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教学主楼西侧二、三百米，与教学楼平行盖起了一个四层图书馆，图书馆设有一般阅览室，开架阅览室，期刊阅览室等近千个座位；还有二十多个教师备课室；藏书二十多万册、近三万种；陈放副院长担任图书馆馆长。．尚未动工的书库在阅览室后面，据说是一个现代化的书库，不过，直到我们毕业，书库也没有完工。图书馆阅览室宽敞明亮，安装了过去没有见过的日光灯；夜幕降临，蓝色灯光透过玻璃窗，从外面观看，仿佛水晶宫一般。

一天，在四楼阅览室看书。马副馆长几个人陪同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六十多岁的老人走进阅览室。老人边走边环顾四周，同时向在座的同学们点头示意。翻译小声地、不断地对他说些什么。我听出来了，这是一位日本客人。他走到距我隔一趟桌子的走道处突然停了下来，稍微有些激动，感慨颇深地对同学们用日语讲话。我们学校的日语老师刚要翻译，马副馆长在日语老师面前举起左手，让他暂停翻译，马副馆长说道：“方才讲话的是日本东京大学校长矢内原忠雄，到我们学校进行友好访问。”然后，马副馆长示意日语老师翻译矢内原忠雄校长的讲话。

翻译说，矢内原忠雄校长看到我们的图书馆很受感动。他说东京大学的图书馆只有几百平方米，是一个二层小楼；你们的图书馆四层大楼，七千多平方米，九个大阅览室，宽敞明亮。他很是羡慕，他说同学们太幸福了。

听完之后，在场的同学都热烈鼓掌。马副馆长一行人走出侧门，掌声还在响着。这阵掌声大概有两层含义，一是有幸见到东京大学的资深校长，一是有幸坐在一个日本大学校长羡慕的阅览室里读书而生出的自豪与幸福感。在我心中，满足、幸运自得的感觉油然而生。我们学校居然还有可以与日本东京大学一比高低的地方？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毕竟东京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一个培养出为数众多日本国政治、科学、文化、经济、法律等等各个方面的精英的大学，一个闻名于全世界的大学。矢内原忠雄在阅览室讲话的情景，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没有遗忘。

从图书馆回到宿舍，正对楼梯的、与我的宿舍隔着走廊斜对门宿舍的房门大敞四开，有几个同学在屋里议论些什么。我怀着见到日本东京大学校长的兴奋心情，在门外就高声说道，“告诉你们一个新闻！”高秀生问道，“什么新闻？”我把图书馆的情景向宿舍里的几个同学做了夹带自己感**彩的讲述。宿舍里的同学好像没有阅览室里那些同学那样感动，令我有些失望。

接着发生的事情，说了，你也许难以置信。我进入这个宿舍的时候，他们好像在争论一个什么问题，让我给打断了。当我说完了之后，又有人挑起争论。我，很快的，卷了进去。争论一阵子，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于是退出辩论，回到自己的宿舍。在我们的宿舍我再一次地讲述了图书馆发生的事情。

杞芳：“哎呀！我怎么没有赶上！”

周易不咸不淡地说道，“不要一叶障目！”

这时，斜对门宿舍里的辩论变成了争吵，而且声音越来越高，激烈程度迅速升级。我，好奇地，又走了过去。几个人看见我进屋，几乎同时停止了吵声，把目光同时射向我的身上。我问道，“怎么啦？干嘛大呼小叫的！”

一个同学：“干嘛？不是都是你挑起来的吗！”

我：“我……？”

又一个同学：“装什么糊涂！出门，进门，就迷糊了？”

我心里想，真是莫名其妙！我究竟说了什么呢？高秀生向辩论对方摆摆手，表示不辨了。他拽着我的胳膊，走出了那个宿舍。我仿佛感觉到那个宿舍里发出不知道是取得了胜利（？）还是辩兴未尽的沮丧（？）的动静。

很快，在59班传开了我糊里糊涂、迷迷糊糊的笑话。当然，笑话中还有其他内容，比如，嗜睡，俄语考试时，老师叫到名了，尚未起床等等。

二班的俄语甲班（俄语分甲、乙班）课代表，不知道从那个字典中，找到一个俄语单词“дурь”，代替了大家叫我“迷糊”一词。从那以后，同学们常常在开玩笑等非正常场合，都叫我дурь（嘟嘞），并且把尾声的卷舌颤音颤得很突出。

“五一”节早晨，我犯了一个错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五一”、“十一”都要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和游行。这是执政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彰显自己的政治权威的需要。从苏联到中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如此。参加游行集会，早晨要提前两到三个小时起床，虽然“五一”的时候4点40分就出太阳了，4点起来，也还是没有亮天。对于嗜睡如命的我，其难受的程度可想而知！

宿舍的人都已经起床，唯独我仍在蒙头大睡。大王轻轻地推了推我的肩膀，说了声，“起床了！”我毫无反应。

杞芳站到我的床前，揭开我的被头，捏住我的鼻子，“起不起来！Дурь同志！”

我突然坐了起来，不是好声地喊道，“作什么作！作死啊！”之后，扑通一声又躺了下去。

周易：“这是工人阶级的节日！”

我：“谁发明了这个节日。不如我昨天死了。”

小王：“什么话！别忘了自己是共青团员！”

大王：“牢骚太盛防肠断，快起来！”

我自知失言。不得不乖乖地起来，上厕所、刷牙洗脸。

外面下起来蒙蒙细雨，大王知道我衣着单薄，拿出一套深蓝色呢子制服，给我穿上，虽然稍微肥大一点，倒也算合身。

游行回来，吃完晚饭之后，春山邀我去百鸟公园遛弯儿。

春山：“你在图书馆亲眼看见了日本东京大学校长，听到了他的讲话。你回来说了之后，我也很受感动。这麽好的学习环境，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是。”

春山：“你穿的背心上印着‘先进工作者’，是谁的？”

我：“我父亲的，差不多一个季度一个。”

春山：“在什么单位？”

我：“地区运输公司。现在改成交通局了。”

春山：“国家机关干部。工作肯定积极肯干，认真负责。”

我：“是。‘八一五’他在‘兴农合作社’工作，日本人都跑光了，冒着苏联红军飞机轰炸的危险，还坚持上班，不敢回家。”

春山：“那是让日本鬼子吓怕了，怕丢了工作。”

我：“是。”

春山：“你看昆岫和柳骏，闷头读书，我们在宿舍里的议论也很少插言；也对，学生吗，读书是他的唯一职责。当然，我并不赞成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有反应，没有态度。”

我：“我是不是话说的太多了！”

春山：“我不赞成年轻人死气沉沉，没有思想，没有见解。”

我一直等着春山批评我早晨的表现。可是，直到走回宿舍，他只字未提早晨的事情。然而，早晨的事情却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希望谁能够狠狠地批我一顿。

春山跟我谈些主题模糊的闲话，犹如几何学里的一条切线，这条切线在我的思想圆弧上只是擦边而过，只有一点接触。而我，此时此刻倒是需要一把利剑，犹如割线一般，从我思想圆弧的一点刺入，从另一点穿出，割除那些危险的思绪！当然，如果我自己能够把春山闲谈之那条切线向圆弧焦点移动，岂不是就是一条割线了吗！这大概就是春山同学的良苦用心。

然而，我并没有引以为戒。

（2010年8月7日9:45:06）</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