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前，有几件事情还记得清楚。去友谊宾馆勤工俭学；小王的对象；系团委书记艾老师到西北新疆等省区沟通毕业生分配问题；有几个同学提前留校当助教；全班合影；填写分配志愿；毕业证书和毕业纪念章等等历历在目。
勤工俭学。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统计系毕业班到友谊宾馆做有偿劳动，同学们都把这次劳动称为“勤工俭学”。友谊宾馆座落在北陵公园皇太极昭陵陵墓的北侧，修建在公园之内，自然是风景宜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园内建筑多为别墅式小型楼阁，基本上是西洋风格。我们的劳动任务，主要是清理现场，打扫刚刚完工的友谊宾馆楼内的垃圾残土灰尘。劳动强度极低，和红砖厂劳动，深翻地劳动比较起来，犹如游戏一般，倒是报酬不菲。
印象最深的是游泳馆。游泳馆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泳池大概是25米，泳池一端设跳水台，泳池四周布满更衣室，每一个更衣室里一个坐便。杞芳坐在坐便盖上说道，“坐着大便，拉得出来吗？”
春山：“南方使用马桶，都坐着。”
大王：“这是给南方人预备的。”
唐彬：“中国人用不上，那是给国际友人预备的。”
大王哈下腰，用手抚摸着坐便盖，说道：“坐便盖的木料可够讲究的了。”
我：“白瞎这金丝绒了。”坐便盖盖圈包的紫红色金丝绒。
杞芳：“国际友人的屁股金贵！”逗得大家笑了一阵子。
婚姻大事。我们毕业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们年级女同学凤毛麟角，且几乎都是名花有主。有心人就不得不另辟蹊径。张印忠找了61班的大连姑娘，去了丈母娘家吃了一回炖鸡蛋，回来到处炫耀。当然，在学校真正找着对象的并不多。我们宿舍倒是有百分之二十五的高比例解决了婚姻大事。
60班女同学和我们年级一样稀少，不过小王倒是人不知鬼不觉地在60班找到了一个伴侣。小王是一个做事谨慎、认真的人，由于临毕业成为党的新鲜血液，群众观点大大提高。睡觉前，小王第一个破天荒亮出话题。
小王：“大家先别睡觉！我有一个事情，请大家帮助我参谋参谋。”
大王：“什么事？一定是非同小可的重要事件。”
小王：“婚姻大事！”
昆岫：“啊呀！好事，哪里的姑娘？”
小王：“60班的……”
杞芳：“噢！知道了，一定是她！”
杞芳说的“她”，大家了了可见，明如指掌，不指名道姓也可以猜个**不离十。她是我们系有名的才女！学习成绩突出；思想要求进步，品德无暇；一手师出名门，人人赞赏的毛笔字……。如此，还有什么需要顾虑的地方吗！我不说，读者大概已经心中有数了。
小王：“你们说说，挑选女朋友哪方面最重要？”
大王：“那还用说吗！当然是品行、智慧、特长（暗指善书法），立场、世界观等等了。还有就是对你的情感，也就是‘爱’的深度了。”
已经很久不参加宿舍讨论发言的周易，突然冒出一句，“不要忽视整风、反右中的表现，看看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态度。”显然，他被定为右派分子对小王（小王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极为积极）心存怀恨。
杞芳：“搞对象，也不是发展党员。我看小王同志对象选得准，选得好。”
昆岫、柳骏：“对！举双手赞成。”我也附和。
另一个完成了婚姻大事的是春山。1958年寒假，春山与大王一起回到大王老家；相看对象。大王通过自己的爱人，把他爱人的同事介绍给了春山，已经相互了解一段时间了。要毕业了，基本成熟，毕业后，准备成亲。离校前，春山准备一些礼物。大王也给自己的爱人买了礼物，（可能是与快毕业了有关），其中比较贵重的是一件旗袍。大王和春山从太原街回来，让大家品评他们采购的礼品，受到我们的一致青睐。大王亮出给爱人买的旗袍，黄道初看了看，说道，“拿来，让我给你穿上，请大家欣赏。{手.打/吧 Shouda8.Com首发}”
杞芳：“旗袍是真好看，可惜，穿在你身上，没有曲线美。”
柳骏：“你们都不行，还是让дурь穿上。快，脱下来。”
我跳下床，从黄道初身上扒下旗袍，穿在我的身上。在地上走了几步。
春山：“好！大王有点眼光。大嫂穿上，肯定更好看。”
大王：“我看看，别说，дурь的个头还真的跟咱媳妇差不多。这件旗袍正合适。”
