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又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须皇帝亲授，前线每一项军事行动都须禀命而行，把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剥夺干净。
宋代最快速的马递是金字牌，用一宋尺多长的朱漆木牌，上写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用驿马接力传送，不得入递铺稍事停留。凡皇帝发下急件，用金字牌传递，日行五百宋里。臣僚发给朝廷急件，另用“急递”，日行四百宋里。事实上，纸面规定日行四、五百宋里的速度往往达不到，这是由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岳飞自鄂州或前方发往“行在”临安府的急递奏状，行程须十日以上；临安府行朝用金字牌传递诏令，一个来回，约需二十日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廷命李若虚制止岳飞出师未成。宋高宗便又命令岳飞在攻占蔡州和淮宁府后，于闰六月底终止军事行动，“轻骑一来相见”。岳飞却继续提兵北上，长驱中原，使宋高宗和秦桧惶惶不可终日。
宋高宗对战争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尽管岳飞再三真心诚意地表示，北伐成功后要解甲退隐，宋高宗总是疑神疑鬼。在他看来，岳飞绍兴七年自行解职，奏请建储等事，不是证明岳飞居心叵测吗？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成为阶下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绍兴元年以来宋军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的恐敌顽症，他始终对金方的力量估计过高，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岳家军节节推进，宋高宗在深宫中反而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咛岳飞，要避免与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决战，“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秦桧身为奸细，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然而两个多月以来，各战场传来的是或大或小的捷报，而无败报，这使他更急于要从中破坏。秦桧捣鬼有术，然亦有限，单凭他以三省、枢密院的省札发号施令，对岳飞、韩世忠等官高权重的将帅并无多大约束力。根据若干年来形成的惯例，惟有宋高宗的亲笔手诏，才对将帅们具有更大的约束力；而宋高宗手诏也并非他个人的作品，往往是由他和宰执大臣一起商量，并由他们为之起草。
到七月上旬，秦桧对各战场动态有一个基本了解。宋、金两军在东部和西部战场处于拉锯或胶着状态，进展不大。中部战场的张俊已经撤军，惟独岳家军却长驱猛进，攻势凌厉。显然，对金战局的成败，系于岳家军之进退。秦桧看准时机，也透彻地了解宋高宗的心理，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班师的建议，理由是岳飞“孤军不可留”。他还唆使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上奏说：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下怀。于是，宋高宗在七月八日或稍后，即与郾城之战大致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
岳飞在七月五日，即郾城之战前夕，上奏报告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
此奏一去十余日，并无一兵一卒进援的消息。待熬过郾城和颍昌两次苦战后，却盼到一道班师诏，时值十八日，即张宪进行临颍之战的当天。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行将到手的胜果，他没有下令终止向开封府的进军，而是写了一封“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他说：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隔了两三日，大军前锋已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改变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去“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发诏的时间，大约是在七月十日左右，正是他得到七月二日克复西京河南府捷报之时，就急忙作出丧心病狂的决定。
