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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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历史人物

生平

王珣（349~4oo年），字元琳，小字法护，东晋人。王导之孙，王洽之子，王羲之之侄。王珣生于晋穆帝永和五年（349年），卒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oo年）。

弱冠时为桓温掾，与谢玄一起为桓温敬重，尝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后转为主簿，和郗一起深为桓温信赖。本为谢氏婿，与谢安不和，导致当时王谢二族交恶。谢安去世后，仍往哭谢安[2]，并被孝武帝倚仗，历任要职。孝武帝司马曜，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均以才学文章受知于孝武帝，累官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并领太子詹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迁尚书令，加散骑常侍，寻以病卒，终年五十二岁，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有五子：王弘、王虞、王柳、王孺、王昙，宋世并有高名。

董其昌评其书法：“王珣潇洒古澹，东晋风流，宛然在眼。”

晋传

珣字元琳。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珣转主簿。时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从讨袁真，封东亭侯，转大司马参军、琅邪王友、中军长史、给事黄门侍郎。

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与珣绝婚，又离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希安旨，乃出珣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骑常侍，不拜。迁秘书监。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转辅国将军、吴国内史，在郡为士庶所悦。征为尚书右仆射，领吏部，转左仆射，加征虏将军，复领太子詹事。

时帝雅好典籍，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及王国宝自媚于会稽王道子，而与珣等不协，帝虑晏驾后怨隙必生，故出恭、恢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梦人以大笔如椽与之，既觉，语人云：“此当有大手笔事。”俄而帝崩，哀册谥议，皆珣所草。

隆安初，国宝用事，谋黜旧臣，迁珣尚书令。王恭赴山陵，欲杀国宝，珣止之曰：“国宝虽终为祸乱，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拥强兵，窃于京辇，谁谓非逆！国宝若遂不改，恶布天下，然后顺时望除之，亦无尤不济也。”恭乃止。既而谓珣曰：“比来视君，一似胡广。”旬曰：“王陵廷争，陈平慎默，但问岁终何如耳。”恭寻起兵，国宝将杀珣等，仅而得免，语在国宝传。二年，恭复举兵，假珣节，进卫将军、都督琅邪水6军事。事平，上所假节，加散骑常侍。

四年，以疾解职。岁余，卒，时年五十二。追赠车骑将军、开府，谥曰献穆。桓玄与会稽王道子书曰：“珣神情朗悟，经史明彻，风流之美，公私所寄。虽逼嫌谤，才用不尽；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时事艰难，忽尔丧失，叹惧之深，岂但风流相悼而已！其崎岖九折，风霜备经，虽赖明公神鉴，亦识会居之故也。卒以寿终，殆无所哀。但情去来，置之未易耳。”玄辅政，改赠司徒。

初，珣既与谢安有隙，在东闻安薨，便出京师，诣族弟献之，曰：“吾欲哭谢公。”献之惊曰：“所望于法护。”于是直前哭之甚恸。法护，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昙，宋世并有高名。

伯远帖》

王珣真迹《伯远帖》的年代仅次的《平复帖》，堪称无上至宝，其书体为成熟的行草，运笔自然，各字是分立的，古逸洒脱，确实是晋人特有的风神，堪与二王争辉，也是乾隆的三希之一。

纸本，行书，纵厘米，横厘米，其纸墨精良，至今依然古色照人，更加珍贵。其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珣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此帖经北宋内府收藏，着录于《宣和书谱》，明代董其昌等都曾收藏，《书画记》、《平生状观》、《墨缘汇观》有著录。乾隆年间入内府，乾隆皇帝弘历视其为无上之宝，将此帖与《快雪时晴帖》、《中秋帖》藏于养心殿西暖阁，专设三希堂，以尽赏玩珍宝之美意。

辛亥革命后，清室覆亡，逊帝溥仪携文物出逃，《伯远》、《中秋》二帖正在其内年，二帖售予袁世凯的差官郭葆昌。郭氏是一位古玩商，常将书画、名瓷卖出海外，牟取厚利。事为张伯驹先生所知，生怕二希流落海外，即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愿以高价收购二希，郭氏要求搭卖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轴等，议价2o万元，先付6万，余款以一年为期结清。

不料当年夏天，卢沟桥事变，金融冻结，余款至次年不能付，只能以二希退还。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葆昌已殁，张伯驹向郭氏之子郭昭俊重提旧事，要价黄金一千两，而且不能还价。往返磋商，尚未有成议，时宋子文以行政院长来京视察，郭子将二希向宋行贿，谋得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之职。这一事件在上海的《新民晚报》“造型”副刊被揭露，一时传说纷纭，引起文艺界正义之士的强烈不满。宋子文畏物议，不得已将二希退予郭子。

