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四·一二”事变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又聘他担任“国府谘议”，他成了上海滩上惟一一个势力遍及法、英、华三界的大亨人物。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增等是他的结拜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先生”。

杜月笙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上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

、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主席和“纳税华人会”委员兼首席顾问。

不久，法租界华董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５人华董首席的宝座。

但是，杜月笙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列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的后盾。

正当杜月笙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１９２８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任北四行储蓄会经理的钱新之。

钱新之，名永铭，浙江湖州人，留学过法国，在清末状元张謇出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就担任了交通银行的总经理。前些日子出任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如今是“四行储蓄会”的经理，堪称上海金融界的巨子。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１９２７年５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公私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另外两家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造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中有几件“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音讯，毫无办法。

大前天，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杜先生帮忙。

杜月笙满口答应：“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找回来！”

第二天，也就是大年夜１１点光景，两口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里面的东西一桩不少。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收，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感激不尽，大年初一，特地来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迭声地吩咐：“快请，快请！”他自己忙着迎上去。

寒暄之后，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不到半小时，脑子活络的钱新之便以老友的口吻，向杜月笙进言：

“杜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您的手腕、名望，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您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噢———”杜月笙其实早就有这想法，此时却装起了糊涂，久久没有表态做声。

“这个长远打算不知杜先生想过没有？”钱新之坦诚地说。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我杜某还有所不知，请钱先生赐教一、二。”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在上流社会站住脚跟，且不说争身份，它也是发财的好门路，银行一面吸收客户的银根一边放债，做生意，借本生息何乐而不为呢？”

“开玩笑吧？钱先生，开银行，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了。我到哪去搞那么多资本？不敢想啊。”

“杜先生经营着五爿赌台，进账一定不少吧，据我钱某所知，先生仅为法国领事那那齐亚每月的红包就有１８万之多，这还不包括总巡长费才尔、总探目乔万士的１８万。还有杜先生在闸北、南市经营的福寿宫、凌烟阁的烟馆，也给市党部的陈群５万红包，这数也不错的吧！具体做法，容我代杜先生筹划。过两天，我们再细谈。这两天，杜先生可以先找找人，拉些股东。”

钱新之当场表态愿意出力。

杜月笙一听，知道这事有望了，当即表示同意。钱新之一席话把杜月笙的心说活了。

送走贵客后，杜月笙上车去钧培里。这一次给黄金荣拜年，除了礼节性的意义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实质性的东西———请兄长一道开银行。

“月笙，这玩意能赚钱吗？”黄金荣有些拿不准：

“你能不能拿得准？钱赔进去可捧不上来。”

黄金荣对于赚钱的行当，一向以为是贩鸦片、开赌场、戏馆为最，吃“黑”食吃惯了，大模大样地办银行、开工厂，他觉得既出力又不保险。

杜月笙可不一样，他已经认识到了现在弟兄们的社会地位都普遍提高了，不像模像样地办些实业，难以在上流社会立足。虽然黑道也不能丢，但那毕竟是上不了台面的，久了终会使人怀疑。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