岳飞遭受了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分量要沉重得多。这个敢于藐视刀光、斜睨剑影的大丈夫，不禁悲愤地啜泣起来，他面东朝“行在”临安府的方向再拜，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权臣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一条真理，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原来将士们与家属相约，不破金军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岳飞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行伍不整，“旗靡辙乱”，真是心如刀割，半天不说一句话，最后，他长叹一声：
“岂非天乎！”
岳飞夜宿荒村野寺，与部将们相对而坐，久久沉默不语，他突然发问：
“天下事竟如何？”
众人都不愿再说什么，唯独张宪回答：
“在相公处置耳！”
然而他的劝勉未能使岳飞产生回师的勇气。岳飞的退师，使京西的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拦阻在岳飞的马前，边哭边诉，说：
“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含泪取诏书出示众人，说：
“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大军撤至蔡州时，又有成百上千的人拥到衙门内外，其中有百姓，有僧道，也有书生。一名进士率众人向岳飞叩头，说：
“某等沦陷腥膻，将逾一纪（十二年）。伏闻宣相整军北来，志在恢复，某等歧望车马之音，以日为岁。今先声所至，故疆渐复，丑虏兽奔，民方室家胥庆，以谓幸脱左衽。忽闻宣相班师，诚所未谕，宣相纵不以中原赤子为心，其亦忍弃垂成之功耶？”
岳飞又以班师诏出示众人，大家都失声痛哭。最后，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掩护当地百姓迁移襄汉。
大军从蔡州南下，回到鄂州。岳飞本人在七月二十七日，率骑兵二千，取道顺昌府，渡过淮河，前往“行在”临安府。他上奏说，自己“恭依累降御笔处分，前赴行在奏事”。
第二节金兵重占河南
完颜兀术（宗弼）原以为此次战争败局已定，他夜弃开封府后，正准备渡过黄河，有个北宋时的无耻太学生却要求进见，对完颜兀术（宗弼）说：
“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以愚观之，岳少保祸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完颜兀术（宗弼）经此人提醒后，决定暂不过河。他想起被杀的族叔完颜挞懒（昌）为金朝留下了奸细秦桧，决定加以利用。完颜兀术（宗弼）在迭遭挫败之余，开始了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岳飞撤兵的消息被证实后，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立即整军卷土重来。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很不信任原伪齐降附的兵痞，除李成外，如孔彦舟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此时才利用了孔彦舟、徐文等人。完颜兀术（宗弼）以孔彦舟为前锋，重新回军开封府。
岳飞在前沿尚留下少量部队，是为掩护河南百姓南迁，并且接应大河以北梁兴等军撤退者。他们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情势下，难以抵挡金方大军的进攻。孔彦舟袭郑州时，曾夜劫中牟县敌营的准备将刘政不幸被俘。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省登封市）的孟邦傑，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军，也接着败退。
八月上旬，金朝翟将军率部包围淮宁府。新任知州赵秉渊一扫昔日的怯战心理，勇敢地进行抵抗。岳飞派遣李山和史贵的部队，刘锜派遣韩直的部队，内外夹攻，打败金军。他们结束了岳家军第四次北伐的最后一战，然后撤兵。岳家军作战仍十分勇猛。小军官杨兴率领几十人，在淮宁府沿河同数百散骑接战。杨兴左臂中六箭入骨，“犹坚力向前”，从上午苦战到下午，金军死伤累累，最后被迫遁走。
岳家军的班师，使整个战局发生逆转。八月，韩世忠因久攻淮阳军不克，也在宋廷的命令下撤军了。
