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人物。传说他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也叫庖犧”。

萧启宏先生的《汉字世界》则介绍说：“羲是人类始祖伏羲的专用名字”。

萧启宏先生的观点，其实也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得到了印证。《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羲”字条目的介绍很简单，仅寥寥两条，第一条为：“见417页[伏羲]”；第二条只有一个字：“姓”。

而姓，是对一个氏族血脉的标示。代表姓的文字，其所对应的文字本意，是对一个氏族血脉源头性心理文化的提示，是对一个氏族血脉源头性人物或事件的提示。

比如赵姓，是造父的后人，以他们氏族曾经建立的赵国为姓；钱姓，是颛顼之后裔孙孚的后人，因孙孚在周代钱府为官，后人以其官职为姓。

一个家族以一个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为姓，这是以一个家族血脉的真实性，证明这个历史人物之传说的可信性。

况且，这个历史人物在我们的汉字中还享有专门的字形字意，来给以专一的命名，可见，这个历史人物在由汉字所代表的我们汉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伏羲虽然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我们却不可以将其当作虚无的神话性人物来对待。须知，传说中有许多神话性的想象，但也有许多来自一个民族孩提时代的真实记忆。

然而，这么一个关系到华夏民族起源的历史性人物，司马迁的《史记》却没有将其收录在册。倒是唐朝的司马贞认为这样不妥，遂根据能够搜索到的一些资料，补写了一篇《三皇本纪》。

《三皇本纪》记载的是犧皇伏羲、娲皇女娲、和农皇神农的事迹，其中关于犧皇伏羲的介绍如下：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易》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是也。都于陈，东封太山。立一百一十一年崩”。

其后的索隐曰：“按伏羲风姓，出《国语》。其华胥以下，出《帝王世纪》。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成纪、亦地名，按天水有成纪县”。

除了这些简要的记载之外，《三皇本纪》中提到的《八卦》及其相关的《易经》内容，因为来自于那个时代，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的人文思想，携带着那个时代的相关信息，所以，我们也一并加以关注。

结合一些人类学以及考古学上的信息，虽然我们仍是不能对这个时代了解更多，但是，对其进行一个概貌性的描绘，倒还是可以做到的。

第一章母曰华胥

“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

这段话告诉我们，庖犧氏是“代燧人氏继天而王”的，她的母亲是华胥。

那么，他的母亲华胥，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华胥为什么能够生育出象庖犧氏这样“继天而王”的杰出人才呢？

为了全面地了解伏羲，也就是庖犧氏，我们必须首先来了解一下其母亲华胥。

第一节华胥之谓

国学家顾实先生，在《华夏考源》中说：“胥、雅、夏等古字相通，华胥就是华夏”。

曹定云在其《华胥氏的历史传说与考古文化史实》中认为，华胥氏就是花须氏，亦即花蕊氏，即崇拜花蕊的部落。

笔者除了跟随两位老师的说法外，也希望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一下名字与名号的来龙去脉，从而挖掘出华胥这个名字背后更多的内容。

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大姐、二姐，这些都是名字。可是，这些名字都只能适用于家庭内部。出了家庭，到了学校或者工作单位，这些名字就不能适用了，必须改换成相对社会上的其他成员具有个人独特意义的名字、以免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名字发生混淆。

在现在的一些用工单位，员工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并不多。而每个单位里的所有的人，原来都是有自己的本名的。但是，在这个小小的单位里，人们需要他们原来的本名吗？河南有三个人，就分别叫大河南、二河南、小河南；河北有两个人，就分别叫老河北和小河北。本名有什么用呢？没用。

但是，本名对大家没用，对老板却有用。虽然老板平时就那么大河南、小河南地叫着，可在记账的时候，他还是要一本正经地把各人的本名对号入座，与其本人的身份证一一对应。为什么呢？这关系到法律呀，关系到政府部门来检查呀。你能大河南、小河南地叫你的员工，人家政府部门能够大河南、小河南地去四处找人吗？

从以上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名字的第一个意义，就是为了把一个人或者事物，以标示的方法和其他的人或者其它的事物相区分。

