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里神一样的少年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小学是拉帮结派的发源期，一切东西都要占。

比如乒乓球桌，下课铃一响，谁先冲到桌子边，就代表谁占了桌，谁能加入进来打球，都要听他的话。他让谁打，谁才能进入内围。

一开始，个头小速度快的人很是风光，几乎每个课间休息都是霸主，直到小山转学过来，才终止了这条江湖规矩。因为无论谁占到，都必须把控制权移交给他。

长大后我才明白，这就是所谓的威信。

当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便也要离三尺”，由此可见，我基本没有威信这个玩意儿，连亲和力都不存在。

本来我还能仗着坐前排，偶尔占几次乒乓球桌，当大佬小山出现后，就断绝了我打乒乓球的机会。

我只有两个选择，一、去宣誓效忠，委身为小山的马仔。二、也成立帮派，与之对抗。

我为此挣扎良久。其实我也身怀背景，班长是成绩最好长得最好看的马莉，威信仅次于小山。她莫名其妙每日对我示好，带点儿饼干话梅啥的给我，而且我是午睡时间唯一可以翻小人书看而不被她记名字的人。

但我讨厌她的马尾辫。她坐在我前边，一长条辫子晃来晃去，搞得我经常忍不住爆发出想放火烧个干净的欲望。

日复一日，我永远被排挤在乒乓球桌外围，怨气逐渐要冲垮我的头脑，我做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决定。

我介绍马莉给小山认识，说这个姑娘不错，要不你们谈朋友。小山大喜，这个下流的举动获得了小山无比牢固的友谊，问题是，我失去了午睡时间翻小人书不被记名字的特权。

小山宣布，从此我就是副帮主，和他同样具备挑选打球人的资格。

剩余的整个小学时代，我们一起享受着同学们的进贡。当然，拿到的东西，比以前只一个马莉送我的饼干话梅多了n多倍。

初一我把时间都荒废在踢足球上。小山家开饭馆，他没有读下去，彻底当了社会混混儿。

他约我打台球。镇里仅仅一家台球室，台球室仅仅一张球台。我穿着球衣，他穿着人造革皮衣，跑到台球室，已经有几个初中生打得正欢。

小山扯下手套，叼一根云烟，缓步走到那几名初中生面前，冷冷地说：“让。”

初中生斜眼看他，也点了根烟。

小山用一副手套拍了拍掌心，蓦然一挥手，皮手套直抽一人的面颊，“啪”，声音清脆。

那人的鼻血立刻流了下来。

其他人勃然大怒，操起球杆，要上来拼命。

小山暴喝：“不许动！”

他脱下上衣，打着赤膊，胸口文着一个火焰图案。

那年头那乡下地方，谁他妈的见过文身呀？

初中生愣了愣，喃喃说：“你是小山哥？”

小山“哗啦”披好衣服，“噗”地吐掉烟头。初中生们赶紧递烟，点头哈腰。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到如此威风凛凛的场面。乡村古惑仔的梦想，盘旋于我的少年时代。

后来我们经常打球，有次打到一半，冲进个小山的忠实粉丝，大喊大叫：“小山哥，三大队和六大队打起来啦！”

小山拽着我，跳上摩托车，直奔村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农村，每个村子还保留着大队的称呼，就是所谓的生产大队。

两边起码聚齐了一百多号人，人人手举锄头铁耙，僵持在两村相交的路口，破口大骂。

我一眼认出来满头是血的马莉。

然后小山的眼睛通红，咆哮一声杀了进去。

在那场可怕的斗殴之后，我曾经仔细数了数，跟小山一共见面三次。

前年国庆节，我回老家，在马路边的饭馆前看到了一个中年胖子，乐呵呵地笑着，怀里抱着婴儿。我迟疑地喊：“小山。”他冲我客气地笑笑，说：“回来了？”

我们在他饭馆吃了顿，口味一般，喝了很多。他醉醺醺地说：“你知道吗，我坐了四年牢。但老天对我很好。”

