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阅读面页章节尾部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