可是，除了与其他人或者其它事物相区分的意义外，为什么父母叫儿女要叫大龙大凤，而不叫大狗大丫呢？为什么儿女对父母只能叫爸爸妈妈，不能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叫父母在社会上相对其他人所使用的名字呢？

这里就牵扯到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以及世界观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了。

在这种精神性的层面上，名字的意义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的第一个意义虽然实用，却被人们轻视，第二个意义原本是派生出来的，反倒被重视起来。于是，基于这第二个意义，名字的命名权就发生了转移。

爸爸妈妈，原本是基于孩子出生后不久的自然发声而产生的名字。也就是说，父母最初的命名权，是掌握在孩子们手中的，是孩子给自己的父母取名叫爸爸妈妈。可是，由于价值观的作用，尽管父母在社会上还有其它的名字，孩子却不能随着社会上的人们叫父母针对社会上其他人而取的名字，而只能仍然叫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那么，这里的爸爸妈妈这个名字，还是孩子给取的吗？不是。它是孩子的父母自己给自己取的。这里面体现了父母个人的价值观，就是：自己和社会上的其他人是平等的，但和自己的孩子不能平等。

同样，孩子的名字，最初是由父母取的，比如大丫二丫，大狗二狗。那是因为孩子的名字不针对社会，只针对自己家庭的内部。在家庭内部，父母是不会对自己的孩子体现出相互尊重之意识的。可是，一旦孩子要上学了，孩子的名字就必须改变了，要由一个很随便、很自虐的名字，变成一个很慎重、很自尊的名字。这里面的命名权就发生了变化，由父母个人转移到了全家老少。这里面体现的是全家老少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父母个人的价值观。它表明孩子的名字针对社会，一方面代表了自己，二方面也代表了自己全家，表明这一家人作为一个集体，希望得到社会的尊重。而如果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不同于自己家庭的价值观，他就可能会将自己的名字再次更改，换成一个自己所喜欢的名字。

在社会上，一个人初入某个圈子，圈子中的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就根据他的某一种特征，来给他取名，或者河南、河北，或者光头、卷毛，或者斜眼、大屁股，等等。然而，这些由别人取的，包含着别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或者世界观的名字，对他本人来说，不一定能够接受。于是，他就反复地向人们强调，我有我正式的本名，你们应该叫我的本名，否则，我跟你急。他要和别人争夺自己的命名权。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名字的发展，是经过了他人命名和自己命名两个阶段的。

不仅名字的发展经过了他人命名与自己命名的两个阶段，而且，在这之前，名字还有一个有与没有的发展阶段。

在黄帝乃至大禹时代之前，除了打仗，部落与部落之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更难得有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个人交往。所以，除了部落需要名字之外，部落中的每一个人，一般都不需要名字。即便是部落酋长，也没有单独的名字。部落的名字，就是部落酋长的名字。

我们读书的时候可以发现，古代人的寿命往往都特别地长，一个人可以活几百岁甚至几千岁。一个宓犧，活了整整一个渔猎时代；一个庖犧，活了整整一个畜牧时代；一个伏羲，活了整整一个原始的农业时代。其实，活几百岁、几千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部落，甚至是一个氏族。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对于这段话，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这里，我们就要考虑到，这里的鲧和禹，既是两个人，也是两个部落。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鲧部落的酋长带领大家抗洪，采用的是土填的办法，结果，在抗洪的过程中，部落酋长被雷电击中而身亡。由于古人不明白雷电伤人的原理，就以为是得罪了天神，遭到了天神的惩罚。而酋长遭到天神的惩罚，说明整个部落都有罪。所以，整个部落就人心惶惶，终致溃散。而剩下的无处可去的人们，就组成了一个新的部落。这个新部落不敢沿用原来老部落的名字，就重新给部落起一个名字，叫禹。或者是后来的人们为了把这个新部落和从前的那个老部落相区别，就给他们重新取个名字叫禹。禹部落吸取从前鲧部落的经验教训，改变策略继续抗洪，终于成功地改造了自己的家园，成为了一个强盛的部落。

