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川省的中心城市，成都在内地城市中很具有代表性，特别是在西南地区，其城市社会经济的展和社会阶层的变迁亦自有其特色。

成都的现代工业虽然从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始起步，但成都因远离技术源、资金源和人才源，又非工业原料生产地，兴办工业难度较沿海城市为大；由于受到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成都的工业展非常缓慢。成都自古号称天府之国，但这里交通闭塞，也不是通商口岸，洋人想不起来这里，就是中国人也少有问津者，现代工厂寥若晨星，即便是在四川本省内，不只比不过川东的重庆，甚至不如新兴的自贡。

民国成立已经几年了，成都的工业仍集中于规模小、技术落后的传统手工业，现代机器工业十分稀少，手工业占绝对优势乃是其时成都城市产业结构的一大特色。全市使用机器的现代工厂只有七八十家，而这七八十家工厂中，有一定规模的只有十几家，看上去作为一个内地城市似乎也算不错了，但这个所谓有一定规模只是相对当地而言，这十几家工厂一共也只有一千多个工人，如果在上海天津这样的沿海城市，怕是随意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也有这么多人吧，更不要说这些工厂的设备极端陈旧落后，很多都是从上海甚至重庆的工厂淘汰下来的的设备，而这些所谓现代工厂，很多也不过是有一两台旧机器，大部分的工作还是工人手工完成的。

在调查过程中，张謇的实业部更加看重的是企业本身，胡汉民更是紧紧盯着税收这一块儿，相对来说对于工人群体关注较少，即便是有所所注意也仅仅是那些现代化的厂矿中地产业工人。对于其他则几乎视而不见，所以单凭他们的报告是很难看到问题的本来面目的。而张文英嘱托刘仰岳的调查不仅关注到工人群体，而这个群体非仅限于现代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产业工人，而是一个包括产业工人、传统手工业者、佣工乃至苦力等在内的广泛地工人群体，事实上也更为符合时人对于所谓“工人”的界定。像成都这样的在内地已经算是展地相当不错的了，然而即便是如此，报告中显示成都规模最大的十七家现代工厂一共雇佣工人占到了成都全部现代工厂的70以上，生产相对集中，分工也相对较为明确。现代化水平也最高，这在张謇的报告中是有提到地，单只看这些，形势是令人深受鼓舞的，胡汉民地报告中还指出这十七家工厂纳的税占到了全成都现代化工厂的近而不管张謇的报告还是胡汉民的报告都没有提到。这些人只占了全成都总人口地不足0第二产业人数的3二产业从业人员的90以上仍是手工业者，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好在的是成都工人就占了全市总人口的果除去失业人口和非劳动人口，工人在成都市的劳动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为可观，这样一来成都虽然远没有现代化。但勉强也算是个工业城市吧。

“数据反映的是事实没有错，但有时也未必是全部的事实，细节决定成败，看问题一定要看全面，否则数据也是会骗人的。”

胡汉民和张謇听了，不禁一阵汗颜。

其时成都各业工人主要来源于农村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前者多从事苦力，如人力车夫、运输工、佣工等，后者则多分布于手工各业。此前成都一带一直由军阀控制，削藩成功后中央势力才得以进驻。由于拉丁派款。天灾所造成了农村经济地破产，而城市则因其拥有地较多的从业机会而吸引了大量破产农民地涌入。作为省会城市的成都自是当其冲。这从统计数字中也不难看出，以一家牙刷厂为例，职工和学徒中籍贯为成都本地的不过只有四分之一强，其余人员则来自省内其它地区，至于像拉人力车这样的重体力活，比例还要更低一些，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都对于省内各地劳动者所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时成都城市工商业展较为缓慢而使得它对劳动人口的消化和容纳能力有限，出现了大量过剩的劳动人口。这样，无论是由农村来的破产农民，还是原来的城市居民，广大的工人群体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低廉的工资待遇而从事各种繁重的工作，以求温饱，并随时面临着失业的危机。工人的工作时间普遍在1小时以上，许多更在12小时以上，其劳动时间之长，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而工人们如此辛勤地工作所换来的工资待遇却是十分低下的，各业平均每月尚不足八元，其中唯一的一座小兵工厂工资最高，也不过是20元而已，最低的纺织业只有四元，考虑到成都市食米的平均价格维持在每石30元左右，由此可见工人工资水平之低微。虽然工人们多由资方供给膳食，或许亦为工资的一部分，可此部分回报实为有限。而同一时期上海工人的工资至少也是其两到三倍以上，天津汴京等北方城市的水平也要高出很大一截，虽然成都地处素有天府之国之誉的四川，物价水平较低，然以一家四口计，以成都工人的工资水平，单凭其一人之力显然是难以养家糊口的，因此，普通工人家庭不得不依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业人口的收入来勉强维持，同时，由于收入的低下，一般普通工人家庭往往不得不让未成年的子女去当童工、报童、小贩，甚而从事苦力劳动。即便已经如此艰辛，工人们也还要随时面临失业的威胁。

看着一个个简单得甚至有些枯燥的数据，张謇和胡汉民似乎明白了一些东西，一些从前被他们忽略了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