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附近某公寓。

清晨，沈从文洗漱完毕，朝隔壁喊道：“崇轩，蒋玮，你们今天去北大不？”

“去北大做什么？”丁玲开门问道。

沈从文说：“北大今天复课啊，新校长是周赫煊先生。”

“真是周先生？”胡也频激动地跑出来。

沈从文反问：“你们居然不知道？”

胡也频、丁玲夫妇本来住在西山，他们在张作霖掌控北平后，一直隐居不出，甚至决定逃到南方去。后来发现自己属于小喽啰，根本没入张作霖法眼，这才安心下来。

沈从文跟他们是好友兼邻居，前不久三人一起搬到北大附近，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沈从文的《炉边》，甚至还被《小说月报》选中刊载，名气日渐大起来。

最新一期《小说月报》他们都读了，对周赫煊的《神女》惊叹不已。沈从文还给周赫煊写了封信，请教文学创作问题，他经常干这种事，给鲁迅、郁达夫等人也写过。

吃过早饭，三人结伴前往北大。他们虽不是北大的学生，但都通过北大新潮社发表过作品，也经常跑来学校参加活动。

待行至大操场，人渐渐多起来。

沈从文混进学生堆里，只等着周赫煊上台讲话，耳边尽是学生们的窃窃私语声。

“周赫煊怎么会来当我们的新校长？好奇怪。”

“唉，要是蔡校长能回来该多好。”

“呵呵，蔡元培，他早把北大忘得一干二净了。”

“你别胡说！蔡校长是怕被军阀通缉，所以才留在上海的。”

“你才是胡说。教育部总长任可澄，都亲自发电邀请蔡元培返校了，是他自己不肯回来！”

“反正不许你说蔡校长坏话！”

“他蔡元培做得出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骂？全校师生盼了他半年，北大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哪里？他在南方逍遥快活！”

“……”

那怨气大啊，就像是被负心郎抛弃的少女。

早晨八点左右，学校的老师们也来到操场，敦促学生们排好队。

钟观光率先登台亮相，说道：“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是北大复课的大喜日子。这一学期，我们已经虚度了两个月，希望大家能在剩下的时间里，勤奋刻苦、努力上进，把耽误的功课都补上来……下面，有请校长周赫煊先生致辞！”

“啪啪啪啪！”

掌声并不响亮，周赫煊这个校长，暂时还没获得学生认可。做学者是一回事，做校长又是另外一回事，他的威望还不足以服众。

周赫煊走到麦克风前，这玩意儿挺大，长得有点像汽车方向盘。他见台下人声嘈杂，没有立即说话，只站在那里一言不发的等着。

沈从文惊讶道：“周先生好年轻啊！”

“别出声，对人不尊重。”丁玲提醒说。

其他学生似乎也意识到这点，渐渐的嘈杂声小起来，都抬头看向周赫煊等着他致辞。

“我知道你们不服气，”周赫煊第一句话就点破学生们的心思，“我今年28岁，既不是名校毕业，又没当过教育部的大官，没资格做北大的校长。北大是什么？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上承太学正统，下立大学祖庭，在场诸位都是天之骄子！而我，只是个浪迹江湖的草莽之辈，无功无名无才无德，确实不配做你们的校长！”

话说到这里，台下彻底安静下来。

周赫煊继续说道：“实话告诉你们，我这个校长，是张作霖亲自任命的。就是那个派兵包围北大，让北大陷入绝境的张作霖。他是反动军阀，我就是反动军阀的走狗！”

“轰！”

场面一片哗然，学生们再次交头接耳，惊疑不定地看着周赫煊。

马裕藻惊道：“他到底想干什么啊？”

“继续听吧。”钟观光笑道。

马珏拉着妹妹马琰的手，好奇地打量台上那个家伙。她们还在读中学和小学，但平时都住在北大，今天是来看热闹的。马珏笑道：“爹爹，这位校长真敢说话，就不怕得罪人吗？”

马裕藻若有所思地说：“有时候当面把话说开，未尝不是件好事。”

“我倒觉得，他这样说话跟鲁迅先生有点像。”马珏嘀咕道。

周赫煊不管众人如何惊讶，接着往下说道：“男女首次约会，都应该互相介绍一下，这样大家才知根知底。我先来说说我自己，本人祖籍直隶。以后我要是干了什么混账事，你们想刨我的祖坟，尽可在直隶寻找墓碑，遇到姓周的那家，说不定就是我的祖宗。”

师生们已然目瞪口呆，这尼玛连刨祖坟都出来了，越说越离谱啊。

“庚子年间，家祖命丧于战火，家父带着我和母亲逃到南洋投奔亲戚，那时我才两岁，”周赫煊开始叙述他编造的身世，“华人勤劳朴实，土著懒惰愚笨，所以南洋的经济尽握于华人之手。我的远房伯父，便是南洋富商，不仅有数百亩良田庄园，而且还开矿山、做生意。所以我童年时期，也是享过福的，直到我八岁那年！伯父的矿山被洋人占了，庄园被造反的土著烧杀一空，我躲在酒窖里才侥幸逃生。我知道，这是洋人和土著勾结，杀了我的伯父全家，连我的父母也命丧于此！但这种事情在南洋太正常了，华人富裕，却被视为待宰的肥猪。为什么？因为中国太弱，不能为她的国民撑腰！”

周赫煊的演技很高明，说到后面都是吼出来的，脸上尽是悲戚之色。

而在场师生们，也渐渐被他的“身世”吸引，抛弃杂念驻足聆听。

周赫煊说：“我在南洋当过乞丐，做过报童，饿极了也不免沦为小偷。那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每天能吃饱，有个躲避风吹雨淋的房子。中国是什么？我不知道，那跟我无关。”

沈从文心想：原来《神女》的创作，来源于周先生的自身经历。

“十岁那年，我偷了一个传教士的面包，并被当场抓住，”周赫煊冷笑道，“他没有把我交给警察，而是收我做小跟班。但他可不是什么善人，我不但要干活，还经常遭他打骂，被他称作猪崽子。但我要感谢他，是他教我读写英文。后来我又随传教士去了美国，那可真是个糟糕的国家。你们没有留过洋的，可千万别把列强当成天堂。那里的穷人，不见得比中国百姓过得好。英国的工厂里，每年多有很多儿童死亡或者残废。而标榜民主的美国，第一等是白人，第二等是拉美人，第三等是黑人和印第安土著，至于中国人，地位可能比畜生要好些。我见过中国人被活活打死，美国警察就在旁边看热闹。那时我开始思考，中国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是中国人？中国究竟怎么了？”

是啊，中国究竟怎么了？

学生们或悲愤，或沉默，全都沉浸于周赫煊的故事当中，反倒把他校长的身份给忘掉。

周赫煊在一步步转移话题，他做到了。

嗯，接着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