从夏禹时代开始，由于华夏社会完成了“家天下”的政治形式，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所以，人们的社会交往就越来越频繁，从频繁地打仗转变为频繁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这个时候，一个部落可能就有很多人要同时出去，参加不同的社会交往。这时候，专用部落的名称代表某一个人，就不能满足社会交流的需要了，所以，就必须让每一个可能出去参加社会活动的部落成员，都有自己个人的名字。当然，不会出去参加社会活动的部落成员，仍然不需要名字。这也就是直到解放前，还有许多家庭妇女没有名字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低，就不给取名；而是因为她们不参与社会交往，实在是没有取名的必要。

那么，我们由此可以想到，华胥这个名字，到底是一个人的名字呢？还是一个部落的名字呢？是她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呢？还是别人给她取的名字呢？是她同时代的人给她取的名字呢？还是后来的人们给她取的名字呢？

华胥时代，是在庖犧时代（畜牧时代）之前的一个时代，是在宓犧时代（渔猎时代）之前的一个时代，是个采撷与狩猎的时代，是个随着季节而迁徙的时代。当时，不仅人类总人口不多，部落的群数也是相应地十分稀少的，社会交往当然也是很有限的。所以，个人取名，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社会形态的依托。华胥这个名字，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而只是一个部落的名字。

那么，这个部落名字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呢？还是别的部落给他们取的呢？是他们同时代的部落给他们取的呢？还是后来的部落给他们取的呢？

因为当时的总人口不多，部落群数不多，一个部落所占据的地域是十分宽广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交往也很有限，所以，部落自己取名没有必要。特别是，这时候的姓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当作名字来使用的。

姓是一个宗族的标示。她的作用是区分血缘关系，避免近亲通婚，同时也可以起到同姓相遇，就相互帮助、相互谦让，避免血脉相残的作用。

而由于当时的人类总人口较少，所以，姓不仅可以起到区分血缘关系的作用，在同一地区没有同姓部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她也是可以作为这个部落的名字来使用的。就像我们平时以老某某、小某某来称呼某一个人一样。

这样，就更加使得部落的专用名字，在当时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华胥这个名字，不可能是他们同时代的其他部落或者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只能是他们后来的子孙们为了记叙自己氏族部落的发展历史，纪念前辈们的历史功绩而给他们取的。

那么，这样来看，后人给前人取名，最主要的依据是什么呢？

当然是要描述他们的文化特征，纪念他们的历史功绩，感怀他们的大恩大德。

比如有巢氏的特征与功绩就是“筑巢而居”，是发明了筑巢的技术；燧人氏的特征与功绩就是“燧木取火”，是发明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宓犧氏的特征与功绩就是“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犧氏”，是发明了织网捕鱼，以提高生产效益、解放劳动时间的技术；庖犧氏的特征与功绩就是“养犧牲以庖厨，故曰庖犧”，是发明了牲畜养殖，从而能够选择漂亮的牲畜来祭祀神灵的技术。那么，华胥氏这个名字，体现的是什么特征与功绩呢？他们的后人为什么会给他们取上这样一个名字呢？

华的字形原是表示树木花果的光华，有光彩、光辉、繁盛之意；而胥是指管理誊写的小官吏，也有全与齐的意思，联系起来，华胥就是文化成果小而全，颇有成就，所以值得记载之意。

这就是说，华胥氏相对于其他的先辈，没有值得彪炳青史的大功劳，但是，他们的文化成就还是非常突出的，是值得青史留名的。

那么，他们的文化成就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第一，华是树木花果的光华，表明华胥氏的生活与植物的联系非常紧密，或许他们崇拜树木的花果，或许他们在尝试着进行农业生产。第二，胥、雅、夏古字相通，说明华胥氏特别适应于夏天的生活，也就是在水中的生活；这暗示他们已经开始从事渔猎生产，而且，因为从事了渔猎生产，所以他们就由迁徙性的生活改变成了定居性的生活，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来追求美感，从事优雅的、艺术性的工作。

因为，鱼群在水中是四处游动的，不管在湖里，还是在河里，同一个地方，你今天在这里捕到了鱼，明天在这里照样能够捕到鱼，这样，一个几十人的部落，只要拥有一片或者几片较大的水域，就能够安下心来，在这些水域的旁边定居，再也不用费尽辛苦地四处迁徙了。

