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双反思想展览会”之后，展开大辩论，同时深入贯彻。
师生们反复学习讨论**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杨支书在辩论会上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论述就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就是全面发展的人，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就是工人化的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化的工人。”当然，这也是从报刊上抄录下来的。
开大会发言，和我们从前在宿舍里不太一样。经过一年来的批判，人们的思想已经大体上纳入同一个轨道，基本上是同一个声音。以下的发言，就不必标明是谁的发言了。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为他服务的剥削制度；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消灭工农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建立**社会。这个目的，也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
“我们现在就是要实现马克思对未来教育的理想，就是‘教育要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
“《**宣言》在一百多年前就说了要‘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场文化革命，就是使我国六亿人民，人人都生产，人人都学习。就是让工农群众知识化，使知识分子劳动化。”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教育领域反对几千年的旧传统的一场革命。剥削阶级统治教育几千年，他们的原则就是‘劳心与劳力分离’。二千多年以前的孔子就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把“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责备为“小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伺人，治人者伺于人”。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跟孔孟是一脉相承的。教育本来是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在阶级社会里给分开了，现在就是要结合起来。”
“现在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方针就是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与无产阶级的教育方针格格不入。”
无须讳言，这些发言都是有出处，权威性言论。
思想统一之后，就要付诸实施。此时，共青团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
1958年4月中旬开始，统计系与另外几个系的师生到沈阳市红砖一厂参加顶班顶岗生产劳动。这种劳动和我们学习《金属工艺学》，到工厂去实习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这三个月耽误学习课本知识，我自己却觉得还是值得的。
“生产劳动”和“大生产劳动”之实践，是书本上绝对学不到的！现在回忆，这种劳动对我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起到了潜移默化、有益的的影响，不容置疑。
我们的劳动是生产红砖的前道工序：挖土、挖沙子；然后，推“轱辘马”{人力驱动，两轴四轮，行驶在轻轨上的轨道运输（翻斗）车}将土和沙子送到制坯车间。
红砖一厂在苏家屯铁道西几公里之外。厂区烧砖资源丰富，有熟土、生土和沙子；这三种土按比例配合，烧出的红砖质地优良。挖沙土的工具是圆头机制铁锹，铁锹有三种：一种是锹面平直的用于挖较粘的熟土的锹；一种是锹面凹陷较深的撮沙子的锹；一种是锹面稍有弯曲、锹面介于平直与凹陷之间的用于挖生土的锹。木质直锹把，木把长大约一米六、七。我们平时习惯于使用锹把顶端有一个横柄、便于把握。刚刚使用红砖厂的铁锹有些不太习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方才知道它的优越性。这种直把锹，挖土或装车作业都十分顺手，特别是把长、没有横柄，装车更方便。
红砖一厂实行计划生产，按规定的尺寸和质量要求进行作业。我们第一天是挖生土。技术员早已经把生土作业场地做了规划，画出界线。行驶轱辘马的铁轨已经铺设在界线旁边。（行驶轱辘马的铁轨是随着作业场地的转换而迁移。）几辆轱辘马停靠在场地边的铁轨上。挖土的深度是有严格规定的，准确数值记不住了，大概30多厘米。因为不同的深度的土的化学成分是不一样的。直观挖过的土坑，坑底绝对平整，不得有凸凹不平之处；四周坑壁垂直于坑底平面，没有任何弯曲或缺损。休息的时候，大王自言自语，“烧砖用的是土，取完土的坑何必搞得那么规矩。”
春山：“这就是工厂，这就是大生产。工人阶级的纪律性，集体主义精神，就是在严格的按工序、按质量要求进行生产中养成的。”
昆岫：“所以，学校才组织我们到生产的第一线参加劳动。”
高秀生：“深刻！深刻！只有这种认识，你们才能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小王：“改造思想需要长时间的劳动锻炼，提高认识不是挖一车土就行了。”
高秀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苦也。”
黄道初：“我的认识就是一个字：累！”
什么是累？不是从课堂出去干体力活的人是无法想象的。初到红砖一厂头两天，午饭后、晚饭后，同学们还是围成圈打排球，在空地上踢足球。几天后，外边几乎看不到人；吃了饭，多数人都是放倒在木板通铺上。在学校很多人心里对于开会、学习、批判都有些厌烦；现在，180度大转弯，多么盼望星期三、星期六的下午（学习时间）的到来。尽管后来劳累的感觉减轻了，消耗体力的体育活动，也基本不再出现。
在红砖一厂劳动大概不足一个月，厂方提出关于同学们吃饭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八月国务院发布命令，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大学生平均每人每月三十五斤，实行定量供应；我们学校从我们入学到1959年毕业，并没有对每一个同学单独实行定量，吃饭从来是不计量的。挖土、推轱辘马属于重体力劳动，同学们饭量大增。就连我饭量较小的人，中午一顿至少吃两个馒头（山东戗面砍刀卷子，4两一个）。二十多天下来，厂子出现粮荒，（按规定，重体力劳动定量是每月四十至四十九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四十四斤）。无疑，由于我们不计量的吃法造成了厂子粮食超出定量。于是，学院领导要求各班开会，作为政治任务，动员同学们注意节约粮食。
一天，昆岫推轱辘马，用力过猛，速度较快，撞上了在他前面推车的统计课助教。经厂子大夫检查，是小腿肌肉裂伤，没有骨折。此事引起学院带队领导高度重视，各班都开会讨论，强调做到安全生产，避免发生人身事故。昆岫当时就被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晚饭都没有吃。第二天停止劳动一天，在宿舍写检查报告。晚上，在全班大会上，进行检讨。同学们不免要发言批判。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序。
在我们劳动在红砖厂的同时，农经系、贸易系的同学，分别到农村和商场参加劳动。也有的同学在校园内修路、整修环境。还有一部分同学参加教改，编写教材，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
孙殿卿没有去红砖厂劳动。他和一些同学留在学校，在王继业老师率领下，进行教改。我从红砖厂回来，我们两个自然要到一起交换“心得”了。
孙殿卿：“怎么样，累坏了没有？”
我：“天生就是干活的命。累不死。”
孙殿卿：“告诉你两个奇闻！听不听？”
我：“当然！先讲第一个。”
孙殿卿：“第一个是唐教授。王老师在前两年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唐教授署名的文章，觉得眼熟，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他回忆起来，是在苏联看到的。那是一位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论文，王老师还保存了那本苏联杂志，经过对照，正是那篇文章。”
我：“唐教授还懂俄文？听说他英文好，给58班上课，还要用英文讲课。”
孙殿卿：“正是。他是从英文杂志上翻译过来的。”
我：“想不到，360元（月薪）的大教授，还做这等找窍门的勾当。说第二个奇闻。”
孙殿卿：“你知道什么是学阀吗？”
我：“新鲜！闻所未闻。什么是学阀？”
孙殿卿：“具体的定义不知道。解放前，上海有一个仗势把持教育学术界的人物，凡是署名他的文章，报刊杂志都要刊登。我们学校有两个南开留美的老师，以前就为上海那个学阀写过文章；因为两位老师学术造诣较高，博得那个学阀的欣赏，两位老师的文章就常常以学阀署名发表。”
我：“给学阀写文章，不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嘛。”
孙殿卿：“何止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位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是内控的嫌疑人物。”
我：“怪不得讲课时，总是按照中国人大的教材照本宣科。”
（2010年9月27日1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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