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样一支保境安民的亲民队伍之后，附近百姓的日子便安定了许多，一有风吹草动便纷纷到她们那里去寻求帮助，她们也有求必应，主持一方正义，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时间一久，随着声势越来越大，口碑越来越好，人们渐渐就有把她们神化的趋势，百姓们平时的谈吐中把她们描述成了一个个能飞檐走壁的神兵天将，既亲昵又敬畏地称呼这支队伍为“千岁军”。

而楚芳本人，更是被百姓描绘成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女神，人人都敬称其为“芳芳千岁”。

名声越来越大，前来投奔的人也就越来越多，这支“千岁军”的实力也愈发壮大，总人数已经达到一千多人，其叱咤威名一直远播至湘西雪峰山一带，不仅别的土匪绺子再也不敢在她们眼皮子底下惹事，就连最近重新占据遂宁县城的上万清军前去清剿都屡战屡败，吃了几次大亏。

这支义军战斗力之所以这么强，除了芳芳的用兵谋略外，她的麾下新近收罗了不少北方来的“逃人”，这些人都与满人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故而杀起鞑子来均奋不顾身特别凶猛，其中以被人称为“三大护法”的三名统兵头目尤为出众，其中一位是“不沾泥”袁佐才，第二位是“过天星”张孟，第三位是“一条龙”左文昭。

这三名牛人都是来自北直隶河间府和沧州府一带的“逃人”，那两个地方民间自古便有尚武之风，从来都是武林高手辈出，因而自小习武的他们都有一身好武艺。

有了这些亡命之徒的加盟，“千岁军”几次交锋下来把清军杀得丢盔弃甲损兵折将，只得整日龟缩在城内，轻易不愿再进山和他们叫板。

各位看官，这里跟大家交待一下何为“逃人”，又为何“逃人”对满人会有如此深的仇恨。

要说清“逃人”，就必须先大致交待一下“满清”和“八旗子弟”这两个词的由来。

满洲女真人，明初时按地理位置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三大部，后来建州女真在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崛起，逐一吞并了其他女真，并把其麾下的满人军队按军旗颜色分为八旗，后来，满人因此便称自己为八旗子弟，简称为旗人。

这八旗中，每个统兵旗主称为固山额真（额真：蒙古语，主人的意思），每旗由五个甲喇组成，每个甲喇的头领叫做甲喇额真，下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牛录组成，每三百人为一个牛录，其头目称为牛录额真，因而每旗一般有七千五百人以上，八旗子弟总人数约有六万余人。

其后，在逐渐吞并了蒙古各部以及夺得辽东地区大片土地后，又增加了“蒙八旗”、和“汉八旗”，总兵力达到了二十万之众。

当初努尔哈赤规定，这些八旗子弟终生只能服兵役帮他打江山，不得从事其它任何行业，这个政策在满清野蛮扩张的战争时期确保了兵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在清廷坐稳江山之后，由于安坐龙椅之人一个赛一个的愚昧和傲慢，仍然长期保留了这一政策，以至于晚清时期的八旗子弟不仅不会打仗，就连基本的生存技能都没有，后来沦落到只能靠卖祖产而混吃等死的程度，八旗子弟由此没落直至消亡。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立大金国，史称后金。两年后，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起兵，誓师伐明，攻占沈阳后迁都于此，及至皇太极继位，又改国号为“大清”，把沈阳改名为盛京，及后顺治入关，才定都于北京，从此满人坐了三百年的龙椅。

这，便是“满清”一词的由来。

满清八旗入关，定鼎中原之初，民愤最大的两项政令，便是“剃发易服”和“圈地政策”。

“剃发易服”大家都知道，那根其丑无比的金钱鼠尾辫以后曾作为东业病夫的形象代表了中华民族的耻辱，下面说说“圈地政策”和“逃人法”。

满人中的建州女真人，是努尔哈赤的最嫡系部属，原是一个游牧民族，因人口太少，又不准他们从事农牧生产，努尔哈赤为弥补兵源不足和粮饷匮乏，很早就有满人贵族蓄养包衣奴才的制度。

这些奴才，最早是一些罪犯被罚为奴之人，以及在历次作战中俘获的蒙古人、朝鲜人、维吾尔人，后来在历次入关作战中相继俘获了大量的明军士兵以及汉人百姓，努尔哈赤便将这些汉人全部分给王公大臣和八旗士兵为奴，以供满人役使，因此，几乎每个八旗兵家中都有奴才。

在高傲的满人贵族眼里，这些人打仗不行，干活却是可以的，加上多是青壮汉子，故此深得满人主子的喜爱。

入关定都之后，为赏赐满洲八旗将士，使他们真正成为坐享江山的主子，摄政王多尔衮特令满洲旗人在京畿、北直隶一带跑马圈地以酬其功，不仅夺去了大批汉人的家园，竟然将所圈土地中的汉人百姓也一律拨充旗下为奴，史称“圈地政策”。

这些旗下奴与一般的奴仆不同，他们没有一丝政治自由和财产自由，甚至没有生命自由，其地位仅与财货相等，于是发生了大批奴才逃亡的“逃人”事件，清廷为制止地方隐藏逃人，便制定了严苛的逃人法，除了抓到逃人往往处死外，若发现有人敢藏匿此类逃人，那是要罪上加罪的，弄不好要株连整个家族，人头掉下一大片。

可想而知，刚入关时的满人，是如何的不把汉人当人看的。

究其原因，还不是这些奴才乃是那些满人主子的命根子，主子们都指望着这些旗下奴替他们耕种生产，若都逃了，主子们谁来养活？

当初多尔衮便对上疏劝谏的汉族官员说：“向来血战所得人口，以供种地牧马诸役，乃逃亡日众，十不获一，究其缘由，奸民窝隐，是以立法不得不严。若谓法严则汉人苦，然法不严，则窝者无忌，逃者愈多，我满洲驱使何人？养生何赖？满洲人独不苦乎？”

如此重压之下，各地官府便不敢再怠慢逃人之事，但凡境内有逃人的，一律捕了往北遣返，为此捕杀了窝藏逃人的百姓数以十万计，哪管你是父藏子、妻藏夫，那是逮住便杀，人头一砍一大片，当真是罔顾伦常，惨绝人寰！

不仅普通百姓大量被杀，甚至那些替满人卖命的汉人官员也没能幸免，贵为靖南王的耿仲明，便是在南征途中，因部下私藏逃人而自忖难免死罪吓得在江西境内畏罪自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