而华胥之名，颇有女性的味道，也有爱美的味道，这也正好和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宓犧氏、庖犧氏等等男性名字相对应，说明华胥氏不是那么阳刚英武，没有顶天立地的男人气概，却也柔美可爱，像一个勤劳的母亲一样，为儿女们后来的生活发展耗尽了膏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履大人迹

“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

这句话是《三皇本纪》对于庖犧氏之来历的说明，也可以说是记载了华胥氏对于华夏历史的贡献。

那么，这里的“大人”是谁？“雷泽”又在哪里？“成纪”又在何方？“成纪”这个地名又是因何而来的呢？

“大人”就是雷神。而雷神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履大人迹于雷泽”的真实含义，就是华胥氏遭遇了洪水，洪水把华胥氏所生活的地方变成了泽国。

那么，这个所谓的“雷泽”，实际上的洪水未到之前，华胥氏所生活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三皇本纪》中说：“然雷泽，泽名，即舜所渔之地，在济阴”。

“济阴”在现在的山西省境内。

宋代罗泌的《路史》也记载：“太昊伏羲氏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巨迹出焉，华胥决履以辁之，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孕十有二岁。生于仇夷，长于纪城。”

这里提到的华胥氏“尚暨叔姬，翔于渚之汾”，意思就是说，华胥氏走亲访友，而到叔姬（兄弟姐妹）们所在的汾水流域中的小块陆地上游玩。

而这里华胥氏的叔姬（兄弟姐妹）们所在的汾水流域，也在山西。

但是，《路史》注释却又说：“华胥之渚，盖因华胥居之而名，乃阆中渝水地也。”《周地图》又解释说：“阆中水为渝水。”

渝水是四川的古代水名，而阆中也在现在的四川。

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华胥氏本来是居住在四川渝水流域的阆中，因为到居住在山西汾水流域的叔姬（兄弟姐妹）那里去游玩，结果碰到洪水爆发，就撤退到仇夷——甘肃陇南的仇池山，然后，再转移至纪城——甘肃天水的成纪县。

联系到华胥氏过的是迁徙性的狩猎与采撷生活，所以，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只是，华胥氏可能不是到山西去探亲访友，不是去游玩，而是因为季节更替的原因，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需要，才根据经验，按部就班地从四川迁徙至山西的。可能在那里，他们还有一些兄弟姐妹的部落，也一起遭遇了洪水。

而四川与山西这两个地域的南北差异，也告诉我们，华胥氏所遭遇的洪水，可能是发生在夏天。

因为，季节与地域的关系，决定了游徙部落的迁徙规律，就是春天从南往北走，冬天从北往南走。所以，华胥氏的迁徙生活，应该是冬天在四川，夏天在山西。

在四川与山西之间的陕西，有一个华山。华胥之名，与华山之名有没有联系呢？华胥氏是否是以华山为中心而随季节迁徙的一个部落呢？

华胥在山西遭遇洪水，他们为什么不向其它的方向逃避洪水，而是逃避到甘肃的陇南与天水地区呢？这是否表明华胥氏的生活区域原本就在这一带，他们原本就对这一带的地理状况非常熟悉呢？

天水这个地方为什么名为天水？

事实上，天水相对华胥氏所涉及的秦岭周边区域，确实是一个最高的区域；天水这里的水，相对于华胥氏所涉及的渭水、汉水、以及嘉陵江水，也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天上之水。

有许多学者表示，华山及其周边地区，确实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发源地，那里有很多反映我们华夏民族远古历史的痕迹。

我们再来看看“成纪”。

除了司马贞的《三皇本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也记载：“故渎东经成纪县，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处也。”

那么，这个“成纪”之地名是怎么来的呢？

“成纪”二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成了一纪。一纪是十二年。更本义地说，一纪应该是对一个时代结束的总结，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准确的年数。这就是说，成纪的本义就是经历一个时代的转换。而作为一个地名，她的真实意思，就是表示华胥氏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一个时代的磨练，从而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变成了庖犧氏。

