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八年的十月下旬过得极为不平静。

先是粮长被官吏请去了州府，什么原因都不知道就拉上了马车，可怜粮长七十多快八十岁的人了，那身子骨不知道还能不能经得起一路的颠簸。

粮长的离去在村里造成了人心惶惶，不过十天不消月余，粮长却又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张昭华听到了消息就扔下了烂笔头去了粮长家里。

门口已有许多张望的人，张赓带来的仆从在一旁眯着眼睛看着，并不许他们进来；然而张昭华来的时候就被放了进来，但是也被告诫不许去正屋书房。

张昭华并着两个小短腿坐在窗下，这个时候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风把她的袄裙晃得嗖嗖地响，不过在这样的冷风里她却闻到了屋里新泡的茶叶的味道，同时飘过来的还有不平静的声音。

“……去的时候府官已经被收押，布政使也下狱，”这是粮长低沉的声音：“是按察使诘问的，核对账目，进出一石都要细细核问，查完之后也并不放回，只在配房里叫其他人进去……”

“有多少被抓？”张赓问道。

“八府里有三个已经确认，直隶州州官没事，剩下的十一州里有六个州官官田的账有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七十九县只说查了六十七个，要全部查完再说。”

“怎么会这样，”张赓不可置信道：“年初不是说只查京郊吗？”

“案子是拖泥出水，越来越大了，”粮长道：“听说六部中，各司左右侍郎甚至尚书，已经被牵连了二十八个，连部阁大臣都无法幸免，现在查到省司，就更不会留情了。”

张昭华听得悚然，是什么案子扯了出来，居然牵连了这么多高官？

“应天、镇江、浙西这些地方，已经了了案了，”粮长道：“据说乡绅富户，没有一个不破产的，如今查到了河南，怕也是要掀起一场腥风血雨来。”

“为什么河南最后才被查，”粮长道：“因为审刑司吴庸是咱们河南人，念了那么一点香火情。”

“但是看结果，”张赓摇头道：“好像也没有宽宥。”

“多一两个月的时间，就足够抹平很多东西了，”粮长道：“但是我看这个吴庸做的有些露相，而且——”

“而且什么？”张赓追问道。

“皇帝钦定这个案子的主审是吴庸，你不觉得奇怪吗，”粮长道：“吴庸原是前朝河南行省右丞，到了国朝，官是越做越小了，从按察司副使这个正四品做到了审刑司右审刑这个六品的官儿，如今却一跃而上，查办起一品官员的案子了！”

“朝中高官差不多都牵连进郭桓这个案子里，”张赓道：“皇帝只能挑个官场底层的上来，吴庸是想官官相护也护不成。”

“还有一点，”粮长微微哼了一声，道：“锦衣卫指挥使毛骧的例子，可为期不远。”

“啊，”张赓讶异：“您是说——”

“当年毛骧审问胡惟庸案，”粮长道：“前后株连三万人，为了平息众怒，皇帝毫不犹豫地就将毛骧推了出去，如今业已牵连上万了，难道他吴庸作为主审，还会有个好下场吗！”

屋子里静默了一会，张昭华在屋外已经感觉不到吹拂在脸上的冷风了，她心里的寒意更重。

“皇帝此次震怒，不光是因为牵扯出这么多人，”粮长道：“而且因为郭桓等人倒卖官粮好几年了，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已经不止所谓的七百万石，而是这个数……”

不知道粮长比划了一个什么，就听到张赓小声的惊呼：“这、这是国库一年的收入了吧……”

“本来查到京畿，只是追究倒卖官粮的事情，”粮长道：“但是越往下查，却发现不只是倒卖官粮了，还私吞州府赋税，甚至小到县官，都各种科敛摊派！大明立国才多少年，皇帝一向从严治官，而且深恨贪官，没想到官员从上到下已经烂透了，没几个能脱得了干系的，皇帝能不震怒吗！”

屋子里又忽然静默了好一会，才听到张赓嘶哑的嗓音：“科敛、摊派——这个也开始查了吗？”

“你怎么回事？”粮长听他声音不对，问道。

“我、我，”张赓声音颤抖：“三年前，您让我押夏税去归德州的时候，恰逢州长五十五大寿，他明里暗里暗示了几回，让我和宁陵县的那一位粮长送寿礼——”

“我们听他的意思，是让我们科敛，摊派到各家各户，给立了个名儿叫‘口食钱’，”张赓道：“说账面上根本查不出来。”

“你背着我科敛了么？”粮长问道。

“没有，绝对没有，也绝对不敢，”张赓急切道：“我是盘出去了一家铺子，凑了八百贯交了上去，但是听说宁陵县的那一位，是摊派到辖地的。”

粮长似乎在沉吟，过了一会道：“这个黄志荣在归德州也就呆了一年多，就调派到湖州了，而湖州如今战事正紧，此次查粮也没有查到湖广，应该可以遮掩过去。”

“只要百姓不说就没事，”粮长道：“皇帝对于贪了官粮的省级官员还有法子管，对于县官州官，恐怕也管不来了，况且摊派的事情比偷盗官粮的事情小很多，皇帝只是要求各地耆民赴京面奏，揭发地方官的犯罪事实——如果辖地没有百姓上告，那就不会出什么事情。况且我知道宁陵富庶，几百贯摊派下来，恐怕也就是每家出十几文的事情，过去这些年了，也不会有人还记着。”

张赓点了点头，忽然又嗫嚅道：“爹，其实我还有一事瞒了您，当时是害怕您承受不住，不过现在已经大吉了。”

“什么事？”粮长道：“我现在是真成了眼盲耳聋的人了，什么事情都是你想让我知道才让我知道是不是？”

“爹您说的什么话，”张赓道：“其实今年三月，京师国子监来了信。”

“是你哥的？”粮长道：“说了什么，有什么不让我知道的？”

“大哥说，国子监在闹学/潮，”张赓道：“物议沸腾，声势浩大，他见这阵势，心里恐慌，说到后面怕是不好收场，也怕出什么事，就跟我约定，每隔五日传一次家书，如果接连十日没有接到家书，恐怕就是他那里出事了。”

“我在家里提心吊胆地等着，”张赓道：“四月十四的时候，果然书信断了十天。”

张赓当时非常恐惧，急忙备车马去南京，没想到赶到镇江的时候，却又被后至的家人追到，说国子监来了信，打开一看是他大哥张继报平安的信，说是已经无虞了。

他留在镇江带了几日，顺便探听消息。

“说来说去，居然还是和郭桓案有关，”张赓道：“今年乙丑科的进士廷对者472人，有六七成是国子监的毕业生，这可算是振奋了这帮学生了，一个个骄矜地不得了，觉得朝廷官员日后必出国子监，他们已经有了参与朝政的话语权。”

就在这帮学生欢庆国子监的超高的考中率的时候，震惊朝野的郭桓案也同时爆发了。

“郭桓案三大主犯，”张赓道：“两个是北平做官的——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李彧与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这帮国子监的学生考完试正闲着没事干呢，被有心人煽动起来，对于反贪污，反腐败的热情可想而知，口号喊得震天响！不知道上书多少次，要坚决抓出北平的大鱼来！”

“北平什么大鱼！”粮长惊道：“这是谁煽动起来的，其心可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