说那句话。那段日子里，诗人夏天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梦，一种寄托，抑或是一种象征。这很可笑，因为中国的诗人有那么多，夏天之所以在我的心里占有那么多的位置，除了父亲的缘故，大约是他离我最近罢了。其实我并不认识夏天，在我记事的时候夏天就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小寨。我所知道的夏天完全是由于父亲的叙述。父亲的一句你去找夏天吧让诗人夏天一下子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这时我才想起原来诗人夏天是一个人，一个我可以找到并可能给我帮助的活生生的人。
具有诗人气质的父亲在这一点上远比我现实，父亲说，你既然迷上了投稿，你就去找夏天吧，他是一个诗人，他会帮助你的。但我并没有立即就去寻找诗人夏天，那时我非常骄傲，我不想让自己的成功因为沾别人的光而降低了品位。我没有去寻找诗人夏天，而是每天晚上在农活儿做完后点上煤油灯通宵达旦地写我的所谓小说，我不知道自己写了多少，我想这个数量决不能用百万字为单位来衡量，这么说吧，我找到了我所能找到的全部纸张，包括火柴的包装纸，然后把我所能编的故事全部编出来，然后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装进信封投出去。遗憾的是我写作的速度远没有杂志社退稿的速度快，退稿信在我的床头码得有半人高，常常在我睡下时倒下来把我从头到脚全部埋住。
这样过了几年，我好像从来没有泄气过，我发觉自己即将泄气的时候就和父亲谈起诗人夏天，关于夏天与父亲的一鳞半爪的故事就是这样得来的。每次我和父亲谈起诗人夏天后我就觉得信心十足，像一个打足了气的皮球，轻轻一碰就能弹起老高。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回到夏天第一次来我家的那个晚上，父亲沉醉在自己的创作中，丝毫没有发现诗人夏天的到来，直到父亲的创作告一段落，猛抬头才发现夏天站在他的前面。父亲后来对我说，那是一个清瘦的青年，白皙、沉静，年轻人的眼里含着泪水。我完全相信夏天眼里含着泪水这个细节，我想这是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的沟通，是先进的中心文化对古朴的、即将隐退的边缘民族文化的崇敬抑或说是膜拜。这样的事情常常发生，比如我们生活在打击乐、摇滚乐的时代，但古老的编钟也常常令我们热泪盈眶……
接下来我父亲拿出了酒，一种名叫苞谷烧其实是用茯苓烤制的烈性酒，两个不同民族的诗人就对酌起来，他们没有太多的交谈，或许他们之间根本就不需要用语言交谈，他们你一碗我一碗地吃得大醉。
父亲说从那以后诗人夏天就成了我家的常客，当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他们之间的默契。工作队进驻我们那个小寨后父亲就不再唱歌了，因为苗歌和巫术一样成了“四旧”，成了封建残余，那是一个非常激进也非常敏感的年代。父亲被剥夺唱歌的权利后并没有中断他的创作，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的苗歌，有的歌后来成了经典性的作品，直到今天，当老人们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就会唱上一两首他那时创作的歌。父亲那时创作的歌流传最广的是一组叫《老歌》的，那是一组有七首的长歌，表达了父亲对人生的悲剧性思考，主要是对人生短促、老之将至的一种悲叹，用文学评论的说法这组歌是非常晦色而且消极的，然而正是那份能融化人心的悲情使父亲的那组苗歌有了长久的生命力，至今被人们传唱不止。无疑，这些歌当时也影响了诗人夏天，夏天的诗人气质决定他必然要受到父亲的歌的影响，虽然他不懂得苗语。父亲说从那以后夏天就不再热衷于那场由伟大领袖发动起来的运动，而他的口号诗也越来越少了。
我想诗人夏天的感动决不仅仅是因为父亲的歌，父亲对于苗歌艺术的那份献身精神和对人生的豁达态度也一定会令诗人动容。父亲唱歌，没有任何的功利性，他唱歌，在社会禁止他唱的时候唱，既不是藉以表达自己的愤懑，也不是为唱反调，他只是为了唱歌而唱歌。后来父亲因此被关到牢里，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也唱了三年的歌，当然那时诗人夏天已经离开我们的小寨了。
