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池落入北魏之手，这让刘义隆极其不满。

人在愤怒的时候，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以泄心中的怒火，骂人、摔东西是普通人比较常用的技俩，但刘义隆贵为一国之君，他有更加“出色”的表现。

早在仇池之战的上半场，宋军还很是顺风顺水，刘义隆自然喜不胜收，特别任命刘真道为雍州督导官，裴方明为梁、南秦二州督导官，以资鼓励。

这两人都是西部战场上的中流砥柱，且战功赫赫，此举当然是希望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国家繁荣昌盛做出更多贡献。

裴方明当即表示，保卫边疆是份内之事，就算不升职加薪，也会全身心投入，为表明心迹，坚决辞让中央的任命，不肯就职。

刘义隆的感觉比较怪异，欣慰占一定比重，但更多的居然是嫉妒和怨恨，嫉妒在官场上竟有这种赤诚之人，大出自己所料，怨恨一个臣子竟敢为了自己的名誉而公然让君主难堪。

此时刘义隆选择隐忍不发，但很快仇池失守，他内心的愤怒开始变得不可理喻，虽对北魏无计可施，但对付自己的部属总是轻车熟路的。

443年7月25日，仇池的战火刚刚平息不久，刘真道和裴方明同时遭到指控，说他们在仇池之战中，侵吞了大量金银财宝和名马，依律下狱处死。

事件发展得尤其迅猛，半点征兆都没有，不但当事人满脸问号，朝野上下更是一片哗然。

这两人可能在军事才能和名气上都比不上檀道济，但遭遇却并无二致，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时并非愚忠，只因无处申诉，而又不想当乱臣贼子，最后终于只剩下一条死路。

这就是****社会的悲哀，正义从来都只是服务于当权者的利益。

拓跋焘也经常杀人，只是杀人理由比刘义隆的更显充分一些，而且很少砍人脑袋，多数时候都是让当事人自行了断。

皇子拓跋俊的母亲早些年因为得罪拓跋焘而遭诛杀，拓跋俊也受到牵连，变得既没今天又没明天，便选择破罐子破摔，荒淫不法，肆意妄为，终于惹怒了父亲大人。

441年3月28日，拓跋焘下令把拓跋俊从王爵降为公爵，以此作为警示。

却不想此事成了拓跋俊爆发的导火索，连同杀母之仇一起结算，暗中动员府上亲兵叛变。

拓跋焘得知之后，真是满心的恨铁不成钢，擒获拓跋俊后，忍痛让其自杀。

到了第二年底，拓跋焘让政府行政官李顺，评审文武官员的等级，用作将来封爵的标准，结果李顺收受大量贿赂，以致评审不公，遭到凉州人徐桀的实名举报，拓跋焘想起之前讨伐北凉时的种种，认为李顺欺君误国，也让他自杀。

拓跋俊和李顺是极具代表性的两个人，一个是皇子，一个是昔日的宠臣，待遇尚且如此，其他人也可想象。

当然相比刘义隆，拓跋焘并没有把这种事置于过高的位置，他把更多精力放在开疆拓土和宗教信仰上面。

随着一统北方，拓跋焘的野心其实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满足，但也仍有很大的余地，那就是南吞刘宋、北灭柔然。

至于宗教信仰，受到崔浩的影响，拓跋焘对佛教十分鄙夷，而对道教异常推崇。

当时道教的当家人物寇谦之，就是拓跋焘的座上宾，也是重要幕僚之一。

441年底，寇谦之向拓跋焘呈献了一项颇有建设性的意见：“陛下以真君之体，统御天下，建立净轮天宫大法，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这种盛况，应该登台接受符箓，用以彰显圣明的恩德。”