宋高宗得到岳飞郾城之战的捷报，特别是接到他七月十八日反对班师的上奏后，又略为回心转意。七月二十五日，即岳飞班师后几天，杨沂中的殿前司军奉命自“行在”临安府开赴淮南西路。宋高宗接着又发手诏，改令岳飞“且留京西，伺贼意向，为牵制之势”。此类手诏当落笔之际，其实已成废文。八月中旬，杨沂中军到达宿州，以五千骑兵夜袭临涣县（今安徽临涣）柳子镇，却不见金兵踪影。他得知金方以重兵埋伏于归路，“遂横奔而溃”。金军乘胜占领宿州，因当地百姓欢迎过宋军，遂恣意报复，大肆屠戮。
绍兴十年的宋金大战，从顺昌之战开始，至宿州失陷告终。宋高宗和秦桧的战略指挥，帮助了金军重占河南之地，使宋军屡次大捷的辉煌战果毁于一旦。
岳飞前往“行在”临安府的路途已走了大半，又不断接到宋高宗前后自相矛盾的手诏，还有秦桧以三省、枢密院名义递发的省札。尽管来回更改，最后仍是令他“疾驰入觐”，“赴行在奏事”。他对此类诏札，只能报以苦笑。当岳飞不断听到中原传来的意料中的凶耗，不由悲愤地说：
“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岳飞以本军单独完成北伐的希望至此彻底幻灭。他八月到行朝，不愿再说废话，只是一心一意力请解除军务。岳飞还恳辞新加的少保官衔。他痛切地说，“比者羯胡败盟，再犯河南之地，肆为残忍，人神共愤”。“今则虏骑寇边，未见殄灭，区区之志，未效一二。臣复以身为谋，惟贪爵禄”，“万诛何赎”！
在颍昌大战中，岳雲“功先诸将”，但岳飞按照惯例，不予上报。宋廷查明后，承认“显赏未行，殊非国典”，将岳雲升迁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其升官制词说，“成功行封，犹有遗者”，“大帅之子，能以勇闻。比从偏师，亲与敌角，刈旗斩将，厥功为多”。岳飞仍然上奏力辞，说“父之教子，岂可责以近功”。“赏典过优，义不遑处”。
宋高宗针对岳飞辞职的回诏说：
“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虽卿所志，固尝在于山林；而臣事君，可遽忘于王室？所请宜不允。”
尽管猜忌已甚，只因“未有息戈之期”，宋高宗还不敢顺水推舟地削夺岳飞的兵柄。
岳飞无可奈何地返回鄂州。战事看来尚须进行，结果无非是今日收复一地，明日又放弃一地，养敌残民，无补国事。捐躯者血沃中原，肉肥广野，作出了惨重的牺牲，自己的祖国却南北分裂如故。岳飞每念及此，真是心如刀割。
第三节北方抗金义军的失败
宋朝的正规军撤退了，而北方的爱**民却依然在敌后苦斗。
李宝军在开德府一带被金将徐文所败，被迫向南方转移。抗金义军在广济军夺取金人的纲船队，虏获很多银、绢、钱、粮，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李宝依曹洋的建议，袭击一支前往增戍的金军，杀敌无数，捉住七十余人当活口。这支义军途经金朝前沿要塞淮阳军时，有贾姓知军率数十骑追来，问为何人，李宝说：
“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
他引弓一发，贾知军应声中箭坠马。李宝率部兵到达楚州后，将七十多名俘虏交付韩世忠。韩世忠殷勤款留，李宝截发大哭，表示一定要还归岳家军。韩世忠只好写信征询岳飞的意见。岳飞回复说：
“是皆为国家报虏，何分彼此。”
于是、李宝就在韩世忠军中正式任职。
在京东，袭庆府奉符县（金改为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卒徒”张贵领导的抗金义军，被金将王伯龙所镇压。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
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柘皋镇，举行了大规模的会战。此战的特点是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未亲临战场。张俊在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他一人决定。王德隶属张俊后，任都统制，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完颜兀术（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帅左监军、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颜阿鲁补（汉名宗敏），而柘皋的金军由完颜阿鲁补（宗敏）、韩常等指挥，完颜突合速亦未参战，参战兵力估计应只有几万人。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张俊率先表示拥护，带头交出所统行营中护军，“拨属御前使唤”。实际上，他与秦桧早有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才能虽低，而野心不小。张俊从此更与秦桧沆瀣一气，“同主和议”。