诗人夏天和我的歌手父亲的那份情谊后来被别人发现了，工作队对夏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他阶级界线没有划清，从那以后他们的深夜对酌不得不停止下来，夏天被迫换了一户革命警惕性更高的住户，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监视。队里给我父亲的处罚更为严厉，出工时派给他最重的农活儿，收工后又勒令他给工作队打柴。可是父亲仍然唱歌，出工时唱，收工时唱，劳动时也唱。在父亲那里，诗歌又回到了它的本源，成了劳动时的吟唱。
我对父亲劳动中唱歌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找父亲，父亲正在犁田，我是寻着他的歌声找到他的，我发现我的歌手父亲其实不是在犁田而是在唱歌，犁田反倒成了唱歌的附属，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动作。父亲跟在牛的后面，不急不徐地吟唱着，犁铧深深地插入田里，掀起浪花一样黑色的泥来，牛走到田坎边了，父亲的歌还没有完，于是牛站住了，等他把歌唱完。一段歌词唱完了，父亲开始了另一段的开头，那是一声长长的、悠扬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调子，这时牛开始自动转弯，往回接着犁。可是牛转过身后，父亲的调子还没完，牛只得再等着，把头转过去用红红的大眼睛盯着父亲，仿佛问你唱好了吗？唱好了我可拉啦。父亲扶着犁，好不容易唱完了，才拖着声音道，走―――牛才开始拉了，而父亲的第二轮歌词也唱了起来。因此父亲的劳动效率可想而知了，别人犁一天就能完成的，父亲要犁上三天！
据我所知，父亲与诗人夏天曾经有过唱和，这是后来父亲告诉我的。父亲说夏天曾经写了一首小诗给他，他用苗歌回了一首。夏天不懂得苗语，父亲就口头翻译给他听。说起这件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很老了，父亲六十岁以后就非常怀旧，经常沉浸在回忆之中。父亲说夏天是个真正的诗人，如果他是一个歌手，他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父亲说这话时我正在他的身边打点行装，准备踏上寻找诗人夏天的旅途，那是一九八八年的初夏，我已经二十二岁了。二十二岁那年，我登记的退稿信已经有千件之多，开始对自己是否具备创作天赋产生怀疑，而且我连用于写作的煤油和稿纸、信封都买不起了。有一段时间我开始尝试放弃，我把钢笔折断扔进厕所，把退稿堆在屋前的坪场里，正当我划着火柴把其中一封点燃的时候，父亲突然出现了，默默地把火打熄，拾起我的退稿，把它们很珍贵地锁进家里惟一的大木柜里。然后父亲把我叫到他跟前，再次和我说起诗人夏天。可是这一次谈起诗人夏天并没有能够使我鼓起勇气来，我抱着头蹲在坪场上，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是失败了。父亲打了我一记耳光，父亲说我唱歌是为了我自己，因为不唱歌我就像死去一样。你写小说是为了什么呢？我愣了一会儿，我不知道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平心而论我写小说的最初动机实在大可质疑，说白了我想被别人尤其是被女孩子们崇拜，那时候作家是受人崇拜的人物。父亲见我不答应就接着说，一个人一辈子总得做一件什么，就这样。
我并没有立即振作起来，我心情沮丧，颓唐之极，每天天一黑下来我就出门到外面去转悠，找姑娘们开心，我只要往山上走，在月光下随意走去，耳朵留意捕捉着歌声，我就能够找到姑娘们，从来不会错过。然后我随声而去，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放声歌唱，我一开口就能把她们吸引过来，我曾经说过我有一副相当好的歌喉，而且我差不多就是一个歌手了，这一点我非常自信。接着我就选中一个漂亮姑娘，和她对歌，在山上流连到天亮，然后回家睡白日觉。
我一生中的荒唐事儿大约都集中在那一段时间。