我：“怎么样！小学的时候，在学校演剧，回回都是扮演大姑娘小媳妇，就是没穿过旗袍。这回过把旗袍瘾。”
林丽澧是我们59班年龄最小的一个。毕业前，找了一个农经系北京的男同学。毕业，一个分配本溪，一个分配北京。婚后，两地分居，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
艾老师又去新疆了。不知道是谁在走廊上大声地说，“艾老师又去新疆了！”“是吗？”“眼镜系干事才给买回来去新疆的火车票。”大家对艾老师的动向十分敏感，为什么？去年58班毕业生多数分配到新疆、青海。也是在这个时间艾老师去了新疆。毫无疑问，艾老师此去新疆肯定与我们毕业分配有关。
艾老师是去年新到系里的团委书记。小个，大额头，瓜子脸，面色白净，有时颧骨上有些红晕。可能是年龄方面的原因，他能够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当然也和1958年以后社会活动比较多，他常常代替系干事，成为我们的领头人。
一次，我们年级到北陵搞党团活动，在回来的路上，我和杞芳、代来几个同学说说笑笑，时不时地挤在一起，……。艾老师看了很不顺眼，特为从前面跑到我们跟前，厉声说道，“打打闹闹，像个什么样子！”这种管学生的口气，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校期间，无论什么活动，出去，回来，都是很随便，散乱惯了。这与我们班学生成分构成有关。我们59班有一半、甚至还多一点都是调干或军队转业干部，他们根本就没有中小学生守纪律、规规矩矩的习惯，出门活动，只要不走散了，就可以了，从来没有谁管过。我们这群高中生，在几年的熏染中已经近墨者黑了。就连唐彬也从来没有管过这类事情。不料，我们几个人没有理睬不以为意的态度，引起了艾老师极度不满。他又大声斥责了起来；这次是眼睛看着杞芳，言语中指名对我发火。吓得我，急速躲向大王身后，未敢吭声。杞芳故意擤了擤鼻涕，然后，做出要笑、捂鼻子的（习惯性）动作。艾老师之所以敢于点名批评我，同时瞄着杞芳，道理十分明显：我和杞芳在团内都背着处分。在校的四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种场合、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名说过我。所以，艾老师的批评，常常出现在脑际，始终耿耿于怀；虽然如此，我心中并没有记恨艾老师的情愫。
艾老师从新疆回来了。在宿舍里他说，“我这次去青海、新疆主要是走访58班的同学。他们在那里都很好，多数同学都分配在省里和自治区机关。在新疆，我看了他们的办公室，讲究，阔气；沙发、地毯……还有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瓜……特别是维族姑娘，都喜欢找一个汉族大学生……。”说到找对象，同学们哈哈大笑。
“今年他们还要我们学校的学生吗？”小王问。
艾老师：“没有最后定。支援少数民族地区是大学生分配的一项重要任务。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没问题！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这句话好像是政治口号；其实并不是空话。那个时代，在我们心中，没有惧怕或不愿意到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至少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同学都是这种态度。如果读者有怀疑，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
昆岫留校了。开始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们系的几个同学，就离开班级，调到系里，准备做助教。我们59?1班只有昆岫一个人留校，59?2班有凌海、克剑、荀阳留校。昆岫、克剑在统计系、财政系从辽大分离出去的时候去了大连；凌海、荀阳留在辽大。
改革开放以后克剑在东北财经大学当上了校长，也算给我们这届毕业生露脸了。东财40年校庆的时候，克剑以其校长的身份，特为照顾了59班的几个老同学，让我们住到了外宾楼，这是后话。
昆岫留校，对我的思想不免有所触动。一个宿舍住了将近四年，他竟然第一个走出宿舍，从学生变成了先生。