我回头看看抱着婴儿的马莉，马莉左眼无光，右眼流露着对孩子的无限温柔。

十多年前，她的左眼就是戴着假眼珠。

我一直在想，小山困守在落后的小镇，要文化文化没有，要家产家产没有，对，就是困守，却坚守着一个瞎了眼的女人。

而飞出去的兄弟们，如今离了几遭的有，浑浑噩噩的有。

究竟谁对这世界更负责些？

回到初中年代，那场斗殴的现场。

在三大队村长的咆哮声里，他喊得最多的词语就是强奸。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作强奸。听旁边人议论，六大队一个混子，强奸了三大队的一个村姑。因此双方聚众火并，却因为初中生年纪的小山改变了局面。

小山，十五岁，身高一米七七，八十公斤，脾气暴烈。

小山脾气暴烈，只是对我显得宽容。

小学六年级，我一直生活在对小山的深深愧疚中。

开学文艺会演，欢度国庆。我们排了个小品，按照梁祝的故事，在老师指导下拼凑了简易的剧情。

小山虽然又高又胖，但身为帮主，自然担负男一号梁山伯。作为副帮主的我光荣地饰演马文才，衬托帮主的形象。

马莉饰演祝英台。

彩排得好好的，正式演出时台下坐着校长老师同学，黑压压一片，却捅了娄子。

梁山伯到祝英台家拜访，马文才登门求亲，梁山伯见势不妙，赶紧也求亲。两人跪在祝英台面前，手里捧着文书，脚下互相踹着。

台下哄堂大笑。

祝英台选择了马文才手里的文书。

台下鸦雀无声。

负责排练的老师急得站起来乱挥手，小声地喊：“错了错了！”

然后台下又哄堂大笑。

含着眼泪的祝英台坚持拿着马文才的文书，死死不肯松开，也不肯换梁山伯手里的文书。

我和小山打台球，偶尔会提起这件事，他随意地搂住我，笑呵呵地说：“自家兄弟，过去了就过去了，再说当时被老师赶下台的是我们三个，大家一样难看。”

从我得到的消息，小山和马莉小学毕业后没什么交集。直到那天奔赴三大队、六大队的路口，农民们大打出手，其实也就两人受伤。

问题是马莉便在中间。

她被捅瞎了左眼。

另外一个受伤的是三大队名气很大的疯狗。他从小精神有问题，谁也不敢惹他，比我们大四五岁，小学都没读，谁不小心碰倒了他们家篱笆，或者踩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他可以拔出菜刀，冲到肇事者家里，穷追猛打不依不饶一个星期。

疯狗捅瞎了马莉。

所以小山抽出摩托车的车锁，一根长长的铁链条，劈头盖脸地狠砸疯狗。

而且只砸头部。

疯狗没死，但住了多久医院我不清楚，因为初二我被调到外地学校。那里比我老家更加破败陈旧，尚未升级为镇，叫金乐乡。据说升学率高一点儿，母亲毫不迟疑地动用关系，将我丢到那边。

这儿的农村黑社会就不太发达了，学校充满了学习氛围，连我骑一辆山地车都会被围观。

后排两个女孩交了钱给食堂，伙食比其他人好些，中午有山药炒肉片之类的吃。她们邀请我，被我拒绝了。

我觉得接受女孩子的馈赠，将会遭遇惨烈的报复。这个观点我保留至今，人家对你好，你就要对她更好，免得到后来每天生活在愧疚里。

女孩在食堂刚端好菜，斜插个高年级生，一把抢过，我依稀记得是碗香芋烧肉。女孩细声细气，说：“还给我。”男生丢了一块进嘴里，嬉皮笑脸地说：“不还。”

女孩眼泪汪汪，撇着嘴要哭。都什么年代了，还为点儿粮食闹矛盾。

我走上前，但不比小山，没戴皮手套，随手将一整盆米饭扣在男生脸上，接过那碗香芋烧肉，递给女孩。

男生揪住我衣领，他高我半头，我摘下别在衣袋上的钢笔，用嘴巴咬掉笔盖，笔尖逼近他的喉咙。

男生脸色煞白，转身就走。

期中英语考试，我背不全26个字母，看着空白卷子发呆。后排丢了张字条过来，是选择题答案。这是我历史悠久的作弊生涯的开端，而且这开端就极度不成功。因为刚抄一半，监考老师跑近，手一摊让我交出来，我瞥她一眼，缓缓放进嘴巴，努力咽了下去。

监考老师勃然大怒，颤抖着手指着我说：“零分！我会告诉校长，你等着回去重读初一吧。”

