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节，我回到了甘肃老家过年。从1996年到武汉，基本上两三年回去一次。刚开始那几年，非常想家，但手头拮据，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只能蜗居在武汉过年。

小时候，天天盼着过年。过年可以穿新衣服，可以吃好吃的，也可以收到好多好多压岁钱……我小时候生活在大西北的一个小乡村。我们那个乡，是当地有名的渔米之乡。冷水养殖的虹鳟鱼，以肉质鲜嫩而故称，日照充足的乌江大米，绝佳口感在当地更是久负盛名。虽然谈不上小康生活，但也算衣食无忧。

快到小年，家家户户开始杀猪宰羊。零下十几度的天气，成了天然冰箱，半边猪肉，羊肉往房梁上一挂，不大一会就冻成了硬邦邦的。吃的时候，要用斧头一块块往下砍。西北人豪爽，吃肉都是炖一大锅，大块吃肉，小杯吃酒。有客人来，从中午可以喝到晚上，白酒都是讲整箱喝的，不喝倒几个，肯定是不会停的。小时候，我特烦我爸爸喝酒，每次喝醉话特别多，像唐僧念经似的，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话。

大年三十，一口大锅煮上猪头，香气四溢。那时觉得世上最美的美食，非猪头肉莫属。大年初一，小辈开始长辈拜年。我们那个村只有两条街，几十户人家。那时候，拜年要给叔伯沏茶，还要带各家炸的油果子，油果子有很多种，有蝴蝶形的，有鸡冠形的，干脆可口，油而不腻，充分体现各家的制作水平。那时候拜年是要磕头行礼的，磕完头，长辈们喝完茶，然后掏出红红绿绿的崭新的钞票，通常是五毛或者一块，能收到五块，那真是极少极少的，印象中也只有当官的舅舅给过。小时候，最过瘾的莫过于放鞭炮。用半根香置于隐蔽的地方，估摸好时间，放上鞭炮，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突然一炸，经常吓得小女孩们哇哇大哭，而我们却在旁边哈哈大笑。

高翘队，秧歌队，舞狮队，几乎每个村都有一支社火队，从大年初五开始，每天都有社火队在乡里的人民广场上表演，邀上三五个小伙伴，步行一个小时去乡上看演出，那个高兴劲，甭提有多爽了。

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社火的高潮。广场上人流涌动，密密麻麻，一边戏台上高唱秦腔六郎探母，一边是舞狮大赛踩板凳，好不热闹。十里八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欢聚一起，都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共同庆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三十年过去了，儿时的记忆深深地保留在脑海中，依然记忆犹新。

回家过年对于年近三十的我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昔日的同学都已经为人父母，孩子都已经读小学了，而我依然孤家寡人一个。父亲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苍老了很多，过年不回去看一眼我又实在放心不下。我知道，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在农村三十没结婚的，已经算是大龄青年了。而我现在的这种状态，又怎么能让父亲放心呢？要在武汉安家，就必须要买房，首付最少也得十几万，父亲种一年的粮食，也就收入几千块，我怎么可能再让他去徒增烦恼呢？

古语有云：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是说：“父母年迈在世，尽量不长期在外地。不得已，必须告诉父母去哪里，为什么去，什么时候回来。并安排好父母的供养。”

而我很惭愧，一不能在父亲身边尽孝，二没有经济能力来赡养父亲。有时候想想，真的是愧为人子，漂泊在外，居无定所，这样的日子还要维持多久？我不想去想，更不敢去想。如果就此让我放弃一切，我又不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