他的优势何在？我暗暗地思忖，他学习成绩比我好？他观察问题比我敏锐？他对待理论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上课讨论发言比我积极？他阐述事情、回答问题说话比我流利？我思来想去，答案是有的，并非百思不得其解。可以断言，昆岫的优点，是我不可企及的。昆岫是个好学生，那个时代的标准好学生。
全班合影。快毕业了，一个班在一起留影，人之常情。这是我们全班第一次合影，也是唯一一次合影。合影地点选在东北财经学院教学主楼。同学们对这座教学楼感情甚深，颇有笃爱。林丽澧在照相的时候，争抢着抱过杨书记的小孩，相片洗出来之后，不免成为笑料。杨书记年龄已经很大，其现役军官的丈夫年龄更大，学校破例允许杨书记在校期间怀孕生了孩子。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殊现象。
毕业分配。四年大学生活终于到了最后关头。系里发下可供选择的分配单位和地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有计划培养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的去向肯定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由计划决定。那个时侯，大学毕业生没有自行选择工作单位的自由，也不会有找不着工作、失业的忧患与烦恼。当然，在计划范围内，还是允许同学们有自己选择的余地。我首先提出回黑龙江，回老家，遭到断然拒绝。当年黑龙江的分配名额只有7人，照顾非回去不可的同学，比如在班级批判我的时候，说我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师中兴，家里有老婆孩子，必然要回去。部队转业干部、现役军人丈夫在哈尔滨的笑松，等等。那一年，黑龙江、吉林的分配名额比较起来不算是很少。
去哪呢？挑好的地方填吧。我自不量力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分配志愿单上写了：国家统计局、化工部、冶金部等几个中央国家机关；最后写的是是服从分配。我心里明明白白，前面填写的所有志愿统统白费，只有最后的一项，肯定会实现的！
分配名单陆陆续续公布。分配的方向首先是中央国家机关，到国家统计局的我们宿舍有大王、柳骏，59?2班的王君等；化工部有放假回来总是给唐彬带海螺的乾宽，以及广东军区某首长的子弟刘洪祥等；冶金部有齐凤海、张印忠等；杨书记八机部，吉辰电力部，宝音分配到（煤炭部）北票矿务局。他们绝大多数去了北京，也有几个人分配到部属中央企业。这一部分的同学占毕业生比例较大。
然后是西部地区，新疆、内蒙，省内的朝阳。斯琴代来、吕慧晨、袁灿等分到内蒙；后来听说，吕慧晨在特殊时期中不幸丧生。到新疆去的只有一人。杞芳和春山分配到辽宁省朝阳地区。按理说，春山完全有条件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只是，毕业前大王在家乡北镇为春山介绍了一个对象，可能是为了照顾其生活，才分配到辽西。
分配到外省，除了黑龙江，还有吉林、河北等地。高秀生、严家政、刘守春等几位同学分到河北。孙殿卿母亲身体不太好，由于黑龙江名额有限，分到了离哈尔滨较近的、“交通方便”的通化。我们宿舍的小王和黄道初回了上海。
分配到辽宁省内的，少数人到了省直机关。唐彬去了辽宁省外贸局（在大连，一定是吃海螺方便）。也有的同学分到省统计局。
写到这里，我认真地回想一下，除了上述分配走了的，还剩下的几个同学，基本都分配给了在辽宁的中央直辖市鞍山、抚顺、本溪。其他地区没有名额。
我和邹羡孟分到鞍山。另外还有贸统的姜可让（右派）晚一些时间也分配到鞍山财贸学校做教师。过了一年，他辞去教书的工作，回沈阳干起了修理钟表的营生；听说改革开放之后，他成为沈阳市著名的仪表专家。照毕业像时抱着杨书记孩子的林丽澧分到了本溪。另一个家住台安的同学分到了抚顺。
