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举人并不知道，这个主动上前来与自己攀谈的年轻人就是当今的大总统，也许他真的知道了，也就不会说得这么肆无忌惮了。

“在咱们中国的传统社会，绝大多数的绅士居于乡间。由于他们耕读在农村，关心的事务也是农村，包括各类思想、精英养成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他们是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主体，也是乡村社会生态环境的组织者和调节者。当然，也会有少数人出外做官或是游学，但那些到城市为官的绅士，也会在适当时候告老还乡，这不仅意味着城市信息、资金等资源向乡村社会的流动，更重要的是它整个城乡社会智力资源处于一种周而复始的流动之中。但是这一格局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而改观。那之后，传统文人士绅继替常轨中断，而新学分子的生活场所和活动空间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的青年知识分子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村智力资源大量流失和衰竭，农村文化生态不断失衡与蜕化，乡村社会失去重心，其自治性和自主性亦不复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文英倒是没想到，这个一直住在乡间的举人竟然满口新名词，不过很显然，他对于那些正在乡间掌权的人是非常不满的。“那些新贵们也不是能力群，更不是天生的好命，他们能够控制整个乡村社会自然也是有原因的。”马举人显然是被憋得久了，好容易有个人原因听他说，自然是如同竹筒倒豆子般的说了出来，“按理。当科举所产生的最后一代士绅衰亡没落之际，也应是所谓新派群体成长崛起之时。但是，新派人物与传统士绅不同的是，前者已不再是四民之。在传统社会中，士作为四民之与其他三民保持着有机地联系，尤其在乡间。地方士绅一言一动，乡里倚为重轻。而随着传统科举的废除和四民社会的解体，治统与道统逐渐分离。新学培养出的人物在社会上自由浮动，大部分与农工商三民疏离，自然也难以赢得大众的信仰。这一点在城里或许还好一些。在乡村社会表现尤为明显。农民对新知识分子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新教育的不信任。改革科举之后，自然要开始兴办学堂以取代旧地私塾书院。但是，一种新的教育体制并非在一夜之间靠一两纸诏书即可一蹴而就。实际上，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未必就比得上私塾，在乡村。一些新学堂更是有名无实。农民对新教育地怀疑和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新式学校所授功课距离农村生活过远，未能切合实用，结果学生能画机器轮船，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法郎，而不能计田忙漕。新学堂不念《三字经》，而念什么大狗叫。小狗跳，那算什么学问？而且学校很多时间浪费在文娱体育等方面，送子弟到学校去也认不了几个字。”

张文英怎么也想不到，新式学堂在农村居然如此的不受待见，这固然表现出相当一部分人思想观念的务实和保守，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新式教育在相当长地时间里并未得到老百姓的真正认可和普遍接受，至少在农村。这种认可度是非常低的。这大约也是很多人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让孩子念书的一个原因吧。

“如此一来乡间也就越的难以留住人才，那些真正学有所成的都去了城市。而且都是一去不复返。而此时，政府也在这个问题上推波助澜。”彼此熟络了，马举人说话也就再没了顾忌，“为了树立一个强有力地中央政权，国民政府一直致力于强化其政治合法化能力、军事控制能力、经济汲取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对中央而言，一个消极无为和软弱乏力的基层政权是难以应付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的。特别是在削藩的过程中，大总统大约也认识到了，要对付地方上的军阀势力，就必须强化地方基层政权。政府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和渗透，意味着基层官僚队伍的巨大膨胀和基层政权组织成本地急剧上升，旧式文人绅士已退出乡村政治舞台，新式学堂毕业的知识青年大批涌向城市，然而，中央政府无力派遣一支数量庞大的官僚队伍深入乡村，充实基层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基层统治秩序，抽取乡村人力和财税资源，也就不得不借重和仰仗那些新贵们的势力，以遂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动员、汲取和控制，这才是乡村权势被土豪劣绅和无赖恶霸乘机僭取和窃夺最重要的原因。”

张文英大致也能听出马举人的意思，大约还是要完全撇开现有地乡村边缘势力，通过严密、高效地现代政党组织和严格的意识形态塑造，在农村基层民众中，培植一个信仰坚定并富有能力和献身精神地新的精英阶层，重新建立一个国家政权、乡村精英与民众一体化的良性互动结构，来实现社会上中下三个层次的整合，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张文英自己的嫡系，即便是在中国人数最多的的党员不仅人数很有限，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和上层，农村党员如凤毛麟角，之后规模虽然有所壮大，也向基层社会有所深入，但从总体而言，仍然不敷使用，何况像宋教仁等人还亲自抓了一些试点，结果并不理想。“如果说那些人见识浅薄私心自用那是无可辩驳的，甚至于有时也会做些为害乡里的事，但他们也不是傻瓜，竭泽而渔的事他们是做不出来的，农村的情况如此糟糕，这中间应该还另有原因。”谈到农村的贫困，马举人显然是有一肚子话要说。

张文英原本还颇有些失望，听了这句话，又不由集中了精神，而这也正是他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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