为了谋生，我又曾经自作主张地跟着一个名叫光荣的堂兄做了两年的瓦匠，在炎炎烈日下炼泥，把泥糊在一个穿了瓦衣的桶子上，用木板拍拍熨熨，在太阳下晒干，就成了瓦坯。奇怪的是我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什么都写不出来，而当我成为一个瓦匠的时候，各种故事、灵感却潮水一般地涌来，从而注定我成不了一个合格的瓦匠。于是我又拾起笔来开始写，白天做瓦，晚上在煤油灯下写小说，又开始把稿件向四面八方投，再从四面八方退回到我的手里。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再次说，你去找夏天吧。而我也真的决定去寻找诗人夏天了。我开始寻找诗人夏天的旅程，除了父亲的原因外，就是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做瓦坯子了，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可以放心上路，不必再为自己旅途上的生活发愁。我告别父亲，背着简单的行李，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床旧棉絮、一个瓦桶和一大卷稿子上路了。和我一起出去的还有我们寨子的几个年轻人，他们不是去寻找诗人夏天，他们不读诗更不作诗，他们出去是为了找钱。我们到了镇上，搭班车到了湘西州府吉首，父亲告诉我诗人夏天在州群众艺术馆工作，我记住了。可是我并没有立即就去寻找诗人夏天，我身上的钱买了车票后就已经没有了，我必须先找钱，钱远比诗人重要。那时的吉首市郊公路两边密密麻麻地铺满了麻阳人的瓦匠摊子，我们就在瓦匠铺给麻阳老板做坯，烧瓦时给别人上窑、烧煤、下窑，晚上就睡在瓦窑里。两个月后我领到了两百多块钱的工钱，我认为我寻找诗人夏天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于是我跑到邮局给自己买了三十元邮票，然后买了三十元的礼物，带着我的拙作往州群艺馆跑。我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想象着诗人夏天的模样，我想我一定是见过他的，只不过那时我很小罢了。
我来到州群艺馆的时候正是下午上班的时候，我正要闯进去，门卫立即从传达室里冲了出来，喂，干什么的？我说我找一个人。找谁？诗人夏天。你是干什么的？我噎住了，我是干什么的呢？我愣住了，农民，我没有真心真意做过一天农活儿；手艺人？我还没有出师；作家？我除了一人高的退稿之外没有一个铅字发表。应该说我犹犹豫豫的样子非常可疑，我蓬头垢面，骨瘦如柴，而且目光萎缩，游移不定。门卫紧紧地盯着我，仿佛要把我的五脏六腑看穿，那是一个非常称职的门卫，从他的目光中完全可以知道。在他的目光下，我像阳光下的雪人逐渐萎缩、融化，我僵了一会儿，就极不光彩地逃走了。
我的寻找诗人夏天的行动就这样宣告夭折了，虽然后来我还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在群众艺术馆的门口游移几个小时，然后又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再后来我放弃了这种寻找，原因是我的伙伴们把企图拒付我们工资的麻阳老板的腿打断了，我们两手空空地逃了出来，不分昼夜地逃回家乡。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到过吉首市。父亲也没有问我是否找到诗人夏天，这使我非常感激。父亲说既然你回来了，就安心当一名歌手吧。
父亲又一次说安心当一名歌手吧的那时，我甚至有点儿怨恨他了，我觉得父亲对我没有找到诗人夏天有点儿幸灾乐祸，他大概想我只能当一名歌手了。虽然这样，我还是拿起了父亲的歌本，不是我想成为歌手，而是孤寂的心需要歌的滋润和安慰。我像父亲一样吟哦，沉浸在我的民族无休无止的苦难的迁徙中。那是一段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沉浸在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终日愁眉不展。我已经不再下地劳动，整天睡在床上，浑浑噩噩，我想我完了，我注定成不了一名作家，也成不了一个歌手，连一个农民都当不了。我的歌手父亲表现出了父亲所有的宽容和大度，他和我说话时小心翼翼，生怕刺激了我。我在自己的房里睡了足足一个星期后，心情轻松多了，我爬起床，决定到地里去帮上父亲一把，我拉开门，突然发现父亲就站在我的门前。我吓了一跳，因为父亲的眼里含着泪。
对不起，爸爸。我说，我突然觉得自己欠父亲的太多太多，负疚感像蛇一样咬噬我的心。
