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杜月笙毁家纾难，参加抗战，把支援前线、推销公债、编组新军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劲头十足时，日本军要、特务头脑、亲日人士和准备刀口舔血、混水摸鱼的汉奸却依然想得出法子，找得到空档，对杜月笙施以威胁、利诱。他们百计纠缠，想尽一切方法，不惜一切代价，想拉笼杜月笙，从而利用他在上海滩深厚的力量，帮助他们早日占领上海，彻底有效地统治并运用遍地黄金的上海滩。

拉拢正在一心抗日的杜月笙，乍听起来，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像个不近情理的笑话奇谈。但若认真分析起来，大风起于萍末，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定有其背景与起因。日本人侵略中国，有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上海滩上有一个路路皆通、无往不利的杜月笙，日本人早就百计笼络，希望拉他过去大加利用，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甚至于都每月列出经费预算专做杜月笙的工作，派人窥伺刺探、跟踪调查，将杜月笙的交往情形、生活状况列成专案，经常分析研判，向上级提出报告，作为争取杜月笙的参考资料。

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张分为三大派系，文人政客认为对中国应自经济侵略入手，进而掌握一切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庞大的市场。海军觉得中国已是日本的囊中之物，不必浪掷兵力，挑起战火，他们主张向南洋和美国进军，认为日本陆军应该专为对付苏联而用。陆军以少壮军人和关东军系为中心，坚决主张先解决中国问题，取得广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充作侵略全球的基础。

因此，日本海军对于挑起中日之战并不热衷。就在抗战前夕，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时途经上海，他曾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到法租界华格臬路，登门拜访杜月笙。

当时，杜月笙非常惊讶，因为这位日本海军大将竟是专程前来眼他谈生意。永野修身推崇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长才”，“推心置腹”地说：“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能，应该放开手来做大买卖。”

杜月笙逊谢地说：“一来自己眼高手低，不是经营大事业的材料，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没有这个能力。”

于是，永野修身便立刻提出实际方案，他这个方案是足以令人疑信参半、惊喜交集的，他说：“日方准备投资日币３０００万元，和杜先生开一家‘中日建设银公司’，我们所以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宋子文所办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生意抢过来。”

永野修身的提议大胆已极，但也非常切合实际，他为杜月笙描绘美的远景：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倘使说得更明白一点，日本陆军的势力在东北与华北、华中、华南则属于海军的，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操纵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广泛人缘，深厚潜力，莫说“中国建设银行”不足为惧，甚至他们能够掌握整个华中和华南的资源和贸易，倘若以发财而论，这一个机会实在是空前难有的。

尽管永野修身说得舌翮莲花，天花乱坠，杜月笙也晓得他有诚意，而且所说的话也是真的，但是他始终保持礼貌的态度，微微而笑，凝神倾听。等到永野修身把所有的话说完，杜月笙非答复不可了，他却是眉头微皱，连声苦笑地摇着头说：

“我是中国老百姓，无钱无势，永野部长先生未免太抬举我了。”

于是，永野修身赶紧声明，他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希望杜月笙不要祷词推托，说两句客气话敷衍了事。这样，岂不是辜负他一片诚心了吗？

逼着要摊牌，杜月笙只好这么说了：

“一个中国老百姓，去跟外国的政府机关合资开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谁知连这个说法都不能使永野修身知难而退，因为他还备有十分迁就杜月笙的第二套方案，那便是由杜月笙自己出面组建一家规模宏大的银行公司，其所需资金，则全部由日方供给，银行公司经营方法和日本海军方面的暗中助力全部按照刚才所说的办。

杜月笙简直无词推诿了，只好虚晃一枪，暂且避过这事，他说：

“这是一件大事，请永野部长给我一段时间，容我详加考虑。”

几日之后，他派人去拜见日本海军验沪武官，请他转告永野修身：

“前此谈，极感盛意，惟碍于国家民族主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八一三沪战既起，日本特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游说劝促杜月笙，甚至对他纠缠不休，利诱不行，又进行恫吓威胁，小角色施尽解数，无计可施，则更派出一等一的高级军政要人出面。日本人仿佛已下定决心让杜月笙留在上海，帮助他们统治这即将陷落的中国第一大都市。

但是，他们低估了杜月笙的爱国热诚，并且又将杜月笙对他安身立命所在的大上海之恋估计太高，他们认为杜月笙绝不会离开他的根据地———上海，舍不得放弃他在上海拥有的“庞大”事业。

更重要的日本人根据情报资料显示：杜月笙经济拮拘，债台高筑，１９３７年８月间，他积欠各银行和私人的款项，业已高达３００余万元。

于是，日本人对杜月笙“绝对走不了”的判断深信不疑，同时多方面的下功夫，游说杜月笙投日。由于许多二等脚色游说失败，曾经当过张作霖的顾问，日本关东军重要角色板西利八郎，居然高轩莅止，光临杜寓。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