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湖广很多地区连年受灾，加上地主阶级的残酷盘剥和地方官僚的敲诈勒索，使土地与粮食的价格猛增。当地百姓难以生存，纷纷流徙四川、云贵，以求生路。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的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个秀才。他的家乡正是这样一个被灾地区。他家仅有少量薄地，生活相当拮据。曾静本人考场失意，仕途无望，其地位和环境使他对清王朝产生不满，以致发出“土地尽为富户所有，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大义觉迷录》)的呼声。其时浙江诸生吕留良评论时事的文章流传到湖南，曾静读后，对吕文所提“华夷之别”与“井田封建论”十分赞赏，以为这正是世道衰敝的原因所在。他认为，满族统治者为夷，夷人入主中原，破坏了汉民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所以才发生民不聊生的问题。如果驱逐满族，恢复商周时期的井田制，则可以家家有地种，人人有饭吃。这种认识反映了当时一些无出路的封建文人的思想。如果曾静仅仅将这些思想传授给学生在那闭塞落后的永兴县是不会发生什么大问题的。事情的发生往往是各种因素的巧合。雍正五年间，曾静偶尔听到新皇帝的若干谣传，他原有的思想基础，使他以假为真，铤而走险，派学生张熙前往陕西，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因此才发生胤?颁发《大义觉迷录》这出闹剧。
有关胤?的谣言，原出自允?党羽之口。胤?在处理了允?、允?等人后，曾陆续将参与他们活动的太监、心腹发配广西、云贵。雍正五年春夏之交，发往广西的耿精忠之孙耿桑格、耿六格及太监吴守义、霍成、马守柱等人路经湖南衡阳，他们“沿途称冤，逢人讪谤。解送之兵役，住宿之店家等，皆共闻之。凡遇村店城市，高声呼招：‘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又云：‘只好问我们的罪，岂能封我们的口!”’(《大义觉迷录》)有关皇帝的新闻本来就足以蛊惑人心，何况它们又来自京城要犯之口，这就更容易使地方百姓轻信。这些要犯成了谣言传播器，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随将允?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他妃嫔都留于宫中”(《大义觉迷录》)等谣言，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国。曾静家在离永兴县一百多里的偏僻乡间，平时闭门读书，极少远游，也竞先后从不同的三人口中听说这些传闻。他与一般人一样，听后信以为真，认定胤?是一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暴君。对于这样的暴君，老百姓虽痛恨万分，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幻想朝中能有一个为民请命的大臣与暴君抗衡。传谣者根据自己的爱憎，对有关胤?的新闻进行随意发挥创造，竞编造出川陕总督岳钟琪三次上疏指摘皇帝的故事。这故事经往返湘蜀的商人之口，从四川传到湖南。曾静听说后，再次信以为真，而且毫无根据地加以想象。他异想天开地认为，岳钟琪是宋朝岳飞的后裔，其敢于为民请命，乃是站在祖宗的立场上，与夷人对抗的一种表现。如果岳钟琪能起兵反清，则井田封建的旧制就可恢复，百姓就可过上温饱的日子。这种荒唐的念头驱使曾静给岳钟琪写了一篇《知新录》，并派张熙化名张倬前去西安川陕。总督府投书。
岳钟琪是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官至奋威将军、川陕总督，爵位三等公。这样一个清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从来就没有起兵反清的可能性。张熙携《知新录》到西安后，很快得知所谓岳钟琪三次上疏为民请命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他本想就此作罢，但又觉得万里迢迢来一趟不容易，不试一下就返回未免冤枉，于是他在总督府拦轿呈书。岳钟琪读《知新录》后，惊骇万分。书中对清王朝、雍正帝的种种攻击，以及视清为金裔，视岳钟琪为岳飞后人，鼓动岳起兵反清以复金宋之仇的说法，足以构成祸及家族的大逆罪。出于效忠清廷及。洗清自己的心情，岳钟琪下令立即将张熙逮捕，严刑拷问。然而张熙宁死不招，岳无奈，只好设计，假装与张熙共同对天起誓，诱骗张熙说出真情。很快，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犯，包括曾静和吕留良的子孙及学生严鸿逵等，被全部捉拿归案。
曾静投书案给胤?带来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即位后的五六年里，除了着力清除允?、年、隆等新贵与旧反对势力外，主要采取了。整顿吏治、清理国帑等重要措施。这样做一方面当然出于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也想通过这些措施，使自己成为一个爱民如子的仁君，以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使皇权进一步得到巩固。胤?万没料到，在自己即位六年以后，在允?、允?已死，允?、允礻我被监禁的情况下，民问竞还会出现这种肆意攻击、诽谤皇帝的事情。这至少反映了三个问题：一，允?及其党羽的能量不可低估，他们敢于对呈帝进行一系列人身攻击，说明皇权还远没有达到康熙时期那样稳固。二，清入关后，民间进行反清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华夷之别”，在一部分文人士子中还颇有市场。它对胤?手中的皇权，以至整清王朝都是一种蔑视与威胁。三，谣言遍及直隶、山西、湖广各省，却没有一个官员上报，足见这些地方官员的玩忽职守。这不能不引起胤?的高度重视。
