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压四器，妥妥的，但加上时鹏的石瓢，那就危险了！

八十年代，紫沙壶的价格，尤其是名家名壶，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石瓢非瓢，最早称为“石铫”，“铫”在《辞海》中释为“吊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铫”从金属器皿变为陶器，最早见于北宋大学士苏轼《试院煎茶》诗：“且学公家作名钦，砖炉石铫行相随”。

苏东坡把金属“铫”改为石“铫”，这与当时的茶道有着密切的关系。苏东坡贬官到宜兴蜀山教书，发现当地的紫色沙罐煮茶比铜、铁器皿味道好，于是他就地取材，模仿金属吊子设计了一把既有“流”（壶嘴），又有“梁”（壶提）的沙陶之“铫”用来煮茶。

这“铫”也即后人所称的“东坡提梁壶”，这可谓最早的紫沙“石铫”壶。

那么石瓢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呢？

这与当代制壶宗师顾景舟老先生有直接关系。

四十年代末，顾老与友人吴湖帆、江寒汀合作书画壶，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来形容他们制作的这批石铫，故此，“石瓢”这一名称，成为这种单手梯形壶的类别名称。

壶中百变，首推石瓢！

这句话说的是石瓢善变，也就是它的型制变化很大。现代石瓢的型制基本固定下来——体形、腹鼓、平盖、直流、小容量这五大特点，它们成形于清代至民/国期间。

最早的石铫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譬如刚才武田次郎手中的时鹏石铫，有耳有梁无圈把，属于老式提壶类的石铫壶。

石铫的制作大家，以清中期杨彭年为首。

他所制石瓢有高、中、矮之分；有圈把、提梁之别。他与陈鸿寿合作弧曲面的“曼生石铫”，朴茂祥和；与瞿应绍合作直坡面的“子冶石铫”，刚劲明快；与朱坚合作虚盖的“石梅石铫”，浑厚高古。更为经典的是文人雅士有感而发，将诗书画印集于壶身，切水、切茶、切壶型、切感怀，堪称绝品。

时鹏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制壶大师，他所制作的石铫，自然与清代的器形，差别很大。时鹏更钟情于提梁石铫，他的石铫样式古朴，纱线明细，提梁的弧度类似于椭圆，特征鲜明，因此卢灿能在惊鸿一瞥中认出此人的作品。

时鹏的石铫壶啊，一壶两杯，市场售价，妥妥的超过二十万港币。

卢灿咬咬嘴唇，看来自己还得努力！

他在观察武田次郎，武田同样也在偷偷看他。此刻，见武田次郎兴奋的想要仰天长啸！

太爽了！二十分钟过去，自己已经挑出五件精品大器，可对方呢？加上手上那件也不过三件！

什么狗屁天才？智慧余额不足，再天才也没用！

这种斗亮，竟然选择字画作为主项？这不是找死吗？

是的，字画书卷永远是收藏的第一大类，价值只升不跌。可是，金石瓷陶近些年来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弱于它们。

选择字画？嘿嘿，这东西的鉴定，要比一目了然的金石瓷陶，难得多！

武田次郎甚至都有些怀疑，这个香江小子在一个小时内，究竟能不能找齐十幅字画！

见卢灿站起身来四处张望，他的嘴角飘出一丝冷笑，这时候想才想起来，要找桁架上的好货色？嘿嘿，好货色都被自己挑的差不多了，你还能找到什么？

卢灿挑选的字画，武田次郎自然没法直接评估其价值，但他绝对不相信，这两幅画，哦对了，还有他手中的那幅，价值能超过自己的选择？

是的，武田次郎挑选的这五件藏品，绝对算得上桁架中藏品的精品。还有一些，则被他挑选搁置在内间空地上，稍后再去精选。

也就是说，卢灿即便想要再去筛选桁架上的藏品，也没机会了。

鉴定天才？哈哈！吃翔去吧！

也不知长泽茂这货色，究竟什么脑瓜？怎么就输了？

放下这套时鹏的石铫壶，武田次郎忍不住在卢灿挑选的画作，还有自己精选的五件藏品上了一眼，真没想到，丁老头的藏品中，好东西还真不少。

这让他有点后悔，刚才为什么要赌气和卢灿斗亮？如果自己再压一压丁伟胜，说不定，那香江小子根本没机会插手。

卢灿此时确实有些着急。

开场时失策啊，被那武田抢了先手，字画鉴定，太费时，更没想到，这武田次郎的鉴定水准，不比长泽茂差，竟然在短短二十分钟，将桁架上的精品，全挑出来，放在地上。

这是提前圈地呢？

不得不说，这种做法太有杀伤力，逼迫得自己，不得不继续选择字画书籍——它们被掩藏在最下面的收藏柜中。

一步之差，现在很被动啊！

不能着急，桁架上的精品，不可能都有对方挑选的那五件的水准，自己还有很大机会，卢灿平息呼吸，为自己鼓劲。

他继续蹲身，一个个打开柜子，查阅里面字画书卷类藏品。

尽管速度很快，可等卢开始第三排底柜藏品鉴定时，时间毫不留情的过了一半。而他手中，依旧还是那三件藏品。

不过，当天打开第四排柜门，看到一只楠木书匣时，愣了愣，继而大喜！

抽拉式的楠木盒子，纹理清晰，清漆涂面，古朴精致，盒面上右侧，刻着几个大字“钦定”，这几个字下面，是三列小字“集部第十五函”“南宋建炎至德佑卷九十九至卷一百零五”“文澜阁”。