岳飞雄图不展，壮志难酬，继续执掌大兵，对他无异于大耻大辱，故早已提出辞呈。他虽未料想到朝廷此番精心设计和突然措置，对兵柄也毫不留恋。他请求朝廷将自己带来的亲兵，只留少量“当直人从”，其余发遣回鄂州，“庶使缓急贼马侵犯，有所统摄，不致误事”。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韩世忠的京东、淮东宣抚处置司，张俊的淮西宣抚司和岳飞的湖北、京西宣抚司紧接着撤销了，三宣抚司原辖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和行营后护军的军号也予以取消，各统制官所部都冠以“御前”两字，以示直属皇帝，“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施行”。此外，宋廷还提高各军总领的职权，规定总领除管理钱粮外，还要“节制”诸军，负责报发朝廷和各军之间的往返文件，预闻军政，实际上起着监军的作用。
王贵接替岳飞，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担任副都统制，负责指挥原岳家军。宋廷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命秦桧党羽林大声出任湖、广总领，进行监视。宋高宗和秦桧对岳飞的幕僚也十分猜忌，在宣布岳飞为枢密副使的前两天，就发表随同岳飞赴“行在”的参谋官朱芾外任镇江知府，前参议官李若虚外任宣州知州，旨在不让他们与岳飞朝夕相处，出谋划策。岳飞本不愿被人视为武夫和粗人，自罢兵权后，更不著戎装，成日“披襟雍容之状”，这居然也引起秦桧的忌恨。
刘锜也遭受张俊的排挤，而被罢免军职。宋廷发表他出任荆南知府，并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旨在对王贵和张宪起箝制作用。岳飞从抗金大局出发，爱惜刘锜的才勇，奏请留他掌兵，却被宋高宗和秦桧断然拒绝。
宋高宗在给岳飞制诏中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近资发纵指示之奇，远辑摧陷廓清之绩”。“所愿训武厉兵，一洒雠耻”。他又亲自对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在此类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后，真正加速的正是向仇敌求降的步伐。尽管宋代轻视武人的积习甚深，不少士大夫仍然看透了宋廷罢三大将兵柄的真意。明州知州梁汝嘉上奏认为，这表明朝廷“无复进取之计”。曾任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刘洪道听说岳飞罢宣抚使，为之“顿足抵掌”而“流涕”。
岳飞在绍兴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击，但他却万万未曾料到，自罢宣抚使之日始，惨重的大难行将临头。
第十六章冤狱碧血
第一节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讲和。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
“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岳飞说：
“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
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张俊听后，“艴然变色”。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
“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张俊心虚，便问：
“将士何故擐甲?”
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大隐患，也扫除了降金的一大障碍。但张俊却执意扩充自己的实力，他紧接着将自己的枢密行府设于镇江府，以便直接掌管这支原属韩世忠的部队。
第二节罢官赋闲
岳飞不能制止张俊的胡作非为，于七月初回“行在”临安府后，便愤慨地提出辞呈，请求宋高宗罢免自己的枢密副使，“别选异能，同张俊措置战守”。
宋高宗和秦桧为对付三大帅，事实上采用了利用嫌隙，使之互攻，以坐收渔利的方针。在韩世忠的问题大致解决后，紧接着就准备对岳飞下毒手，更何况岳飞出使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拂逆了朝廷的旨意。尽管如此，宋高宗仍然耍弄帝王权术，他在不允诏中说，“朕以二、三大帅各当一隅，不足以展其才，故命登于枢机之府，以极吾委任之意”。“今卿授任甫及旬浃，乃求去位，行府之命，措置之责，乃辞不能。举措如此，朕所未喻。夫有其时，有其位，有其权，而谓不可以有为，人固弗之信也”。词意如此剀切，宋高宗似乎是全心全意希望岳飞施展才能，“御敌”抗金，尽管岳飞不识抬举，而皇恩仍是曲加优容。其实，这不过是一纸侮弄忠肝义胆的臣僚的文字游戏。宋高宗再也没有强令岳飞去行使“措置之责”，前沿的军务全由张俊设在镇江府的枢密行府包揽，岳飞和韩世忠一样，留在行朝，有虚位而无实职。
