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真的有点坏。

9点钟，老板安排晓米下班，不早点也不晚点。晓米沮丧的走过我身边，用眼神向我发出询问。

我说，“你先回家吧，我下班能找着回家的。”

我心里比晓米更沮丧。

晓米的工资按小时计算，我的工资按周计算。精明的老板很少发善心，让我俩同时上下班。

我下班的时间已经过了11点。

在车站等公车的时候，尼可和小珍妮有说有笑的从我身旁走过。

“安妮，你还没赶上车啊？”尼可停了脚步，问我。

“噢，是啊。这个时间，公车少了，错过一趟，得等好一会儿呢。”我问尼可，“你们不乘车啊？”

“啊，我们不用乘车，”尼可指着前面五百米距离的公寓楼，告诉我：“我们就住在那栋楼里。”

“噢？这么近啊？”我立时羡慕得要命。

总看尼可她们每天都有无比饱满的精神。原来她们在自己房间的窗户里就看得见餐厅的屋顶。因为老板和珍妮并不吝色，所以尼可她们也包括我们，只要不嫌腻，几乎不用自己买菜做饭。早饭可以到了

餐厅按自己的喜欢做着吃，晚上离开餐厅前，也可以插空填补好肚子。

以这段距离算来，尼可她们下班出来，回家洗整一下倒上床，最多需要20分钟时间。就可以偎进自己暖烘烘的被窝了。

20分钟，运气不好的情况下，我多半还没等来第一趟公车。

我目送走尼可和小珍妮的背影，仰望那透过窗户的一盏盏温暖的灯光，想的是，什么时候，其中的一盏灯光是为等候我而点燃？

回家，我就迫不及待的告诉晓米这个想法。

“晓米，我们也可以在尼可她们的公寓大楼里面，或是到那附近去租套房子。”

我眯着眼睛算这笔帐给晓米听：“你算算，我们现在的住房需要三百六十元，你爸爸来了，起码还得增加壹百吧，这就是四百六十元了，再加上我们两个人的公车费两百元，就是六百六十元了；尼可说她们的公寓，一室一厅的，也就是八百元一月。比我们现在需要交付出去的，也就少两百元。可是，我们能节约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想想，十分钟就可以走到餐厅或者回到家里，是什么概念啊！”

“搬出去住公寓楼当然舒服多了，”晓米说：“但必须有固定收入。”

不知道什么原因，W并没有如约的在周末飞抵多伦多。

晓米告诉我，W把机票钱退回自己的帐户了。

晓米这样告诉我的时候，表明着W很有骨气的意思。我却不这么理解。我的理解是，W的确很有心计。

事情没有我希望的那么简单。

我日复一日的加剧着对W的敌意。但是我无能为力。万般不得已之下，我只能求助天庆了，求助与晓米的没有血缘关系的父亲。

晓米从没称呼过天庆。

晓米说，叫爸爸会对不起她自己的爸爸，叫叔叔又委屈了这个既定事实的父亲。

但是晓米和天庆很融洽。虽然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天庆，有很多让人忍无可忍的缺点，但是他爱晓米，爱得完全彻底毫无保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就连没听到晓米叫一声爸爸，天庆也从没半点怨言。

不过，我在其他的时候和地点，听晓米对别人说起这个父亲时，是很自然的用：“我爸爸……”诸类的称谓的。

我预先征求了晓米的意见。

晓米很爽快的同意父亲从国内赶来。晓米说，“也许，他比你能够理解和宽容我们一些。”

本来我和天庆是一起拿到签证的，但出于经济的考虑，我们商量他继续工作，等我过来看看情况再做决定。

而事情是这样摆在眼前，我再怎么要强，也难独自扛起一片跨塌的天空。

在电话中哭着告诉了天庆，这万没有预料的现实，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望处境。

沉默之后，他说：“我尽快过来。”

我要求他不能告诉任何人，这真实。

绝不会！他说。

我给天庆打电话是十月的第一个周末，他定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机票。为的是便于结算半个月的工资。

等天庆一过来，搬家就是个迟早的事情了。

晓米很赞成搬家。

因为很多因素，晓米想搬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但是，晓米想搬家的意思和我想搬家的意思，我们彼此的本意完全背离。

