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的那个冬天，日子紧张平静，没滋没味却也蕴含生气。大家都忙，都顾着复习备考，吃什么也不重要，穿什么也不重要，哪怕是性格开朗或者内向，家境优越亦或一贫如洗，都变得无关紧要。

十年寒窗苦读，一旦金榜题名，就了而无憾。

因为补课，高三的寒假推迟到年尾。

城镇街道的年味已经丰足，到处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到处挤满了人，各个村寨上的乡下农民，忙了一年，就这两天悠闲，攒了一些银子，也来县城消费。街上都是好吃的东西，裹着米膜的冰糖葫芦，软糯细滑的麦芽糖，金黄黄的大串南方香蕉，亮滋滋的油炸糖糕，热乎乎的甜豆浆和蜜豆粽子，街边小摊刚出锅的肉馄饨，光看都看得人目瞪口呆了。回去的渡船，因为乘客置办的年货太重，几乎难以负荷，沉啊，船吱吱呀呀着呻吟不已，喘息也粗重不堪。

姜正民，我的父亲，他今年没来县城，他生病了，生了一场大病，偏偏选在春节前夕，父亲查出来得了尿毒症。劳累了大半辈子，憋闷了大半辈子，扛不住，病倒了，病情严重。白桂花先是号啕痛哭，哭她男人，哭她的不幸，哭钱啊，哭得悲天悯人。

我农历二十二这天就提前从学校请假出来。父亲先是在县城的人民医院做了检查，地方小，好医生都在大城市，他们无力诊治，医生推荐我们去省城一家省立医院碰碰运气，还给我们推荐了那边一个出名老医生的姓名。

白桂花在家当姑娘时，有算命先生说她颧骨高，命硬，克夫。那会瘦，颧骨也高，她第一人男人果然死了。后来嫁给教书的父亲，长胖了，长得跟她四妹一样福气，脸上肉一多，颧骨缩进去，看不出高来，她发誓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那算命人的鬼话得到应验，可不能啊，父亲要真死了，她白桂花这辈子真的要在凄苦中老死。况且，改嫁的男人也死了，儿子名声也不好，好吃懒做，性格暴躁，谁愿意把闺女嫁给死了两个男人寡妇的儿子，倒插门也没人敢要，那她还能好死。

我们就辗转去了省城长沙，凤城人民医院推荐的那位主治医师年纪不小了，是省立和平医院一位反聘的退休老医生。我们去到那里，在外面等了很久，父亲像个即将死去的人，消瘦，面色枯黄，肢体冰冷。我拉着父亲干枯的左手，眼圈泛红，木然的坐着。不敢设想，大脑一片空白。姜玲也在，白桂花也在。

我打量这像是浸在药棉里的医院走廊。这满眼悲凉病态，随时都有死人发生的是非之地，我早在无数部文学作品里面领会过。姜心已经深谙世事，长大了。也成了当事和责任人。阿爸的病，令我心情无比沉重。环顾这陌生的医院。过道两边墙面*刷着城市医院惯常的浅淡绿漆，剥落的部分露着灰白色墙身。贴近墙的位置摆着长木条木椅，三三两两坐着一些侯病的人和家属，除了几个熬不住打盹的人，其余的个个满脸凝重和辛乏。除了两个小孩，泥鳅似的在过道间穿梭，追逐，护士举着手里的挂号单高声念姜正民的姓名，我回过神，“有，”就跟大姐一起，掺护着阿爸跟着进到里头，白桂花跟在后面，忧心忡忡。

给阿爸看病的那位老医生用手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上去的老花镜。刚一松手，眼镜就又滑了下去。他看看病历又看看白桂花，我和姜玲站在边上。

留院观察了几天，因为是父亲同乡，老医生心生怜悯，结合父亲的肾脏型号以及特征，劳心费力的四处张罗打听。运气真是不错，说是有合适的肾源，北京一家医院刚刚不久拉过去一个出车祸的男人，三十五岁，没来得及抢救就断气了。家属同意把肾捐出来。并且，联网配对成功，跟我们阿爸刚相吻合。一旦需要，立马空运长沙。

可是，最大的问题，所有穷人看病的共性难题横陈姜家面前：缺钱，缺很多很多钱。换一个肾，十万是绝不能少的。

我们拖回父亲羸弱的病体，从长沙搭火车到凤凰，转汽车回到凤城，再搭船，无功而返的回到瑶寨。

消息传出去，寨子里有人唏嘘，“可怜啊，姜老师不行了，没儿子，大女儿二婚，二女儿死了，三女儿还没成人，看看以后咋办。这白桂花到死也合不上眼皮子。”

医生在我们临走时候反复交代，说要赶快筹钱，筹钱？十几万呀？砸锅卖铁。到哪里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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