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情缘-第一三一章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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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三一章春秋

作者：何凌霄更新：2017-12-19 12:26 字数：27109

春秋

百科名片

春秋指的是春季和秋季。在历史上《春秋》是儒家五经之一，是孔子据鲁国史书《鲁春秋》修订的，借由记载各诸侯国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由此，春秋一词又被用作指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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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释义

春秋时代

历史大事

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

艺术

科技

哲学思想

政治学家

主要诸侯国

史书《春秋》

简介

品读方法

作品性质

写作动机

相关作品

专辑《春秋》

乐队名

歌曲《春秋》

书籍

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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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释义

1、在古代是以农耕为主的时代，一年中春秋是重要的两个季节，春种秋收，以春秋做为一年最重要的交替，所以春秋就是一年的代称。因此《春秋》的字面意思就是历史。也泛指岁月和光阴。一说在古代怀疑最初没有四季而只有春秋，故在古书中“一春秋”指一年。

2、泛指历史：甘洒热血写春秋。

3、时代名。因鲁国编年史《春秋》得名。一般指前77o年~前476年这个时期。

4、儒家经典之一。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由孔子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记载自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史事，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5、古代史书的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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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

中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经编了一部记载当时鲁国历史的史书名叫《春秋》，而这部史书中记载的时间跨度与构成一个历史阶段的春秋时代大体相当，所以后人就将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春秋时期，指的是从公元前77o年到公元前476年，基本上是东周的前半期。

东周一开始，周王朝就走了下坡路，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仍。小的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在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原因是各国都被战争搞得十分疲惫，需要休整，于是通过公元前５４6年由1４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可是，这期间在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霸权之争。春秋时代的中后期，随着牛耕的普及和铁制农具的应用，经济有了展，出现了私田的开和井田制的瓦解这一深刻的社会变化。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公元前４５３年晋国出现了韩、赵、魏三家大户，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前77o年~前476年（另一说，前77o年~前4o3年），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代。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o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历史大事

周平王迁都

公元前77o年，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迁至洛邑。因洛邑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o～公元前221年）。

周室衰微

平王东迁以后，周室渐渐衰落，先平王的外祖父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幽王，申侯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最后平王东迁，使周室只有一小块小地盘，周王室因而衰微，周桓王十二年（前7o8年），由于边境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军讨伐郑国，郑庄公不仅敢于领兵抗拒，而且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了周王的肩膀。说明周王的地位已经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名义罢了。郑庄公带兵东征西讨，小霸中原。

齐桓公称霸

前685年，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整顿国政，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终于在周僖王三年（前679年）成为霸主。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以优势兵力迫使楚国服从他，订立了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自此，齐桓公建立了霸主会盟的制度。

宋楚之争

齐桓公死后，竖刁、易牙等为乱，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楚成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以拥立齐孝公、平定齐乱之功，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威望不足，反而见辱于楚。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国称雄一时，楚成王成为了有其实而无其名的霸主。

晋文公制霸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宠信爱姬，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晋襄公接霸

晋文公死后，其子晋襄公继位，成为新一任晋国的国君及诸侯的霸主。前628年，秦穆公趁文公新丧，派军伐郑。晋襄公遣军在崤之战中打败秦国，俘秦国三将。之后，秦国屡次攻晋。仍然无法打破晋国的战略封锁，晋襄公坐稳了霸主之位。

秦穆公称霸西戎

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谋求向东方展，被晋所阻。崤之战、彭衙之战，秦军皆大败。秦穆公果断的调整国策，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楚国问鼎中原

楚国在城濮之战后，韬光养晦，向东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为强大，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今河南武陟东南），大胜。不久又进兵围宋，晋人不敢去救，于是中原各小国纷纷归向于楚，楚人称霸中原。

晋楚拉锯

在前591年楚庄王死后，楚国霸业渐衰。晋国经历晋景公、晋厉公两代经营，渐渐越楚国。晋国在前589年的鞍之战与前578年的麻隧之战中，分别打败齐国与秦国，国势复振。后来晋楚两国再度爆第三次巨战——鄢陵之战，晋国以获胜收场，楚国霸权受到更为严重的削弱。但不久晋国生内乱，晋厉公被弑。这一阶段，晋楚实力大体相当，形成中原拉锯战。

晋悼公复霸

晋厉公死后，晋悼公继位，对内改革政治，任贤用能，驾驭群臣，对外联宋纳吴，慑秦挟齐，三分晋军，争郑疲楚，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压倒性强过楚国，中原诸侯皆附晋，晋悼公八年之内九合诸侯。晋国霸业复兴。楚国迫于晋国的再度强盛，不得不放弃对中原霸权的争夺。