所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犧于成纪”的意思，原意是说，在某一个宏观性的气候变化时期，由于地表气温的上升，导致空中水汽循环活跃，引发洪水泛滥，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困苦和磨难，华胥氏就是在这个长期的困苦和磨难中，从洪水淹没之地，转移到成纪地区，慢慢地积累了一些战天斗地的经验，增长了一些生产与生活的技能，从而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由华胥氏部落变成了庖犧氏部落。

其实，这种宏观性的气候变化，在地球气候变化的漫长历史中，是反复存在的。而人类正是在对这种宏观性气候变化的适应过程中，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最后从动物界脱颖而出，成为地球世界的主宰的。

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在40多亿年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多次显著地降温变冷，形成冰期。公认的，有前寒武纪晚期大冰期、石炭纪-二叠纪大冰期和第四纪大冰期。在第四纪更新世内发生的离当今最近的一次冰期，人们就称之为末次冰期。

末次冰期约于11万年前开始，于前9600-9700年完结。

这段期间，曾经出现几次冰川的前进及消退。而这些冰川的前进或消退，当然是因为，与之对应的气温下降或者回升了很多。

气温的回升，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水汽循环活跃，从而引发洪水泛滥。

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正好与这些气温回升的过程相对应。在最后的两个气温回升过程中，就分别出现了北京山顶洞人（距今3万年左右）和江西仙人洞人（距今1.4万年左右），还有湖南道县玉蟾岩人（距今1.6万年左右）。北京山顶洞人发展出了渔猎生产和宗教艺术。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人则发展出了农业文明。

当然，北京山顶洞人和江西仙人洞人、湖南玉蟾岩人可能都与我们的华夏祖先无关。

我们的文字记录表明，我们的华夏祖先是生活在甘肃天水地区的华胥氏和庖犧氏。而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中，我们也确实是发现了距今3万年前后和距今1.4万年前后的人类文化遗存，证明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传说，有其考古学上的证据，所言非虚。

那么，华胥氏所经历的洪水之困，是处在地球宏观性气候变化历程中的哪一次气温回升过程中呢？

从他们“生庖犧”而不是生伏羲这一点来看，他们应该经历的是三万年前的洪水之困。

因为，庖犧和伏羲虽然同为一个氏族血脉，在宏观上是可以混同的，但是，名字的不同，还是显示出他们必定有所区别。庖犧之名，主要体现在“养犧牲以庖厨”，说明他们过的是畜牧生活，并不涉及农业生产；而伏羲之名，其中既包含了农、牧业生产，更展现出了一种为争夺土地而产生的战争状态。所以，伏羲时代比庖犧时代要晚了很多。也就是说，以1.4万年前的农业生产发生为分水岭，庖犧时代是在这之前，伏羲时代是在这之后。

而华胥氏“生庖犧于成纪”，他们就不可能经历发生在庖犧氏之后的农业生产时代，不可能遇到孕育出农业文明的、发生在1.4万年前的洪水，而必定是经历了发生在三万年之前的洪水，说明他们是在三万年前的洪水中“生庖犧于成纪”的。

第三节山顶洞人

从“元谋人”到“蓝田人”，从“北京人”到“丁村人”，他们的遗传学特征，组成了一个亚洲地区蒙古人种的发展链条，证明我们的华夏先祖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自古就生活在这片太平洋西岸的大地之上。

但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先祖，只是我们血缘上的先祖，并不是我们文化上的祖先。换句话说，他们还没有为我们营造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华夏民族，没有从文化上把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同世界其他民族区分开来。

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人们又有了新的发现。经过测定，这次的出土物品，是介于距今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的文化遗存。当然，这次发掘的遗址，被命名为“山顶洞”遗址，而实际上，相同的文化遗存并非只有“山顶洞”一个地方，而是散布于附近十几个地方。

在这些发掘中，除了发现与现代人类骨骼没有区别的当时人类骨骼的化石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当时许多陆生动物骨骼的化石，以及海蚶、鲩鱼等等一些古代鱼类骨骼的化石。另外，还发现了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燧石做的梯形石片和缝纫用的骨针等等。

