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们都坐好了，我开始讲述——

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是66年9月5日，中央、国务院发出了按每10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

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

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我校“文革”领导小组，根据这一文件精神，在我们班上选出了七个红卫兵代表：班长常永清、副班长袁世康以及同学何继平、龚平安、吴永寿、张晓红和我。

那时的月城，还是个小镇，没有通火车。我的父母得到了我要去北京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他们亲自把我送往了汽车站。他们认为我能到北京去见，是莫大的光荣，是兄弟姊妹中最有出息的。他们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当然，平头老百姓的期望，无非就是听的话，跟走，将来能找个好工作而己。我们乘坐的是十九队（汽车运输队）的大蓬车。车上，不光载有我们七个人，还有别年级、别班的红卫兵代表。我坐在车厢的最后。一路上，我们经过了石棉、雅安，来到了“泥巴山”脚下。这时，驾驶员探进头来对我们说：“红卫兵小将们，这里是寒冷的‘泥巴山’！我们马上就要翻‘泥巴山’了。请你们穿厚一点，以免作凉！”

到了半山腰，车里有人嚷着要解手。

车子停了下来居。

我们跳下车来时，一股寒气直往脖子里钻。这泥巴山上也是一遍银装素裹的，看不见一间厕所，四周也没什么遮挡。于是，女生们就搂着裤子，跑到车后，像个抱母鸡似地蹲下去，孵起了鸡蛋；男生们则到远一点的地方，抬出小钢炮，对着沟边挂着的冰凌，一阵猛冲。

我们这些从老彝胞地方出来的红卫兵，从来没有经过风雨、见过市面，经过了三天坑坑包包山路的颠簸，晕车呕吐的不少，由校院“文革小组”选派、陪送的老师看见了就关心地问：“你行吗？”但是，在当时，所有的红卫兵都是那个时代的宠儿，是的忠实粉丝，为了捍卫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都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又甘心被“这个不耻人类的“晕车”小儿科所拖累呢？所以，他们就脸色发白、嘴唇发青，咬紧牙帮、泛着白眼、颤抖着身子坚强得说：“不怕！”当然，这还是小事，特别是翻过了“泥巴山”，到了成都之后，赶车成了最伤脑筋的事！列车一到站，就被红卫兵包围了，他们不管列车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只管阻的阻在门上，爬的爬在窗口，弄得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进不去。

好在我们七个人，都敏捷。我们认准了一辆客车，便强占了一个窗口，班长用他那强有力的双手撑着窗口，叫我们快点往上爬。我们爬进去之后，就在临窗的座位上定了居。我身子瘦小、灵便，在学校里翻单杠时，练有一套翻上翻下的本领，班长就把我安在靠近窗口的位置上，图的是能帮助别的红卫兵买买东西、跑跑腿什么的。到了重庆我们才知道赶错了车。

“哈……”丽萍忍不住笑了起来，她忽闪着眼睛问：“后来呢？后来你们怎么办呢？”

要想知道后来我们怎么办，请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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