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思话接到梁、南秦二州督导官的任命之后，立即率军西上，但因距离遥远，毕竟需要些时日，于是就在这新官未到、旧官将去的间隙，仇池的杨难当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贪欲，向汉中发起突袭。
虽然早已得到了刘宋朝廷的任命，名义上是藩属，但杨难当显然对这种关系并不怎么在意，而且他自认有北魏这座靠山，最坏的结果也不过是战败北逃，改日带着北魏铁骑卷土重来，仍是一条雄壮的汉子。
刘宋地方政府倒是对魏军有很好的防范，却哪里想到仇池会忽然横插一脚，而且旧督导官甄法护自感心灰意懒，完全无心应敌，白马、晋昌、葭萌、晋寿等四郡接连失陷。
433年11月12日，甄法护放弃州城，逃到洋川郡政府所在地西城，意味着汉中地区完全落入仇池之手。
因为客观因素的限制，甄法护想要扭转局面，似乎不大现实，但不战而退则着实让人不齿，次年初，被司法部门指控，逮捕入狱，后又被强迫自杀。
他的老哥甄法崇就给力多了，被任命为新的益州督导官之后，很快就领兵擒获了变民首领费谦，将其斩首示众，虽然跑了程道养和一些残兵败将，但起码让益州全境恢复了正常秩序，为国家的和谐稳定尽了一大份力。
家族之中良莠不齐本是寻常之事，实际上人的个性虽有后天环境的影响，但天生的部分还是占了绝大比重，也正是这个缘故，即便生长在同样的环境，长大成人后的个性却可能截然相反，至于环境不同的人，秉性更是千奇百怪。
天底下优秀的人都同样优秀，邪恶的人则各有各的卑劣。
甄法护出于贪生怕死的天性，临阵脱逃，同时期的谢灵运，虽没有征战沙场的机会，但他另有他路挑战人性的下限。
用“人性的下限”或许有些严重，不过谢灵运的作为是真的引起了民愤了。
刘义隆自作主张，重新起用谢灵运，担任皇家图书馆长一职，但似乎效果并不符合他的预期，不久便把谢灵运调回地方。
返回会稽后，谢灵运尤其喜欢游山玩水，探险猎奇，经常深入蛮荒地带，前呼后拥的随从有数百人之多，每次都让人砍伐树木开凿道路，以致沿途的农民无不惊慌恐惧，以为是山贼强盗来袭。
会稽郡长多次接到群众检举，迫于压力，一面上疏朝廷指控谢灵运心怀不轨、阴谋叛乱，一面动员军队严加戒备。
谢灵运虽然狂妄自大，也对皇权充满畏惧，得知此事后，立刻亲自到建康宫门前陈述自己被诬陷的情况，以求逃避惩罚，毕竟无故扰民，破坏地方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甚至有谋反的嫌疑，罪名可是不小。
刘义隆酷爱文学，对于谢灵运这种万恶的大诗人，固然是心存怜惜，况且谢灵运可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也不便砸了自己的威信，所以最后只是把谢灵运调任为临川郡长。
谢灵运的文学造诣是无可质疑的，但政治头脑就很一般了，天真地以为自己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关照，非但不思收敛，行为反而越发过份，对待公务也毫不上心，一心只知纵情声乐，偶尔兴起写诗作赋度日，很快就遭到有关单位弹劾。
宰相刘义康正在竭力培养自己的威望，认为谢灵运这种过街老鼠，早已激起了万民的愤怒，杀之以顺人心，定是一件普天同庆的大喜事，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派使节随同江州参谋官郑望生，前往逮捕谢灵运。
谢灵运脑子一热，做出了一件置自己于死地的错误决定，竟然把郑望生收监，然后自己率军队逃走，并写下了豪迈的诗句：“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这几句诗把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展现得一览无遗，诗中的两个人物张良和鲁连，成了他的寄托，表达了自己对刘宋政权的失望和不满。
这样一来，刘义隆即便有心相救，也无能为力了，谢灵运先是出兵扣押朝廷官员，又写下这等反诗，叛逆的罪名已然坐实，刘义隆身为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便进行包庇。
但刘义隆到底年轻气盛，执意选择包庇，准备只免去谢灵运的官职，然而司法部长奏称：“谢灵运率农民发动叛乱，应判处死刑。”
刘义康也坚持认为不宜宽恕。
最终双方都妥协一步，谢灵运被流放到广州。
事已至此，谢灵运更加愤懑，成天写诗抒发胸臆，显然已不能满足其狂躁的内心，没过多久，便私自购买武器，集结武士，打算在取得三江口后，发动叛变。
当然招兵谋反一事也有可能是刘义康的诬陷，但内情已不重要，刘义隆终于对谢灵运失望透顶，也不再进行宽大处理，下诏将其逮捕，就在广州绑赴刑场，斩首示众。
一代文豪就此结束了滑稽放荡的一生。
谢灵运出身陈郡谢氏，又颇有文采，骄傲之情由内而外，但本身却并没有政治家的气魄和手段，最后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实是咎由自取。
这场政治斗争的主角当然是刘义隆和刘义康，二人之间的嫌隙由来已久，起初刘义隆被拥立为帝，刘义康内心就很不是滋味，但因实力悬殊，所以只能违心地呈献忠诚，然后慢慢爬上高位。
而等到拥有足够的权力，刘义康终于也不再掩饰内心的欲望，开始暗中图谋皇帝宝座。
刘义隆对刘义康的态度当然也是不断变化的，尤其在经历了刘湛和谢灵运事件以后，二人的关系已不再亲密，只是刘义隆相比刘义康来说，城府更深，轻易不表露内心的想法，所以刘义康自以为计划正有条不紊地展开，殊不知刘义隆心知肚明，只是出手的机会并未成熟，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同时俱备，二刘之战必将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