弭兵会盟

晋悼公死后，君权再度下移，晋国六卿专擅国政，兴于内耗，意与楚国和盟。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

吴越雄霸东南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o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三家分晋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o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o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政治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经济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为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展，同时也为手工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展。

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展。诸侯们不得不6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o年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o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三足羊鼎

艺术

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科技

《墨子》一书记述了类似秤的杠杆原理。这是最早的杠杆原理理论。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展。

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春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但适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哲学思想

中华思想文化的源泉是《易》。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易经》，有很长的形成和展过程。被后人称为河图、洛书的东西，是烧灼卜骨的表现，是远古先民在长期生活和占卜的实践中感悟出的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串连、互相渗透的反映。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而画为八卦，将天地间万物的现象都包括于其中，这是原始的易。后来，据说经过周文王的悉心钻研，将其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有了卦辞、爻辞，人称《周易》。它以简单的图像和数字，以阴和阳的对立变化，来阐述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显示成千上万直至无穷的数字，具有以少示多，以简示繁，充满变化的特点。其所以称为“易”，郑玄解释有三义：一是简，二是变易，三是不易。就是讲万物之理有变有不变，现象在不断变化，而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又具不会变的，这就从客观世界的辩证展中抽象出了理论上十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旧说到春秋后期，孔子对《周易》进行解释和论说，完成十翼，即《易传》。这样，《周易》就展成为一部内容博大精深的阐述宇宙变化的哲学著华文明学术的起源很早，但是到了春秋时代才展起来。这时的学术思想，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大黄金时代。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政治学家

儒家：孔子、孟子、荀子；主要思想：“仁政”“民贵君轻”，反对兼并战。

墨家：墨子，主要思想：“人定胜天”。

主要诸侯国

东周前期又称春秋（前77o年－前4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全国性大分裂形成的时期。史家一般以“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的结束和战国时代的开始。公元前77o年平王东迁，建立了东周王朝。但此时周已衰弱到了极点，统治范围方圆不足六百里，各诸侯国纷纷割据称雄，不再朝见周王，其统率诸侯的权利也是名存实亡。此间，全国共分为一百四十多个大小诸侯国，而其中以楚国、齐国、晋国、吴国、越国、秦国为大。

楚国

楚国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的一个国家，它在周初曾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后得到周的封号，居楚地丹阳（今湖北姊归县）。春秋初期，楚国日益强大。前7o4年，楚君熊通自号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生一些战事。通过战争，楚国先后吞并了四十五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并逐步成为春秋前期中国南方的主要强国之一。

齐国

齐国的祖先是周文王的谋臣姜尚之族，姜尚因助周灭商有功被封为齐侯，同时周统治者赐予齐国一种特权——可以讨伐有罪的诸侯，凭借这项特权，齐国在西周时期已展成为东方的大国。春秋年间，齐国出现了一位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桓公。他依靠谋士管仲整顿国政，设各种官吏，各司其职，并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此十五乡即为农乡，乡中之人在和平时专心务农，战时当兵。如此几年之间，齐国国富民强，到公元前679年，齐国已称霸北方。后来，齐国又于前567年消灭了东夷大国——莱，使之土地扩大了一倍以上，成为真正数一数二的大国。

晋国

晋国原处于戎狄游牧地区，东周初期，晋献公（前676年－前651年）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开始了晋国的霸业。晋国先后消灭霍、耿、魏、虞、虢等一些北方小诸侯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前六三六年，献公之子重耳即位，他曾被献公放逐十九年之久。在这十九年之中，重耳周游列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故而他回国后便立即着手整顿政事，他与大臣们君臣一心，先后两次率晋、秦、宋、齐四国联军南击楚国，占领了南方的大片领土。晋军南征促使华夏文明进一步流传到长江以南地区，加快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步伐。到了春秋后期，晋国的统治出现危机，并最终分裂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的诸侯国家，史称“三家分晋”。

吴国

吴国是春秋中前期展起来的新兴诸侯国家，它本是楚国的属国，但随着后来的强大逐渐脱离了楚国的统治。前5o6年，吴国大举进攻楚国。在战争中，吴国五战五捷攻破了楚国两百年经营的都城成郢（今湖北江陵），掠去大量的物资。这场吴楚大战是春秋时期的第一大战事，战争的结果使楚国受到空前的创伤，而吴国则渐渐取代了楚国的位置成为南方大国。