民晚报·艺坛通讯》载云：“希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即郭葆昌）之儿献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仍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又至北京解放前夕，郭子从上海取出二希，携逃至香港转台湾。《新民晚报》又载云：“王珣、王献之二帖，今由郭昭俊自中南银行取出，携至台北，将求善价。此种国宝竟容私人如此匿逃，又竟无人管，怪极！”

中国成立以后，尽管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收藏，周恩来总理并亲自过问此事。时郭子居香港，二希押于英国某银行，流落海外，几乎已成定局。但因为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的努力，终于以重金将这两件无价的希世国宝，重新收回故宫博物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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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代历史人物

王珣（1445o8年），字德润，曹县南隅里水涸村（今郑庄乡王老林）人，元朝户部尚书、福建行省左丞王茂五世孙，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进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明成化六年（147o）王珣任太康知县，与百姓同甘苦，修河道，垦荒地；均徭减赋，赈济饥民；设学校，兴教化，培养人才。在任三年，政声大著，百姓称他是三十年来最好的父母官。改任南京四川道监察御史时，因弹劾权奸，铲除豪强，几乎被投进监狱。任浙江湖州知府时，为治理赋税不均，拟定了“均赋法”，受到巡抚彭韶的赞许。实施后可以革除州县官吏任意追加赋额和豪绅将赋役转嫁给平民的积弊，但因受到当地豪绅的反对，无法实施。他只得在原定赋额各地有所不同、赋银的折色减色也有不同等方面，立下定例，采取措施，限制豪绅的非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明成化十九年（1483）王珣任南京监察御史，曾奉命巡视苏州、松山两地。按当时规定，凡捕盗三百名者可晋升为四品俸。那时两地因盗案嫌疑系狱者数千人，本是升官的好机会。王珣却说：“吾不能杀人以求进。”他每到一地，必详察案情，复审大案、要案，凡案情不实者均予以平反释放，因而救活了很多人。

明弘治十一年（1489）珣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抚宁夏。宁夏地处边远，接近鞑靼，军民杂处，汉羌混居，地方不靖，军备不强。王珣到任后，经过一番调查，定下了“先守后战，先安内而后御外”的备边方针。他先从为民兴利着手，领导军民开凿贺兰山渠，扩大屯田，引水浇灌大石滩，改沙漠为良田。又减免赋税，奖励生产，使边民得到休养生息。当时灵州（今宁夏灵武）地方有羌民四万零八百户，原归军队机关千户所管理，羌民不堪武人之扰，叫苦连天。王珣奏请上司批准，为其设立州治，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其后又兴办学校，提倡教化，使当地的风土人情逐渐近似内地。为了巩固边防，把重要城镇拓宽、增高，加固城堡；边境线上设立观察哨所；加强烽火台的设置与管理。另外，还向朝廷奏请：选拔勇武边民充实军队；提拔边民有识之士在当地任职；减轻赋税，将其钱粮就地储存以充实军备物资。这些请求经朝廷批准后得到实施，因而宁夏的防备力量大大加强。

明弘治十四年（13，鞑靼小王子侵犯明守御千户新花马池（今宁夏盐池），大肆劫掠，当地受到很大损失。王珣与总兵郭鍧商议如何反击强寇，鍧以为强敌来犯锐不可当，待消其锐气后再行围追阻击。珣却说：“强虏深入，获利狂喜，势必既骄且疲，我以正义之师，奋起还击，定可取胜。”于是出兵，与敌战于石沟驿，一举大获全胜，不仅消灭了其精锐，而且救回了数千名被掠去的百姓，还有大量的牲畜、财物。捷报至京，皇帝大喜，下诏褒奖，钦赐彩帛羊酒劳军。

王珣不仅致力于政治、经济、军事的治理，而且还非常重视地方志书的编修。他任湖州知府时，于弘治四年（1491）修《湖州府志》二十四卷（此志现存浙江图书馆）。王珣在宁夏尽管边务繁杂，也还编修出《宁夏新志》八卷。这些志书已成为当地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

王珣教子有方。他的儿子中出了四个进士、一个举人。长子崇儒，明弘治八年（1495）举人，任江西婺源知县，为官清廉，受民称颂。次子崇仁，正德三年（15o8）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司副使，清正有为，不畏权势。三子崇文，弘治六年（1493）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官勤敏干练，持正不阿。四子崇献，弘治九年（1496）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官至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七子崇俭，嘉庆二十年（1541）进士，德才兼备，曾在通政司见习，未除官而卒。曹县王氏父子五进士，一时名震全国。朝廷曾下旨，为其父子在曹县城内隅建石坊四座，以示表彰。

王珣巡抚宁夏四年，积劳成疾，多次上疏请退。弘治十五年（15o2），退居故里，在家休闲六年，自号“南野”，著有《边备奏稿》、《边务奏稿》、《南野诗稿》等。正德三年（15o8）卒，享年六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