没人会拒绝炫耀自己的机会，拓跋焘欣然接受。

442年正月7日，拓跋焘乘坐法驾，登上了新建的道教神坛，正式接受符箓，旗帜一律用青色。

从此时开始，北魏新皇帝登极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符箓，成为一项传统仪式。

寇谦之接着又奏请兴筑静轮宫，而且宫殿要足够高，高到听不见人间的鸡犬之声，用以接近上界的天神。

宰相崔浩对这件事也很感兴趣，于是拓跋焘批准了这个项目，交由崔浩亲自监工。

可是受到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想要做到听不见鸡犬之声，难度极大，人工和钱财耗费数以万计，仍旧不能完成。

没过多久，太子拓跋晃劝说父亲：“上天与人间道路不同，卑贱与高贵，也注定有很大分别，二者不可能结合在一起，这是情理之中的事。

如今白白浪费国库资源，使人民穷困疲惫，而且还看不到完成的日子，对国家能有什么好处？

如果非要采纳寇谦之的建议，那不如借用东山的万丈高度，工程还能容易些。”

在高山上建高楼，高度肯定没得说，相比平地，更容易达成“不闻鸡犬声”。

但拓跋焘认为那样就不虔诚了，执意要平地起高楼。

当然这座静轮宫终究成了烂尾工程，对北魏来说，可谓百害而无一利。

442年一整年的时间，拓跋焘都在密切关注着静轮宫的建设，可惜一年过去了，仍旧没有什么进展，内心的热情劲便逐步消退，转而把精力重新放回开疆拓土上面。

443年9月6日，经过一个月的准备，拓跋焘再度讨伐柔然，让乐安王拓跋范、建宁王拓跋崇，率15个将领走东路，乐平王拓跋丕，率15个将领走西路，拓跋焘亲率大军走中路，中山王拓跋辰，率15个将领作为后备。

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刘絜，长期主管朝廷机要，仗着皇帝的宠信，做事专断独行，且尤其喜欢和崔浩争锋。

魏军此次北伐，崔浩表示全力支持，刘絜则竭力劝阻说：“蠕蠕习惯东迁西移，没有长性，上次讨伐就劳而无功，不如推广农耕，积蓄粮秣，等他们自己来送死。”

拓跋焘最终听从了崔浩，刘絜感觉很没面子，认为是奇耻大辱，打算想办法让本国失败，以显示自己的神机妙算。

这种逻辑固然荒唐，对国家产生的危害也更严重。

拓跋焘抵达鹿浑谷时，恰好与柔然敕连可汗郁久闾吴提遭遇，拓跋晃进言道：“盗贼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们大军会从天而降，瞧其阵势，分明已吓破了胆，应该趁机急速进击。”

刘絜坚决劝阻，认为柔然军中尘土飞扬，人数一定很多，一旦在敌人土地上轻易交战，恐怕反被包围，不如等各军集结完毕，再行出击。

拓跋晃争辩说：“尘土之所以飞扬，是因为他们的士卒惊慌恐惧，奔跑骚动引起的，一个平静营区的上空，怎么会有尘土？”

拓跋焘不敢冒险，而且料想各路人马即将到来，想等会师之后再发动总攻。

然而拓跋焘怎么也想不到，刘絜早就假传圣旨，更改了会师日期，所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了六天之久，各路人马迟迟未到。

吴提就趁着这六天的时间，率众飞速逃窜，拓跋焘进退两难之下，已然错失了围剿敌人的良机，被迫班师。

班师途中也不顺利，魏军穿过翰海沙漠时，因为耽误了行程，而且大军补给跟不上，粮食吃尽，又饿死了许多士卒。

以前虽也有空手而回的遭遇，但拓跋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愤怒和绝望。

刘絜的计划进行得有条不紊，在这时还不忘煽风点火，力劝拓跋焘先轻装回师，免得被柔然杀个回枪。

拓跋晃坚持柔然绝无力回击，拓跋焘也是为了稳定军心，最终没有同意提前撤退。

没几天，魏军俘虏了柔然的巡查兵，拓跋焘才确信柔然的部众果如拓跋晃所分析的那样，根本已吓得魂飞魄散。

拓跋焘大为后悔，但另一方面也喜得太子之才，自此军国大事都听取拓跋晃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