晓米希望远离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们，和W有自己的空间。

晓米愿意和我们住在一起，前提是，我们要能够接纳W。

我希望远离熟悉的环境和熟悉的人们，更远离象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把我们的亲情炸得粉碎的W。不论走到哪里去都可以，前提是不可以有W。

我们彼此都很清楚对方的意图。但是我们还是都赞成搬家。因为我们彼此，都还抱着份幻想，我幻想晓米有一天总能够摆脱W，放下W。晓米幻想我有一天总能够接受W，宽待W。

不管搬不搬家，我的这份工作都已经非常重要了。

晓米看得很清楚，安一个住进公寓楼的家，起码条件是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因为公寓楼的租房合约是一签一年。虽然也是只预交一个月的租金，但合约一旦签定，是不可以随便毁约的。在西方国家，一个简单的细微举动，都涉及一个人最全面的信誉保证。

正因为需要一份固定的工作，我才特别想搬到尼可她们附近去住。重新回到LUNCKY工作，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只要能守住这份工作，我每个月就可以有1600至1800的稳定收入，晓米的钟点也在增加，算下来一个月也不会少于1000，

并且，等晓米办理了工作签证，找到家公司雇佣她之后，她除开这份兼职工，就还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我想得更乐观点的是，天庆过来以后也争取找份工作，就算找个1000或者800的，整体收入合计起来也相当不错了。不要说住套公寓，养辆车也不是很大问题。

我巴不得马上就行动。

在餐厅上班，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不便，耗去太多时间。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1个小时，加来回路程各一个半小时，就差不多十四个小时了。工作一整天下来，浑身都累得疼痛不堪。回家洗整一番就到了凌晨时分，假如能倒床就迅速入睡，也还可以每天有8个小时的恢复时间。勉强也还能够支撑下去。

要命的问题是我睡不着。长期的失眠，加上内心的忧虑。几乎每天我都是眼睁睁的熬到天亮，刚要有一小会儿的迷糊困劲，又已经是我应该起床准备大家的饭菜的时间了。

我不知道自己已经在逐渐的患上抑郁症。

我只担心，长此以往我没有体力和能量坚持到最后，而最终结束这场战争，重要的是赢得这场残酷的战争。

严格意义上说，战争还没开始。

还在萨市

将在十二月底完成学业，奔多论多而来。

我不想在众目睽睽之下掀起这场战争。这本来就不是我选择的。但是我没有能力制止它的发动。其实，在我来临之前，战火已经毁掉了我们的家园。

我们精神的家园。

假如能够，我想带上我的女儿，亡命天涯。而我不能够，我的女儿用她的身体和生命，堵死了所有的通道。

晓米有一天对我提议，说：“妈妈，我们都活得这样痛苦，我们不如一起去死吧，你肯定想死都要和我一起的吧？”晓米似乎已经有过具体的设想，因为她接下来告诉我：“我们一起从尼加拉瓜瀑布跳下去，干干净净的。”

晓米没有吓唬我的意思。

我没能回答她的邀请。但我相信，她是真心的。

我知道我不能再逼她了。

我就只剩下等待，等待那一切躲不过去的到来。

在等待中，我们一家三口需要维持起码的生存；在等待中，我徒然的寻找着循世的途径。

所以我需要保住我这份工作，它能提供条件，让我去找个避难所。

可是事情不是想怎么就能够怎么的。

晓米说，要搬离现在的住所，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房东。还有一个月的租金预先付给了是不会退回的。

这样，搬家也就是个愿望性质的事情了。

好在，老板为了留住我，默许晓米在她没轮到上班的时间空隙里，时不时的去给我顶三俩个小时的班。

因为老板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要我以后好好干――他希望我一直干下去――的时候，我不忍心再让老板在某一天失望。就主动告诉老板，有合适的人选还是请老板另行考虑。我明白的告诉老板，我的身体可能坚持不了很久，我说我的心脏不太好，我怕给老板给女儿给大家添意外的麻烦。

我很想留住这分工作，但是我没有信心。

老板给我提供了极大限度的宽容。尼可她们却更加的不以为然。

最后是老板娘，也就是珍妮感觉到这件事情有潜在的严重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