当得知金朝已再次明确表示了愿媾和的意向，倔强的岳飞仍不肯暗默保身，他明知皇帝的主意毫无挽回余地，却依然上奏，犯颜直谏。他说，“金虏无故约和，必探我国之虚实”。“今日兀术见我班师，有何惧而来约和？岂不伪诈。据臣所见，见为害，不见为利也”。
宋高宗下不允岳飞辞职诏后，对岳飞的弹劾奏章也接踵而至。这是在秦桧的唆使下，由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和御史中丞何铸、殿中侍御史罗汝楫三名台、谏官出面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像岳飞那样兢兢业业献身抗金事业的人，确实并无什么把柄，可资以纠弹。即使在此类肆意诬蔑的奏章中，也不得不承认岳飞“蚤称敢毅，亟蒙奖拔”，“慨然似有功名之志，人亦以此称之”。作为攻讦口实者，主要是以下数事。第一，“不避嫌疑，而妄贪非常之功；不量彼己，而几败国之大事”。言语含混，其实是指岳飞建议立皇储和反对与金媾和。此两事仅一笔带过，尚不作为攻讦的重点。第二，“自登枢管，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每对士大夫但言山林之适”，“不思报称”，“亦忧国爱君者所不忍为也”。第三，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略至龙舒（舒州别名）而不进”，“以玩合肥之寇”。第四，“衔命出使，则妄执偏见，欲弃山阳（楚州别名）而守江”，“以楚为不可守”，“沮丧士气，动摇民心”。后两条则完全是摭拾张俊之唾余，含血喷人。
由于张俊对岳飞援淮西的问题，不断地散布流言飞语，有人曾劝岳飞与张俊进行“廷辨”，岳飞却说：
“吾所无愧者，此心耳，何必辨。”
岳飞胸襟坦荡，认为不辨自明，然而在事实上，援淮西之谤，却渐至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地步。
宋高宗也把握时机，亲自出面配合，他说：
“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
秦桧连忙帮腔说：
“飞对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或未知也。”
按照惯例，台、谏官上章弹劾之日，即是宰执引咎辞官之时。更何况是岳飞，他既明白朝廷的用心，更以素餐尸禄为耻，他上奏沉痛地说，“臣性识疏暗，昧于事机，立功无毫发之微，论罪有丘山之积”。“岂惟旷职之可虞，抑亦妨贤之是惧，冀保全于终始，宜远引于山林”。岳飞通过耿著的冤狱事件，更体察到了秦桧的心狠手辣，他深知自己的退闲，决不意味着秦桧就能善罢甘休。故岳飞摆脱宋代辞职奏的常规，特别强调“保全于终始”的问题。
八月九日，宋高宗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的职务，为岳飞保留了少保的阶官，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两镇节度使，充万寿观使的闲职。在罢官制词中，宋高宗说岳飞的“深衅”，“有骇予闻，良乖众望”，但他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他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表面上看，罢官制与岳飞的辞职奏是互相呼应的。其实，宋高宗根本不想“保功臣之终”，而是在“贰色猜情”一句中，埋伏了杀机。岳雲也保留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的遥郡官阶，改任提举醴泉观，与父亲一同退闲。岳飞的幕僚沈作喆为他作谢表说：
“功状蔑闻，敢遂良田之请；谤书狎至，犹存息壤之盟。”
岳飞对“谤书”表明了理所当然的蔑视，但对宋高宗“保功臣之终”的盟誓，却仍以臣子之礼，而表示感戴之情。秦桧读此谢表，更是怀恨在心。
宋廷对岳飞的幕僚非常忌恨。岳飞任枢密副使后，尚有于鹏、党尚友、孔戊、孙革、张节夫等十一人与他过从甚密。岳飞出使楚州时，他们都被岳飞奏辟，充任枢密行府的属官。岳飞不去镇江府后，他们仍始终不渝地追随岳飞，“各请宫祠，平居无事，聚于门下”。宋廷发表他们为地方官，“趣令之任”，强行遣散，以防他们再与岳飞直接往来，为之出谋划策。高颖本是北宋进士，“陷伪十年，固穷守节”，他迟至绍兴十年九月，方出任岳飞湖北、京西宣抚司参议官。高颖主动请求，愿“裨赞岳飞十年连结河朔之谋”。岳飞被解除兵柄后，高颖曾任司农少卿，旋即以“实无他能”为由而“放罢”。无差遣实职的高颖回到鄂州。宋廷害怕他与王贵、张宪等有交往，在岳飞罢官的前一日，又发表高颖添差福建路安抚大使司参议官，“添差”意味着并无实职，“限三日之任”，并且命令湖、广总领林大声“优与津发”。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皇权已毫无威胁，对宋廷的降金乞和活动也无力干预。但是，宋高宗和秦桧并未至此罢休，罢官仅是完成了陷害岳飞的第二步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