后排女生颤抖着站起来，小声说：“老师，他没有作弊，那是我写给他的情书。”

我经历过许多次怦然心动，这算一次，可惜如今我连她的名字也记不起来。因为没几天我又转学了。

调到母亲自己当校长的初中。和张萍同桌，然后花半学期学完前两年的课程，后面迎头赶上，居然考取了全市最好的高中。

那所高中离老家二十公里，我寄宿在姨妈家。中间瞒着家人请假，骑自行车回老家，参加了一场毕生难忘的婚礼。

小山和马莉的婚礼。

农村人结婚，问村里其他人家借桌子凳子碗筷，开辟一块收割掉庄稼的田地，请些老厨子，烧一大堆菜肴，乡里乡亲谁来了便立刻落座。

乐队敲锣打鼓，吹唢呐。

小山家应该是掏出了很多积蓄，因为一大块田地上，摆了起码四十桌，但空荡荡的，只坐了十桌不到。

大批大批熬好炖好的菜，摆在长条桌上，却端不出去。

小山的姑妈抹着眼泪跟我说：“他把疯狗打成残疾，连夜逃跑。整整三年多家里联系不到他，后来听说只有马莉接到过他的信。于是亲戚好友们劝马莉，写信给小山，让他回来自首。

于是马莉写了这封信。于是小山回来自首。

他自首的时间，就放在这场婚礼之后第二天。

他是凶手，是囚犯。淳朴的农村人胆小而思想简单，他们不想蹚浑水，因为不吉利。这个喜宴在他们眼中，充满污浊和晦气。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穿着灰扑扑的西装，满脸喜气地放起爆竹。新娘接来了，一辆面包车停在田边。

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

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在窃窃私语的几桌人中，我猛地擦擦眼泪，提着两瓶酒冲进新房，一瓶交给他，互相碰碰，干掉。

小山对我笑笑，我无法明白这个笑容里包含的情绪。苍白，喜悦，悲伤，愤怒，还有一丝淡淡的满足、解脱。

我只能砸掉酒瓶，骑上车，踩二十公里回学校。

小山的女儿起名小莉。前年我们在他家饭馆吃饭，女儿两岁。他1997年坐牢，2001年出狱，家里的饭馆早已变卖，赔偿给了疯狗家。

小山一出狱，看到家里基本没有经济收入，三间平房租出去，父母和马莉挤在一间小破屋子里。

他喝了几天酒，同马莉离婚，借了点儿钱留给父母，自己坐火车去天津闯荡。

中间路过南京，我请他吃饭。

他打着赤膊，胸口一朵火焰文身，大口喝着二锅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问：“你去天津有什么打算？”

他说：“跑运输，起码把饭店给赎回来。”

我问：“马莉呢？”

他说：“我亏欠她，现在还不了她，不管她嫁给谁，等我回老家，一定给她一笔钱。男人什么都不能欠，当然更不能欠女人。”

我已经欠了好几个女人，没资格说话，狠狠喝了半瓶。

他把喝空的酒瓶砸到地上，拎起破旧的包，说：“不用送。”扬长而去。

然后九年不见。

由于我家搬到市里，所以回去就很少到老家。直到这个国庆，我去走亲戚，路过那家饭馆，发现它又属于小山了。

我与他们再次相遇，马莉一直没嫁人，和小山2007年复婚，2010年小莉两岁。

想来想去，我只是陪伴他们的一颗暗淡无光的星，无法照明。

我是小学班长本子上记录的不睡觉的人名，是被自己吞下肚子的考试答案，是骑着山地车来回奔跑的下等兵。

梁山伯没有下跪，他休了祝英台。可是祝英台待在原地，远远想念着梁山伯，一直等到他回家。

他们的两次婚礼，一次我有幸参加，是在几十个亲戚的沉默里，胖胖黑黑的小山，三步并作两步，牵着独眼龙新娘，走进新房。太阳落山，没有路灯，农房里拉出几根电线，十几只幽暗的灯泡，散发着橘红色的灯光。

第二次据说没有操办。不过，他们毫不遗憾。

至于马文才，已经不是这个故事里的人了。

而那些如流星般划过我生命的少年，有的黯然颓落，有的光芒万丈，从这里依次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