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之死，成为前秦由盛转衰的分水岭，王猛对前秦的意义甚至比苻坚想象的还要深远，不出几年，效应便将突显。

对某人或是某物的过分依赖，最后只有一个可能，一旦人物不在，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恐怖的。

前秦到底只是一个新兴的国度，虽然在王猛的治理下，一片升平，但许多根源性的问题并未彻底清除，尤其疆域太大，管理上面临很大难题，不同种族不同势力互相杂糅，想要完全融合，绝非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王猛能多有十年八年的时间进一步地整改，统治基础当能稳固起来，可惜就在新旧交替的紧要关头，王猛溘然长逝，徒留苻坚在原地凌乱。

与前秦想极力挽留丞相不同，东晋的情况是恨不得当政的权臣赶紧死掉，因为谢安与王猛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王猛是名符其实的政治家，而谢安充其量只能称为政客，王猛的早逝对前秦伤害很大，谢安的长寿则让东晋饱受煎熬。

374年正月27日，徐兖二州督导官刁彝逝世，朝廷改任立法院总立法长王坦之为徐兖青三州军区司令长官、兼徐兖二州督导官，仍镇守广陵，然后由谢安兼任立法院总立法长之职。

但谢安显然并不胜任这种职务，酷爱音乐的他，遇到家族中血缘稍微疏远一点的亲属办丧事时，他都照常演奏，丝毫不顾礼法。

人学好很困难，学坏往往就是一念之间，总立法长都这么肆无忌惮了，士大夫阶层纷纷效仿，高级知识分子、在职官员和退职仕绅顿时打成一片，极尽伤风败俗之能事。

王坦之对此深感忧虑，劝谢安：“礼教是天下的宝物，应该为天下人珍惜。”

谢安一笑置之，仍然我行我素，美其名为不拘小节、潇洒飘逸，实则就是自我放纵、自甘堕落，遗憾的是，竟在朝野上下形成潮流。

从此王谢二人矛盾更深，王坦之虽也有缺点，但终究心怀天下，注定不会与谢安这种斯文败类、官场流氓走到一起，即便曾经抱团取暖，终难免一拍两散。

可惜谢安毕竟关系显赫，王坦之于是处处受制，最后积郁成疾，于次年5月2日撒手人寰，临死前写信给桓冲，希望他能监督谢安，维护大局。

桓冲对于王谢二人的决裂看在眼里，实在不想与谢安纠缠，准备把京畿卫戍总司令让给他，自己请求外调，离他远远的。

情操是高尚的，也值得赞扬，但桓家人都认为这是个错误的决定，郗超也竭力劝阻，若是把国家大事全交给谢安，简直就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可是桓冲心意已定，终于上疏请求外调。

375年5月10日，朝廷下诏任命桓冲为徐豫兖青扬五州军区司令长官、兼徐州督导官，镇守京口，由谢安兼任京畿卫戍总司令，并加授高级咨询官。

此时的朝廷完全是谢安的独角戏，上传下达的诏书全由他操纵。

谢安估计也有些不好意思了，小伙伴们要么死掉，要么远离，都没人陪他玩了，于是在孝武帝司马昌明到了结婚的年纪时，力荐太原王氏王蕴的女儿王法慧为皇后，然后任命王蕴为高级国务官，兼国防部长，封建昌侯。

然而王蕴也不陪他，上疏坚决辞让了。

一味的清谈让国家受害不浅，褚蒜子不忍朝廷完全落在清谈家之手，于是极力促成了司马昌明研读孝经，阅览儒学经典，并在国内延聘儒家学者。

谢安感觉哪里不太对劲了，于是把自己人徐邈推荐担任立法官，希望继续控制局面。

徐邈年过不惑，倒还是有些真材实学的，司马昌明每次向他提出问题，都能大受裨益，谢安眼见如此，这才安心。

司马昌明因为从未接触儒家人物，写诗作赋都深受当时老庄清谈派的影响，油腔滑调，****杂乱，徐邈非常有耐心地把这些作品收集起来，拿到立法院进行删改修正，使它们达到相当的水平，再请司马昌明过目，然后发出去供世人阅读品鉴，时人都对徐邈赞赏有嘉。

前秦天王苻坚在学说问题上，与褚蒜子不谋而合，于375年10月下诏：“我们贤能的丞相新近弃我们而去，文武官员处理事务，或许不太合乎我的心意，不妨站在未央宫南，设立听讼观，我每隔五天前往一次，探讨人民的隐忧。现在天下虽然还没有完全平定，但也可以暂时停止军事行动，推动教育文化，用以符合丞相高雅的愿望，我们应该尊崇儒家，禁止老庄和神秘预言书的传播，凡违犯这项规定的，一律绑到闹市上斩首。”

政府助理执行官王佩，曾心存侥幸地阅读神秘预言书，苻坚于是下令将其斩首示众，以立法纪，从此再没有人敢研究。

从下诏当天，就让人仔细挑选学生，太子苻宏以及公侯、文武官员的儿子们，全都到学校读书；中外（中军将军和外军将军）、二卫（左卫将军和右卫将军）、四军（卫军将军、抚军将军、镇军将军和冠军将军）、长上（金銮殿禁卫军官）等武将，则每20人一组，由一位对五经有研究的学者担任教师，教他们诵读断句；在后宫设立督学官，教授宫中男女，挑选宦官及聪明的宫女，到大学教授那里，学习五经。

儒家学说流传千百年，绝非浪得虚名，其中固然有统治者对于部分观念的别有用心，但其中大部分思想对于国家稳固统治，改善民生，起着关键的作用，相比老庄来说，绝对有着不容质疑的优势。

离王猛越来越远，苻坚也越来越发现国事之艰难，于376年2月21日下诏说：“我曾听说过，君王在寻求贤能人才的时候，最为辛苦，而在寻求到贤能人才后，十分悠闲，可以安心享乐，这话是何等灵验！从前我得到丞相作为助手，常认为君王是件最简单最容易的事，可是自从丞相弃世，我的头发已白了一半，每一念及，不觉衷心悲恸，而今天下没有丞相，政治教化可能松懈，应该派出官员前往各郡县视察，探问民间的疾苦。”

但他并没有严格遵守王猛死前的忠言，虽临时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内心深处急于统一全中国的雄心越来越强烈，终致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