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山顶洞人”的葬俗和装饰品，证明他们已经拥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和审美意识。他们将死者埋葬在地下室﹐周身洒上红色的赤铁矿粉，以红色代表血液，希望通过血液的永不退色，来让死者在另外的一个世界中永远地活着。他们的装饰品有穿孔的兽牙﹑海蚶壳﹑小石珠和刻沟的骨管等等。

根据这些发现，研究人员说，在距今4.4万年至2.8万年间，地球上出现了一个较为温暖的亚间冰期。而距今3万年，则是这段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山顶洞人”就是在这个亚间冰期的最高温期，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文化年代属于旧石器晚期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他们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每个氏族一般有几十个人，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使用共有的工具来进行共同的劳动，也共同分配食物。

人类学家推断，山顶洞人仍然使用打制石器，但已经掌握了磨光和钻孔技术，学会了用骨针缝制衣服。他们在鲩鱼的眼上骨、和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细孔﹐表明他们的钻孔技术已经相当熟练。而且，制造钻孔工具的技术，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他们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使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

虽然“山顶洞人”及其文化的存在，是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但是，这个无可辩驳的考古事实，却在华夏民族的历史记载与传说之中并不存在。这说明，他们不属于我们华夏民族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经历与我们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无关。

《三皇本纪》中说，华胥氏是“生庖犧于成纪”。成纪在战国时便设县，秦朝统一时属于陇西郡，县址大约在今天平凉市静宁县西南。汉武帝增置天水郡，成纪从此归天水（东汉短暂改名汉阳）。北魏时，成纪县被废置，但是到北周又被恢复。唐朝时，县址被迁移到今天天水市秦安县西北叶堡川，为汉代显亲城故址，并成为秦州（天水郡）的州治。北宋时州治迁到上邽县（今天水市市区），成纪的县名随之移动，但逐渐被秦州和天水之名所掩盖。

宋代罗泌的《路史》也记载，伏羲氏是“生于仇夷，长于纪城”。而“仇夷”就是今天甘肃陇南的仇池山；“纪城”就是当年天水成纪县的别称。

如今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的大地湾，确实是有一个历史文化连绵不绝的古代人类遗址——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大地湾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为六层，第一层至第三层，就有带砸击技术的石器石片出土，年代为距今6万-2万年。

这就和北京山顶洞人对上号了。2.7万年至3.4万年之间的北京山顶洞人，使用有砸痕的砾石和石片石器；而6万至两万年之间的秦安县大地湾人，也用砸击制作的石器。这不就是说，他们是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层次的人类吗？

山顶洞人具有原始的宗教信仰与审美意识。而“华胥”，有人考证为“华夏”，也有人理解为“花须”，总而言之，都是崇拜花果的光华，其中既有宗教信仰，也有审美意识。华胥氏后来“生庖犧于成纪”，而“庖犧”的本义，就是在厨房里用上好的牲畜作祭品，来供奉祖先与神灵。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我们的祖先华胥氏，就是和北京山顶洞人处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层次的人类。他们和北京山顶洞人一样，也是生活在三万年之前。

那么，对照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状态，我们就可以猜想到我们的祖先华胥氏的生活状态，也更能够理解我们的祖先“华胥”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意义。

北京山顶洞人以渔猎和采集为生，他们所猎取到的鱼类，有很多只能在今天的长江流域以南才能够见到。这说明，当时北京地区的气候十分温暖。其实，许多当时植物方面的信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介于一个冰期之间，气候的温暖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是意味着水汽充沛，洪水泛滥吗？

华胥氏“履大人迹”，他们的遭遇洪水泛滥的传说，从北京山顶洞人的生活痕迹中就可以得到印证。

那么，在洪水泛滥之中，北京山顶洞人能够学会渔猎，发展出渔猎生产，我们的祖先华胥氏就不会吗？肯定也是会的。不然的话，怎么会有后来的宓犧氏“结网罟以教佃渔”呢？

只是，华胥氏是初步尝试和学会了渔猎，所以，他们的渔猎方法可能比较原始和简单，或许只是徒手在水中摸鱼，或许是在浅水区围堰放水然后抓鱼。总之是没有专业的工具，生产效益不是很高。

