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期很快就发现，原来李寿并不是真正的威胁，实际上放眼全国，似乎并没有什么对手能危及自己的统治，这样一想，心情瞬间轻松起来，可以安心享受权力带来的荣耀了。

虽然不久之后，已故皇帝李班的娘舅势力意图拥立李班的儿子，但他们缺乏号召力，更没有雄厚的实力，最终不了了之，李班的舅舅罗演和李寿的宰相上官澹，以及李班的母亲罗氏全遭诛杀。

从此李期更加得意忘形，把朝政大权交给太监和自己的亲信打理，不再询问真正有才干的元老级官员。田褒没什么本事，只因曾劝李雄立李期为太子，而让李期印象深刻，如今贵为皇帝，竟对他十分宠爱，许多国家大计都与他商议。而这只不过是李期荒唐行径的冰山一角罢了。

这样的情形曾在许多国家上演，如今轮到了成汉政权的头上，李雄当初与范长生苦心孤诣地打造起来的安定局面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并一发不可收拾。

东晋王朝在陶侃死后，也一度陷入迷茫的境地，完全找不到务实能干的良臣治理地方要务，清谈掀起新一轮的高潮。

在这段时期像陶侃这种脚踏实地的官员当然也不在少数，只因清谈的势力更加庞大，所以整个国家都弥漫着浮夸的妖气。

所谓千人千思想，万人万模样，清谈固然不是所有人都由衷地喜欢，可是人们往往很容易被环境感染，当清谈的风气席卷全国，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而坚守自己的底线。不只是清谈，其他任何负面情绪都极具传染性，比积极的方面更能诱惑人心。

因此才有孟母三迁的故事流传于世，著名的儒学大师孟老先生的母亲，当初怕儿子被环境沾污，曾带着儿子搬了三次家，一直搬到学校附近才坦然入住。不得不说，优雅安静的环境为孟子后来的成就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母亲更是功不可没。

抛开人群的传染性不说，人际交往中的恶性攀比心态也助长了清谈的猖獗。所以陶侃的母亲就曾时常劝诫儿子一定要和比自己优秀的人交朋友，这样未来才有不可估量的进步，如果和比自己还要差的人结交，那以后的上升空间已可以预见了。

孟母和陶母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母，与后来欧阳修的母亲和岳飞的母亲一同并称四大贤母。

温峤早逝，陶侃新死，东晋王朝很难再找到像他们这样能干的封疆大吏，国舅爷庾亮便重新被提到高位以接替陶侃，于334年6月29日升任征西将军，假节，兼任江荆豫益梁雍六州军区司令长官，并兼任江、豫、荆三州督导官，镇守武昌。

庾亮自知才能有限，只怕很难胜任这么浩大的工作，便延聘殷浩为机要军事参议官。殷浩是陶侃左秘书长殷羡的儿子，以清谈著称于世，在民间很有名气，又因家世显赫，成了许多官员争相结识的对象，再加上他自视甚高，往往故弄玄虚玩起隐居的把戏，竟成了令各个豪门垂涎的香饽饽。

此次延聘最终被殷浩拒绝，在他看来自己的价值远不止此，还想待时而动。他曾有个经典的论述，当时有人问：“将要做官了却梦见棺材，将要发财了却梦见大粪，这是为什么？”殷浩说：“官衔本就腐臭，所以将要做官而梦到死尸；钱财本是粪土，所以将要发财而梦见粪便。”当时的人都因此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俨然就是个东晋的巨星。

?他衣食无忧，又对国家危难和百姓苦难毫不上心，自然有大把的时间潇洒，但东晋王朝却没有那么乐观，治理国家可不是单纯靠扯几句玄之又玄就能大功告成的。

335年正月1日，成帝司马衍正式举行加冠礼，从此终于成年了，但所谓成年也不过15岁的小屁孩，多年来生活在王导的阴影下已成习惯，什么事都对王导言听计从，甚至见面就下跪，没有一点皇帝的尊严。

君臣无礼，在封建社会是非常严重的大问题，高级咨询官本着职业道德经常提醒司马衍注意自己的身份，皇帝尤其是成年的皇帝怎么能老是向臣子叩拜，这简直是不像话，最好是听听其他官员们的意见，好好治理国家才是正道，而不是被某个大臣操控。当然他实际说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但大概意思是这样。

王导听说之后深感厌恶，随意找了个借口把孔坦逐出宫廷，让他担任司法部长去了。

可怜的孔坦不能认清形势，居然敢和王仲父作对，简直是自己作死，虽然初心是好的，但大势如此，岂是他一个小小的咨询官能够扭转的。除非有实权的武将强势崛起，不然谁也动不了王导分毫。

朝中多数人就很有眼力劲，每次与王导同席而坐，王导只是随便说句话，在坐的同僚们肯定全都露出一副花痴脸，不是鼓掌就是大肆吹捧，王导若是说屎真香，大家一定拼命往茅坑跑。

东晋的立国自然离不开王导的努力，但东晋的衰微也是拜他所赐，东晋不立王导不生，王导不死东晋不兴。可是随着王导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即便他死了，东晋王朝也很难从他的影子里走出来。

相比之下，后赵的石虎就完全不必担心这种问题，毕竟他是国家绝对的老大，虽然没什么文化，但上阵打仗以一当十，治理国家又万分强硬，一言不合就痛下狠手，谁也不能动摇他的至尊无上的地位。

石虎虽然残暴，但也有不少建树，给后人最大的财富就是佛教文化了。

正是得益于他强硬的政治风格，毁灭一件事易如反掌，而要促成一件事也是轻而易举，佛教就在他的推动下正式在中国繁荣起来，并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今天21世纪仍旧是国内信徒最多的宗教。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1027年的迦毗罗卫国，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最早传入中国大概是在秦汉时期，尤以汉明帝感梦传法最为知名。

公元64年，东汉明帝刘庄梦到一个身高6丈、头顶放光的金人从西方而来，停在庭院中央，刘庄正要开口询问，金人腾空向西方飞去。次日早朝，刘庄跟群臣叙述了这一怪梦，有个博学的大臣说那可能是西方的神，称为佛陀的，刘庄大感惊奇，便派蔡音和秦景等人前往西域一探究竟。

65年，蔡音和秦景等人正式踏上了西去的征程，并最终遇到了印度的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恳请他们到中国弘扬佛法。

67年，两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跟随东汉使者一同返回洛阳，刘庄见到之后很是高兴，安排他二人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单位鸿胪寺居住，后来又专门在附近为他们修建了官邸，用来居住和翻译经书，为了纪念白马驼经的功劳而把新建的官邸命名为白马寺，后来“寺”成了僧尼住所的代称。

白马寺也是中国第一所寺院，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翻译的《四十二章经》则是中国第一部汉化版的佛教经典。

万事开头难，佛教虽然得以传入，但在道教兴盛的中国，想要遍地开花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直到石虎的出现，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