唯独周易同学，由于定为极右分子，没有毕业。直到跟统计系搬到大连，才于1964年毕业；后来听（谣传）说他想要逃往南斯拉夫，没有让他离校，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被分配到陕西老家某一个县计委工作，估计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进入二十一世纪，我退休之后，邹羡孟告诉我他的下落之后，我多次往陕西几个县计委打电话寻找，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毕业证书和纪念章。由于我们是以辽宁大学名义毕业的首届毕业生，毕业证书、离校纪念章等等事宜操办之事，就由59?2班的几个同学主动承担了起来。好张罗事的袁灿、张印忠几个同学（他们没有让我这个有一定美术天赋者参与）经过几个星期的策划，几番折腾，出炉了一个毕业证书样式，一个毕业纪念章图案。发到我们手中的毕业证书是纸质、对开。里面，贴相片、姓名、毕业时间、统计学本科、校长何松亭、学校印章等内容。封面，红色、印有烫金（颜色黯淡）仿宋体“辽宁大学毕业证书”字样。毕业纪念章为长25毫米、高15毫米，仿打开的一本书、上宽下窄，白底，中间横写“辽宁大学”四个简体行书红字，上部三道横杠中间是红五角星，下部毕业两个字之间为59。比较土气，一看就知道不够专业。
收获与缺憾。四年间，学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四年中掌握的知识，一般而言，能够胜任我们应该承担的我国的统计工作任务，并且，具备了在同一个岗位上（处理业务，解决问题）财经专业大学生的应有水准。这是38年工作实践得到了证实的事实。
缺憾是有的，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有相同的认识。在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讲，由于没有经济史、经济思想史教材，不得不讲范文澜的通史。没有经济地理，不得不讲普通地理。至于西方的经济理论、经济思想，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的、垂死的、反动的东西，老师们对此谈虎色变，避而远之。唐启贤教授在58班讲了“费宣公式”，受到了理所当然批判。
好奇心驱使，一直想看一看非苏联的统计学到底是些什么内容。在图书馆终于找到了民国时期的《统计学》，作者不记得了。察其内容，基本上是数学方法。看了之后，觉得与经济统计学有些相悖，不像是“政治算术”，倒是“统计算术”，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会是更有用。听了王积业老师的《经济统计学》课程之后，我似乎觉得（悟性啊）统计指标的设计，统计分组，统计调查方法可能在将来做实际工作更为需要。至于数学方法，好像越初级的（加减乘除）算术越是有用。我把民国的《统计学》与苏联的权威斯图鲁米林的《统计学》做了对比，我认为斯图鲁米林的《统计学》更好，可能是因为我在当时最崇拜的苏联统计学家是斯图鲁米林的缘故。
我一直打算把马克思的《资本论》读完，也想把恩格斯整理的马克思的《价值论》读完。可惜，《资本论》一卷只读了一多半，《价值论》也只读了半本。倒是（1）利用章梦生讲赫鲁晓夫版本《政治经济学》的课堂，藏到四楼礼堂的后几排同学的身后；（2）利用逃避（不让我参加）某些会议，钻进图书馆，浏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多夫》、《静静地顿河》、《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死魂灵》、《钦差大臣》、《父与子》、《处女地》、《家?春?秋》、《子夜》，还有普希金、泰戈尔、安徒生等等多部小说和诗歌。这些书名记住了，内容、人物、情节已经淡出记忆，如果有人提起哪一段，兴许还能够有些印象。不必讳言，作品中的人生观、世界观肯定或多或少，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之后。我不知道该感谢还是咀咒？
四年，白驹过隙，人生的黄金时代稍纵即逝。回首时，能够没有悔恨吗？只有一点，那就是没有充分利用学校的优越条件读更多的书，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如果你没有继续攻读研究生，在其后的岁月，再也不会有如此低成本、高效率不可复制的机会了。
（2010年12月30日16:4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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