如何处理此案，胤?是颇费一番苦心的。上述三个问题中，最核心的是谣言问题。胤?是谣言攻击的中心人物，不解决谣言中列举的诸条罪状，他将永远会有篡位之嫌，并直接影响到皇权的稳固。但是，曾静一案涉及的人数有限，即使把已死数十年的吕留良碎尸万段，把曾静满门抄斩，也无法清除允?党羽在各地散布的流言。这显然不是上策。胤?对谣言的态度，历来是及时予以驳斥，从不听之任之。但过去谣言止于“凌逼诸弟”之类，还从未听到过“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一类的说法。而且，胤?过去反驳谣言，洗清自己的范围，也止限于朝中大臣，从未就此向全国颁发告示。现在既然流言遍及全国，胤?就要在全国范围内肃清流毒。这样，曾静一案对胤?来说，坏事变成了好事。他可以利用此案大做文章，把数年来与允?等人的斗争公布于众，既洗清了自己，又进一步清算了政敌。对这一点，胤?说得很清楚：“阿其那、塞思黑，实万死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如此，目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察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人告。朕在九重大内，何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析开示，使天F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神明驱使曾静，自行投首于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塞思黑等之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处。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之苦衷矣。此朕不幸中之大幸，非人力之所能为者。即此则曾静不为尢功，即其可以宽其诛矣。”(《大义觉迷录》)
基于这一立场，胤?下令将曾静、张熙特赦。理由是：“朕治天卜不以自喜而赏一人，不以私怒而罚一人。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跃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大义觉迷录》)但提倡华夷之别”论的吕留良却被开棺鞭尸，其子孙和学生也都被株连下狱。湖南巡抚王国栋因对流言无所警惕，没有上报，也被革职。接着，胤?下令将自己对此案的屡次上谕及审讯曾、张二人的口供，集为《大义觉迷录》一书，广为刊印，以示天下。
《大义觉迷录》的中心，是胤?就允?等人给自己强加的“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罪名进行辩驳，以向全国百姓说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阐明允?党羽散布的流言是很荒谬的。其中关于胤?即位是否合法这一点，前文已做分析，这里不再赘述，而“弑兄”一罪，由于与事实完全不符，则从反面证明了流言的不足为信胤?为皇四子，其长兄允?因参与允?争夺储位的活动，康熙四十七年就落了监禁的下场；二哥废皇太子允?，直到玄烨死时，还被监禁在狱。这两个人早被玄烨排除于立储范围之外，无权无势，对胤?的即位无法构成威胁。胤?若加害于他们，对自己有害无利。因此，他是不可能去“弑”允?、允?的。事实也是如此。胤?即位后，为表现自己虚怀若谷，特封允?之子弘晰为理郡王。允?死于雍正二年，病时胤?还派良医为他治疗，死前在西苑五龙亭为他设皇舆，死后又追封他为亲王，以求赢得舆论的同情。而允?在曾静案发时还活在世上，雍正十二年死时，胤?命以固山贝子礼厚葬。三哥允祉，康熙末年一度是胤?的潜在对手。但他为人本分，也没有参与允?、允?等人的夺储活动。胤?即使想杀允祉，在允?集团尚未肃清时也时机未到，允祉获罪是在雍正六年六月，十年才死于禁所。当允?党羽散布流言时，允祉还为赫赫亲王。“弑兄”一罪显然是出于对胤?的一成见而捏造的。
对允?等人的处理即“屠弟”一说，胤?直言不讳，且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人君行仁政不能存妇孺之见，首要的是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固，“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率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总之，人君不幸遇此事，若见之既真，知之既确，则当权其利害之轻重，毅然决断。勿存小不忍之见，顾己身之誉以贻祸患于无穷”。
胤?在逐步反驳曾静，为自己辩解后，又命将此书“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从之后发展情况看，这一措施，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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