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袖|言|情|小|说那天，军部组织一次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一百多辆大卡车载着头戴藤帽、手执钢钎、棍棒的飞机场工人，往城里开去。一路上，满车的彩旗迎风招展，“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我们几个也夹杂在一辆大卡车中。车至顺城街大礼堂门口，突然从大礼堂房顶射出一梭子弹，打中了站在我前面的一位女工。顿时，她的脑袋趴在了车头上，倒在了血泊中。我心中一怵，赶忙跳下车子，趁着混乱的人群，溜进了朋友梁子刚的家中。在他家呆了一会儿，才徬着“六七野战军”庞大的、有点松散了的游行队伍，到了高中校。

高中校，气愤的人群正在围欧一位什么当官的，在质问他今天发生在大礼堂门口的事，是怎么一会事？有几个解放军手牵着手，拉成圆圈，保护着他，劝阻着冲上前来的气愤人群说：“别打啦，别打啦！他也是无辜的。”

经历了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活动之后，我发现了其实最安全的地方，也不太安全。说不准，哪一天，就像那个女工那样，冷不丁，吃上一颗“花生米”，这一辈子就喊完了。我有必要厚着脸皮，再找一次李云，向他告别，回到我那认为最安全的地方——白菓湾。

我在学校里到处找他，找到一个偏僻的红砖瓦房，在门口发现了他。他正站在屋里，与一群男女红卫兵挤在一起，好像在开追悼会，因为他们正唱着：“读着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今天，我们一同去游行，回来的路上就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同志！”

“……”

歌声，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让人沉痛伤心。我默默地滴下几滴同情的眼泪，不忍心打扰他们，怀着一颗不可名状的沉重心情，离开了红砖房。

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一个观点截然与我的朋友们相反的人。他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对人豪情侠义，不计前嫌，不计较个人得失，就住在石塔街，也就是直通高中校、门外的那条街。他叫吴成恩，也许对我有所帮助，至少能护送我出城，到乡下去，找我父母。

到了吴成恩家，他没在，吴大妈留住了我。过了一会儿，他才回来。他警惕地在门外瞄了一下，看见是我，才走了进来。他腰间别着一对盒子枪，矮矮敦敦的，很壮实。他笑着说：“原来是你老弟！”我，手脚无措，说：“唔，是呀！”他看出了我的窘态，“扑哧”一笑，说：“怕什么？到我这儿，还怕？……你在做什么？你的父母呢”？几句关切的话，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告诉了他我的近况。他“哦”了一声，问：“你知道吗？你的同学方晓英与另外两个女孩子，她们仨，晓得你回来了，住在‘六七野战军’，她们就去找你，才到砖瓦厂，就被“8、26”派的那些杂种打了一顿，打得半死不活的。她们说是来找你的，但没有人认识你，考察了一下，才勉强把她们放了回来。现在方晓英还住在她二姐家，吞三七片哩！”我心里一阵激动，想去看看。他说：“别去，太危险了。城里人，观点、界限分得象青菜煮豆腐，一清二白。冷老头的小女儿与她大哥观点不和，在餐桌上，刀枪相见，她请她的大哥吃了一颗‘花生米’。结果，气疯了冷大妈，气傻了冷大伯，气得两个兄弟冲进牦牛山去，找她算帐。”他顿了顿，继续说“你这样贸然跑去找，万一出了事，我这当哥的可负不起这个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