不是，孩子，不是……父亲语无伦次地说，举起手来。那一瞬间，我像受到电击一般呆立着。父亲的手里拿着一个黄色的大信封，显然父亲已经看到了里面的东西。我从父亲的手里接过信封，把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杂志抽出来，我翻开杂志，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
孩子，你熬到头啦。父亲叹息一样地说，我却什么都不说，转身回到房里，继续睡自己的觉。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只有睡觉，那是我天天做的事儿，于是我睡下了。我一觉睡到天黑才爬起来再次翻开那本杂志，找到自己的小说，像读别人的小说那样读起来，小说配有很大的题图，小说的标题也是很好看的书法。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再激动，我非常平静地读完它，然后把它锁进了木柜。我知道，我不用去寻找诗人夏天了。
可是我并不像父亲所断言的那样熬到头了，在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后，我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两年时间我只在州里的内部杂志上发表一两篇小说。再后来，我开始学写一点儿通讯，这倒非常容易，我只用一年的时间就使自己名声大振，并且获得了十多个新闻奖。接着，我被招聘到政府部门工作。
我和父亲关于诗人夏天的谈话越来越少了，父亲也一天一天地老下去。请父亲去唱歌的也越来越少，父亲变得非常落寞。我尽量避开与父亲谈论诗人夏天，我想这种谈论会衬出苗歌的惨淡，引出父亲的伤感。其实诗歌的惨淡远远甚于苗歌，这一点我知道，当我的名字开始成为铅字后，文学的光环就开始消失，而这当中最惨的莫过于诗歌，但父亲不知道。父亲六十七岁的时候，终于有一家人请他去唱了一堂歌，那是好多年没有了的一堂大歌，唱了三天三夜，而且女歌手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师。父亲坚持唱完了最后一段歌词，突然歪倒在凳子上，再也没有站起来，父亲中风了。
父亲中风后半身瘫痪，而且伴有失语。后来的三年时间父亲只能坐在我为他特别制作的凳子上，这把凳子的后面和两边加上了围栏，使父亲坐着时不至于朝瘫痪的一方倾倒下去。父亲以一种异常可笑的姿态坐着，嘴里嘟嘟嚷嚷，直愣的目光散漫而又空洞，没有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有我知道，父亲在唱歌，父亲是一个歌手，即使在他中风失语后，他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歌手的职责是永远歌唱，一生歌唱。
三年后父亲就死了，父亲死的那天正是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按照我们那儿的说法，没有过完十五春节就不算完，因此父亲的死应该说是在春节期间。奇怪的是正月初七是父亲的生日，如果过了当天晚上十二点，父亲就足足满了七十一岁，可是父亲已经等不到了。那天从清晨开始我和妻子就张罗着为父亲过一个寿，因此我并没有呆在父亲的身边，父亲在他的房间里躺着，他的身边放着一个录音机，放着他以前歌唱时的录音，父亲的歌声小河一样在房间里流淌。我们把需要张罗的宴席张罗完，然后打电话给在县财政局工作的姐姐姐夫，叫他们过来给父亲祝寿。然后我走进父亲的房间，我发觉父亲已经不行了，父亲已经处于弥留状态。“弥留”这个词真的非常贴切，它表达了行将告别人世的一种留恋，我的父亲就是那样，他的左手抱着他往常用的歌本，眼睛却大睁着，嘴唇微微翕动，呼吸已经非常微弱。我俯下身去，父亲把最后一口气呼在我的脸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我埋葬了父亲，我依照苗族的习俗把父亲埋在高高的山上，那是一个放声歌唱的好地方，歌声可以传得很远。埋葬了父亲之后，我一直回想着父亲呼在我脸上的那最后一口气，我想父亲一定是想对我说一句什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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