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道人在访仙求道之前是两眼空空，见到《石头记》之后眼睛里就有了色，有了情，而这个色和情与贾瑞眼里的色和情并无两样。等到他顿悟之后，色和情又似有若无，全部归空，从而实现了从空到空的飞跃。这个飞跃让空空道人已经脱离了幻境，进入了涅槃境界，进入了自由自在的状态。确切的说，就是脱离了胡牵乱扯的野史，进入了作者的内心世界，也进入了与自己心灵契合的状态。所以，他干脆把《石头记》改为《情僧录》，以此表明他已修成正果，对石头之情了然在胸，达到了“访仙求道”的目的。
这个书名把“情”和“僧”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使得宝玉的“情”有了“空”的味道，有了“佛”的属性，有了禅悟的境界。作者以此提醒我们，在色和空之间，你是见空还是见色，这完全取决于你的悟性，取决于你能否做到“自色悟空”的转变，取决于你是否能够抛开俗念，进入一个四大皆空的境界。如果做到了，那么你就已经踏入空门，对“色”的诱惑具有了先天免疫力。
如果说贾瑞正照《风月baojian》是因色见色，那么空空道人阅《石头记》则是因空见色，自色悟空。这二人也算是求仁得仁，各得其所，但贾瑞的因色见色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空空道人的因空见色，自色悟空则是既知其一，又知其二。正因为如此，他们各自的结局完全不同：空空道人顿悟之后，进入空门，立地成佛，变成了情僧。贾瑞则痴迷不悟，紧抱“色”不放，结果自陷地府，做了孽鬼。这就是:“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所谓入“空门”，就是进入“智通寺”的门，这个“门”只向智者敞开，只向有识之士敞开，愚者，色者皆不能入。
清王梦阮在《红楼梦索隐》一文中曾经说过：
开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云云，可见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女儿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沈，大都皆其事之类。不求其翼，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
这段文字点出了《红楼梦》真和假的关系是明和暗，里和表的关系。女儿闺帷非书之本意，人物升沉则确有其事，其“包孕之大”，其“结构之精”，不见其神，不见其妙，无以知之。这就是既知其一，又知其二的智者思考。
如果我们想让自己变成一个智者，就要学会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问题，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多向思维来破解《红楼梦》。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通过现象看本质，进而洞悉“色相”背后的真相，达到“空”的境界。到那时，你看到的就不是一部才子佳人的故事，而是一部微言大义的醒世录。
3、《********》：一面照彻古今的明镜
既然《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为载体的政治书籍，那么里面的真事肯定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否则作者没有必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去伪装它，去隐藏它。我们都知道，《红楼梦》诞生在乾隆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清朝文字狱盛行的时候，凡是“伤时骂世”的揭露文章，都有可能招来牢狱之灾，甚至于杀身之祸。《红楼梦》的作者“以文为戏”、“任意攥著”、“大肆妄诞”的艺术风格，应该说与这个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用“满纸荒唐言”来演绎一段真实历史，说出自己想说又不能直说的话，完成“以文载道”的心愿，当然不失为一个最稳妥，最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文学历来就有托物言志的传统，作者不愿意明白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时，往往就会隐去真意，用托物言志的方法委婉含蓄的表达出来。《红楼梦》作者所推崇的楚文就是以“讽喻政治”而著称，它的代表作《离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屈原笔下的美人香草，寄托了他高尚情操和政治理想，成了他表达自己政治见解的代名词。在这个大气磅礴的诗篇中，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创造出了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深刻揭露了当时楚国政治的黑暗和混浊；颂扬了崇高的理想、纯洁的人格；礼赞了忠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谱写了一首激越而又壮丽的悲歌。诗人用沸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尽情的抒发了对真、善、美的由衷赞美，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作者笔下的美人花草已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
那么，“远师楚人”的艺术表现手法，又有“别开生面，另立排场”的创新思维的《红楼梦》，焉知里面的美人香草就不是作者政治理想的代表？就不是他美好追求的象征？既然作者在创作手法上敢于大胆创新，不“拘拘于方寸之间”，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局限于“才子佳人”或“美人香草”的爱情故事里作茧自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只有跳出固有思维的樊篱，才能与作者的创新思维接轨，与他的真实意图相互交融。
清王梦阮和戚廖生一样，是一位深知《红楼梦》在说什么的人，他在《红楼梦索隐》一文中，对《红楼梦》的笔法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他说：
《红楼梦》一书，海内风行，久已脍炙人口。诸家评者，前赓后续，然从无言其何为而发者。盖尝求之，其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是纯用借宾定主法也。
他在这里明确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纪事之作”，但为了避讳，不得不以言情小说示人，他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借宾定主法”，并解释道：
全书以纪事为主，以言情为宾，而书中纪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宾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不敢言不忍言之隐，故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于是故作离奇，好为狡猾，广布疑阵，多设闲文，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作者乃敢乘人不觉，抽毫放胆，振笔一书，是善用宣宾夺主法也。明修暗渡，非寻常文家之能事已也。
他的意思是说，书中的真事和假话的比例是3：7，也就是说，真事只有全书的十分之三，闲文却占去了十分之七。然而，就是这十分之三的真事也不是直言不讳说出来的，而是“假设家庭，托言儿女，借言情以书其事”。这就说明“借宾定主法”或“喧宾夺主法”能把真事和假话连接得天衣无缝，让人难以察觉。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也就是说，为了避讳，为了淡化“伤时骂世”的色彩，作者不得已而为之。所谓的“托言儿女”，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借“美人香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