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含父子死后，王敦的其他同党也迎来了清算的时刻。

钱凤虽顶着智囊的光环，然而在穷途末路上也终究无计可施，只得被迫接受砍头的命运，沈充则更为凄惨，在逃亡途中遇到了从前的旧部吴儒，好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大为欢喜，结果竟被吴儒诱骗到土墙的夹缝中残忍杀死，本无希望自然不会失望，但沈充刚从地狱爬到天堂，然后瞬间掉回地狱，个中感觉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了。

筹划多年的王敦惨淡收场，着实悲哀。

但是司马绍却绝不会因此对他心存怜悯，在得知王敦死讯的第一时间就派出精兵前往武昌把王敦的尸体拉出来进行好一番虐待，最后砍下头颅和沈充等人的头一起挂在朱雀桥上。

司马睿几乎是被王敦气死的，司马绍完全有理由痛恨杀父仇人，且以他的权力和运气，竟也真的出了口恶气，但毕竟此举的情节太过恶劣，有损皇家形象，在郗鉴等人的劝说下终于把作乱分子统一安葬。

当然这么大的事可不是轻易就烟消云散的，后续的处理也非常繁琐，包括封赏和惩戒都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司马绍因此耗费了不少心血，既要保持皇帝和臣子之前的距离适当，又要在文臣武将各势力之间寻一条制衡之道，他可真是比他父亲要忙碌得多了。

司马睿基本上坐享其成，放任左膀右臂王敦王导兄弟二人为他开疆拓土，虽然最终被两只手打到吐血，但除了后期想在夹缝中钻出来之外，终究没费过什么脑子。

相比之下，司马绍从上任以来就煞费苦心，无时无刻不在想摆脱王敦的束缚，各方工作几乎都做到了极致，经历了好大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老爹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料理干净了。

父子俩都算得上是业内名家，司马睿是开国皇帝，司马绍则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力挽狂澜神绩。

但是他们似乎都过得不怎么幸福，司马睿倒还好，至少有前半生的安逸，尤其是儿子，少年好学青年称帝，一生劳碌，建立宏伟大业之后却并没有得到命运的温柔以待，反而突遭横祸，不然的话也许东晋王朝还可以多繁荣一些时日。

当真是红颜薄命天妒英才，这中间的道理也许是聪明人用脑过度，以致身体其他地方难以兼顾，因此容易招祸。另一方面，当一个人把终日念念不忘的事情完成了，神经会骤然松弛下来，就像过山车，若是振荡幅度过大，总是会产生不小的祸患。司马绍在平定了王敦之乱后，身体状况就越来越差，偏偏他又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不拘小节也从不在乎养生保健，往往带病主持政务，不辞辛苦，加上医疗条件受限，终于在325年闰8月25日与世长辞，年仅27岁。

就在324到325这一年的时间，司马绍的政绩还是颇具亮点的，他有条不紊地把王敦之乱的善后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并把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加以弱化，减小了暴发冲突的机率，还进行了几项重要的任命。

324年10月，宰相王导被加授太保，西阳王司马羕加封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詹担任江州督导官，刘遐调任徐州督导官、并接替王邃镇守淮阴，苏峻调任历阳郡长，庾亮加封护军将军，温峤加封前将军。这几人对于稳定朝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王导的存在让朝廷内外都看到了忠贞的意义，成了许多名门望族学习的榜样。当然苏峻虽然后来起兵谋反，但那是许多客观因素导致的，并不能认为此次认命的失误，苏峻的功劳得以封赏倒也实至名归。

到了次年，司马绍又追赠死于王敦之手的许多大臣一些安慰性的官号，不至于令他们的亲朋好友们寒心，付出总有回报，即便他们身死，国家仍会铭刻于心。

其实到这里，一个大人物迟迟没有现身，然而司马绍却绝不会忘了他，那就是陶侃。讨伐王敦之时，陶侃远在广州，未得到出手的机会，战争已然结束。估计司马绍也发现陶将军总是因为地域的原因而难以施展自己的本事，终于在本年5月把他调回国家腹地荆州，任命他为征西大将军、荆湘雍梁四州军区司令长官，兼荆州督导官。他还没到任，消息却已传开了，荆州百姓群情振奋，欢呼雀跃地迎接他们的老朋友。

离开了广州，陶侃不再每天搬砖锻炼，而是以静坐取而代之，因为荆州到底不比广州，每天都有许多事务要处理，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精力来消耗。当然静坐可不是坐着发呆，大脑其实在飞速运转，许多难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也因此，荆州虽然事务繁忙，但陶侃总能处理毫无纰漏。

除了业务能力超群，陶侃还常常敦促身边的人要珍惜光阴，并严厉杜绝一切恶习，酗酒赌博是绝对不能让他看到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像他这么有威望的人，平时自然也免不了会有许多人馈赠礼品，陶侃不同其他人，但凡有人送东西，往往先问东西的来源，若是自己用心的劳动成果，即便微薄也十分欢喜，并且会回赠价格至少三倍的礼物——但若是来路不明的东西，不但原封不动地退回，甚至还会严厉呵责来人。

有一次陶侃外出视察治所，无意间发现一人手拿一把没成熟的稻子，于是气呼呼地问对方是怎么回事，结果那人竟说路过顺手摘来的，陶侃更加恼火，自己不种稻还糟蹋别人的劳动果实，简直令人发指，二话不说就让随从把那人绑起来一阵吊打。消息传到州郡，百姓各自欢欣鼓舞，更加辛勤劳作，大家各司其职共建美好家园，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而且在赏罚分明的文明环境下负面现象越来越少，荆州大治。

虽然明帝短命，但总归让东晋王朝整体上进入了短暂的休养期，为应付后来更大的危机积蓄了力量。

相比之下，北方政权则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为长江的天然屏障作用，北方的汉赵、后赵政权基本很难向下突破，但又不可能互相和谐相处，于是二赵之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北方的最大焦点。

在二赵之外还有些五花八门的势力暗中较量着。

拓跋鲜卑虽然历经各种曲折，并最终成为北方各族政权的收割者，实力不容小觑，但此时仍然只是塞北的一个规模略大的牧民部落而已。

慕容鲜卑、段氏鲜卑以及宇文鲜卑更是蜷缩一隅，随时都可能被敌人吞并。

铁弗匈奴一直作为汉赵政权的附庸，不死不活的状态也是蛮尴尬，急需一个好汉站出来主持大局，但这个人一直到了半个多世纪之后才露出其庐山真面目。

还有硕果仅存的两个汉人势力前凉和曹嶷，他们都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可谓站到了风口浪尖上，统一华夏这种事就不用想了，如何活下去才是当务之急。曹嶷就率先失守，一不小心丢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