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保卫战正在积极部署,因为共产党40万军队即将包围上海滩,守军急需构筑城防工事,于是由守上海的国军统帅是淞沪警备总司令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和上海市长吴国桢联合出面,请杜月笙再为家乡尽一次力,出面筹组“上海市城防工事建筑委员会”。他们的用意是借杜月笙的声望便于筹募款项,同时,也想请他负责“筹款购料”,从拿钱到付款一手包办,让他也赚点。
但是,杜月笙并不赞成城防工事募款,因为募款目标高达两百亿金圆券之巨,上海的有铜钿朋友,能飞的飞了,能走的走了,剩下来的小市民眼见大局急转,共军已经渡江,南京且告易手,而币值日贬、物值飞涨,大家都在生死关头,诚所谓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捐得出城防巨款?此其一。再则南京龙蟠虎踞,长江号称天堑,上海滩只不过一处芦花荡,南京和长江守不住,上海一片平阳连座城墙也没有,这个“城防战”竟是如何打法?再加上军政当局构想虽好,可是负责城防工事的人员,利欲熏心,混水摸鱼,城防工事募捐还没开始,负责构筑城防工事的贪官污吏就已经开始动手了。于是尽管杜月笙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募款效果并不好。这样外间谣言又起,逐渐形成对杜月笙不利的空气,杜月笙听说了,着实吃了一惊,他认为时值乱世,自己又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人物,谣言造到他身上来,一个弄不好会起绝大的风波,所以他一听到谣言,仿佛大祸临头,18层楼寓所那两扇大门紧紧的关着,除非国民党军政首要,至亲友好,心腹智囊,亲信学生,他任何人都不接见。随即杜月笙即使病躯沉重,无法起床,他为了止谤避嫌,藉以明哲保身,也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想尽办法来摊派捐款,力使筹募的目标得以顺利完成,而且必须如此,才能表明他跟国民政府步调始终一致,尤其具有领导民众协助国军保卫大上海的决心,他咬紧牙关这么做,对于他的病体和心理都曾形成极沉重的负担,不过,杜月笙的表现终于使他可能投共的谣言总算因此不攻而自破。
尽管如此,局势还是一日不如一日,1949年1月20日,蒋介石发表文告,决定身先引退,当日离京飞杭,转赴奉化溪口,同日,李宗仁宣布代总统职,全国各地同胞看到报纸,得知这一消息,无不有天崩地裂、五内如焚的感觉,大家都知道,大陆局势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就从这一天开始,杜月笙和他的心腹智囊几次紧急会商。然后,大家分头做撤离上海的准备,但是,在表面上杜月笙和手下心腹一个个依然装着若无其事,甚至装着是在徘徊观望,以免引起怀疑,酿成意外。
对于自己的家人子女,心腹亲信,以及要好相关的朋友,杜月笙在原则上是大家一道走,不过,由于各人情形不同,环境各异,他在劝促那许多人早日离沪时,在表面的方式上,略有不同。
最亲近的,关系最密切的,杜月笙便直接下命令:
“行李收拾好,说声走,就动身。”
对稍微有点隔阂者,他用浅显俚俗的比喻,一语破的,促成他们离沪的决心,杜月笙曾经和许多人语重心长地说过:
“跟国民党走,好歹还有一碗稀饭吃;跟共产党嘛,只有吃米田共的份!”
米田共三个字加起来恰好是“粪”。这一句杜月笙的反共警语在杜氏亲友之间口耳相传,绘声绘影,像黄金荣家、金廷荪家、顾嘉棠家……妇孺老幼,大都奉杜月笙之言有若神明,因此,家家都在准备行装。
这时黄老板82岁了,他舍不得上海滩上那庞大的产业,又怕自己风烛残年,受不了旅途的劳顿,但是他叫他的媳妇李志靖领着他长孙黄启予一家先去香港,再投台湾,他留幼子伴他暂住上海,然而,他仍然拍了登记照片,而且在照面背面写好姓名,年龄,籍贯,住址,要他媳妇到香港后,替他申请台湾入境证,以备万一,这些照片现在犹在李志清的保管之中。
金廷荪、顾嘉棠,万墨林、朱文德……惟杜月笙马首是瞻,他们都决定举家离沪,随杜月笙共进退。
有一天,杜月笙跟王新衡在一起闲谈,王新衡因外间风风雨雨,谣言太多,特地提醒杜月笙:“别人可以不走,你杜先生是非走不可的。”
杜月笙听后,笑了,他告诉王新衡说:
“你放心,我会走的。但是现在何必喊出来说我要走呢?谣言让他满天飞,落得共产党对我放心,免得临时节外生枝。”
又一次,王先青来拜望他,坐定了,杜月笙便皱着眉说:
“黄任之(炎培)来过三次了,邀我到一个秘密地点,跟周恩来碰一次头,我怕不妥,黄任之说绝不碍事,而且只是见一次面而已,并不讨论任何问题。”
王先青一听,着起急来,他双手直摇,神情严重地说:
“老夫子,这件事万万不可,即使双方见了面不作任何商谈,但是一见面就是铁的事实,共产党又不知道要造出多少谣言来了。”
杜月笙宽慰地一笑,慢吞吞地答道:
“我跟京士、清华也会谈过,他们也是你这个说法,所以,我已经拒绝了。”
听到这里,王先青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杜月笙在对他加以试探,惟恐他在那危疑震撼、千钧一发的时期,意志有所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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