卢灿心头狂喜！

连忙小心翼翼将这楠木函抱出来，分量不重，可架不住他太激动，手稍稍有些发抖。

这是文澜阁藏本中的集部一函。

是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编修，以纪晓岚、陆锡熊、孙士毅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汉学大师戴震、史学大家邵晋涵、桐城学派扛鼎人物姚鼐、金石大家朱筠等人为编修官，同时，征募了抄写人员近四千人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盛况空前，历时十余载。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编纂初成；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始全部完成。耗资巨大，是“康乾盛世”在文化史上的具体体现。

的修撰，后世褒贬不已，有人甚至称之为“四不全”。

何谓“四不全”？

因为在编修过程中，数目惊人的书籍遭到了焚毁、删削、篡改、错讹的厄运，而这一切都是蓄意为之。

列一组简单数据：《一共有3461种，成书79000卷，近八亿字。可是，编修中明令禁焚的书籍就有三千多种（有史料表明禁毁6卷），禁毁数超出收录的总数，这还不算上因当时诏令上缴违禁书籍在民间造成的恐怖氛围，百姓因此偷偷焚毁的书籍。如果二者合计起来，被毁掉的书籍恐怕不止万部，这确实是空前绝后一场文化大浩劫。

的另一大被诟病的地方就是清政府的肆意删改！

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打压江南文人的复明思潮，对诸多史料、文学作品，甚至地方志、野史、演戏话本、小说等非正统文学，都进行大量的删改，造成后人溯本求源上的困难。

批评的人认为，毁、删、改、错四大毛病严重，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吱声，毫无价值！

尽管这套的修撰，存在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它对综合中华文明传承史中，有着特殊的集大成者地位，尤其是《永乐大典》遗失之后，其重要性更为突出。

编成之后，乾隆为了避免其遭遇《永乐大典》的境遇，他让人一共抄录了七部，分别藏在七个地方。

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别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每部装订为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卢灿抽出楠木函的顶板，最上面一卷的封皮上，钤“文澜阁印”隶书印章，这应该是正本。

卢灿理了理手套，小心的抽出一本，硬桑木纸封皮，包黄绸，厚度约为三公分，高度为三十公分左右，宽度为二十公分，典型的正本尺寸。

内部为朱红框边，单格栅，楷体书就，题首及句逗为朱色，正文为墨字，每一列的字数不超过二十五，字迹清晰工整，字体为馆阁体。

心头微颤，卢灿脱下一只手套，摸摸纸边，白棉纸，清代最常用的官方用纸。二百年的纸质，略有脆性，楠木书函的密封性不错，保存良好，品相九以上。

正本无疑！

卢灿一向不太看得上乾隆大帝，但这次不得不为他点赞——他安排人撰抄七部的举措，实在是英明。

也幸亏有了七部，否则恐怕难逃《永乐大典》的命运。

镇江文宗阁藏本、扬州文汇阁藏本，被焚毁于太平军的战火之中；圆明园文源阁藏本，焚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今天连文源阁的遗址都无法确定。

卢灿手中的这套文澜阁藏本，同样流离失所。

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第二次攻下杭州，文澜阁《家丁申丁丙兄弟收集残余，得到8140册，仅及原书四分之一。1864年太平军退走，丁氏兄弟又不惜重金从民间收购。光绪六年（1880）在旧阁原址上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送还，并陆续抄补。民/国后，归江浙省图书馆庋藏，其数目算起来，也只有半部。

卢灿面前的这一函文澜阁藏本，估计也是太平天国动/乱时流落出来的，不知怎么辗转流离，落到丁欢的手中。

顺便也说说其他几部的下落。

1913年，文津阁本由国民政府运归京师，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拨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为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虽然历经二战及内战，但保存的尚且完整。

再说说沈阳文溯阁藏本。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也落入东瀛人手中。日方曾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东瀛战败投降，文溯阁本才又回到人民手中，1966年中苏交锋，这套藏本被转移到甘肃，现藏于甘肃博物馆。

紫禁城文渊阁版本，则藏于台北故宫。

一家博物馆，什么是底蕴？不是字画、不是金石，更不是陶瓷，而是书籍！

虎园博物馆现在最多的藏品，就是各类书籍，但是，像眼前这套品相为九的《，还真不多，稳胜它的，只有自己收到的《大成文献》和《永乐大典》孤本。

这一函原版书册，价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