越国

越国与吴国相同，都是楚的属国，但越的兴起比吴还要晚一些，直至允常执政时期，越主才始称为王。在此之后，越王在楚的旧臣文种和范蠡的协助下，击退来犯的吴国。后吴王夫差任用伍子胥为将，大胜越国，使之臣服。但越王勾践并不甘心失败，他住于薪柴之中，并每日尝一次苦胆，以示不忘国仇。经过几年的准备，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成为继吴之后的又一个南方大国。

秦国

在几大强国中，秦国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秦成为春秋时期展最快的国家。在秦穆公执政期间，曾任用谋臣百里奚，使秦国强盛一时。但秦国地处中原之西北，与戎狄、羌等北方诸族混居，故华夏诸侯一直以秦为戎狄国，禁止其会盟中原，而这却给了秦一个良好的展机会，到后来战国时期，秦才能以强大的实力消灭六国统一天下。

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纷纷兼并其他小国，其中以楚、齐等大国甚之。到春秋末年，大部分中小国家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统治的的时代。至此，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便告一段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割据时代——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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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春秋》

简介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亦是儒家经典之一。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o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18ooo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ooo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榖梁赤《春秋榖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氏传》3o卷；

《公羊传》11卷；

《榖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榖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榖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榖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本栏春秋为单行本，其他三传请到本书馆十三经栏目阅读或下载。

品读方法

《春秋》是经而非寻常史书。读《春秋》之法，必尊以经而后读之，须怀以诚敬之心读之。非此而不能明其大义所在。若与二十四史同而混读，必生乖张之心，必生偏狭之念。如是则终生不能明于圣贤之道也。

《春秋》以一字为褒贬，微言大义，在乎其中矣。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其缘何也？惟其惧以贻臭千古，为万世所唾骂，受鬼神之诛耳。故是《春秋》为经，以大义所存焉。此等深意，虽以史迁之贤而不能及。今人或以曲笔讽之，其谬甚深也！因此一叹。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一、传统今文经学家的正确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二、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三、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实际上，“亦经亦史”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不妨先对之略加分析以见其不妥。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和论之所以不能成立的原因有二：先，“经史不分”之说不符合古代经史关系的实际。关于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o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有力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事实，故而毋庸今人置喙。其次，一部论著的性质是恒定不变的，而属于学科分化的经史之分则是一个动态过程，两者不宜混为一谈。由于经、史的区别是本质性的，两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当然也不存在某种中间过渡形态。这样说来，“亦经亦史”说实际上等于取消、而不是解决了《春秋》性质问题，无怪乎自产生以来和者寥寥。与此不同，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错误看法，却由于牵涉到一些史实和理论的辨析而情况复杂；加之此说出自著名学者之口，因而长期以来对之鲜有质疑者。由于今人的误解多系盲从前贤所致，所以先对传统诸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错误加以分析辩驳，无疑是我们正确认识《春秋》性质的钤键所在。

写作动机

历史学家从事历史创作的主观动机在于真实地记载历史，这是判定一部作品为历史学著作的第一项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记录和保存历史史实，是史家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动机之一。……史家从记存史事的动机出来研究历史，对于史学的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史学的产生即由此始。”史学著作当以记事为目的，这也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一致看法，故太史公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以“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为撰史的立足点。吕思勉说：“何谓史？史也者，记事者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求真记实对历史学家著史而言既是目的也是原则，因而堪称判断一本论著是否为史学著作的试金石。蒋庆正确地指出：“孔子为何要作《春秋》，是理解《春秋》一书性质的关键。”孔子为什么作《春秋》？作者的目的也在于求真记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一度以疑古者自居的胡适就曾指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这些论述都根据作者的动机，正确指出了《春秋》的政治学性质，结论足以服人。

人们之所以长期以来对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与种种“《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之间的显著矛盾视而不见，当与误解并混淆孔子“直”的观念和“直书”思想有关。《论语·子路》记载说，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通过**概念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春秋时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社会现实的批评，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直”显然并非事实的真相，而只是论者心中“善”的道德观念。是的，孔子曾有诸如“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类的话，足见他确有注重客观事实的可贵思想；但由于《春秋》是孔子藉以表达政治理想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所以贯穿其中的并不是这种求真思想，相反，指导作者进行“笔削”的正是《论语》中“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种的“直”的观念而已。这种意义上的“直”与历史学家对史学客观性的追求恰好相悖逆，遗憾的是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上述两种观念间的名实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