不过，渔猎的方法与技术其实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有了渔猎性生产，就有了定居的生活。这就为后来的畜牧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建立了平台，打下了基础。

从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事实来看，牧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随着季节而迁徙的。但是，这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这只是牧业生产发展到一个高级状态的片段印象。而最初的畜牧生产，是必须建立在定居生活的基础上的。

最初的畜牧生产，是由于为数不多的野兽被活捉，正好当时人们的食物又比较充裕，暂时不需要宰杀而产生的。

这样，刚刚捕来的野兽，由于没有经过驯化，就不可能进行放养，更不可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而四处迁徙，只能是在一个地方暂时地圈养。所以，没有定居的生活，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暂时圈养。而没有暂时的圈养，就不可能有畜牧业的发展壮大，那又何来后来的随着季节而迁徙的专业性的畜牧业生产呢？

农业生产也是一样，植物生长在一个地方，不可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而迁徙。而植物的生长具有季节性，在一个季节中，种下的植物还没有成熟，并不能急着收获，人们却由于一时找不到吃的，不得不急着迁徙到别处。这样，种下了植物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只有定居，才能使人们产生种植植物的意愿，产生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没有长期定居的生活，人们是没有意愿进行农业生产的尝试的。

当然，迁徙性的生活并不好受。但凡定居能够活命，人们是不愿四处迁徙的，这也是原始的、并不会有多大产能的渔猎生产，就能够促使人们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的原因。

考古发现，十二、三岁，是远古人类的一个生命之坎。一个人只要活过了十三岁，他就往往能够长寿至五、六十岁。可问题是，大部分小孩，都活不过十三岁。这就导致古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疾病方面寻找原因，是徒劳的。因为，远古人类的自然环境、饮食结构等等因素，比现代人类要好得多，他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什么致病因子，所以很少得病。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远古人类大部分都难以活过十二、三岁呢？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长途迁徙的拖累。

长途迁徙，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忍饥挨饿、甚至还有野兽的侵袭、其他部落的驱赶，等等，这些艰难困苦，不仅仅是考验一个人的体力，更折磨一个人的心智。所以，一场迁徙过后，最后能够活下来的，往往就是心智和体力最好的一部分人。老人和小孩，很容易在长途的迁徙中无奈地倒下。

这么说，最早发展渔猎生产，从而使后代们过上定居生活，免除长途迁徙之苦的华胥氏，是否是对我们华夏的历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呢？

可惜的是，他们的渔猎生产还很低级，以至于被后来的宓犧氏进行了革命性的超越——“结网罟以教佃渔”，所以，他们的光芒，就被后人给遮掩了。

除了发展渔猎生产，完成了定居生活之外，华胥氏在吃饱喝足之后，会干些什么呢？北京山顶洞人发展了宗教艺术，造出来很精细的工艺制品，难道华胥氏就不会吗？听听华胥氏这个十分女性化的名字，他们也应该是比北京山顶洞人更加心灵手巧、更加能够发明创造才行啊。

当然，大地湾遗址中并没有发掘出什么能够和北京山顶洞文化相媲美的东西。

然而，这并不能表示华胥氏的文化就不如北京山顶洞人的文化。这只能是说，华胥氏的文化得到了流传，所以，他们的物质性文化成果就被他们的后人所使用、消磨掉了。而北京山顶洞人在竞争中被淘汰，所以，他们的物质性文化成果就被遗弃，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被定格在那里，成为后来之人的考古发现。

华胥氏这个名字特别提到一个“华”字，“华”就是花果的光华。这或许体现的是一种宗教崇拜。然而，它又何尝不是表明我们的祖先非常渴望掌握植物的生长规律，并且在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尝试控制植物的生长，从自然采撷转变成人工培育？

虽然他们的人工培育并不成功，但是，定居生活的基础，促使他们进行这种毫不气馁的生产尝试，则是必然的。所以，后来的农业生产的发生，绝对具有他们的功劳，绝对凝聚着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所以，华胥氏虽然相对其他的历史人物，没有过硬的成果展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新的历史的开端，是后人们垫脚的肩膀；而后人们的一切成就，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才能取得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在华夏祖宗之牌位上占有一席之地，而被后人们尊称为“华胥”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