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的这种观察、思量和不满,其实早在几千年时,就有圣人表述过了――《道德经》就说:“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实在地说,老子真不愧是中国眼光最毒的人,能这样微言大义地看穿人道中蕴藏着的刻毒道理,这道理不但贯穿于人类社会的经济领域,在政治、文化方面更概莫能外,人们应该很惊奇,一个绵绵延延的由最复杂生物组成的人类社会,看来是思想潮涌纷呈,矛盾交错激烈,事物跌宕难辨,却早在几千前,被这样一个睿智老人信手拈来的短短语句,就简洁清晰地道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所以人们尊称其圣人。
――可以设想,这个圣人其实并未走远,他现在依旧怡然站在祥瑞升起的某个云端,或者不被凡人所感知的地方,似乎毫无表情,却又捋须而笑,目光爱怜地关注着我们今天的这个纷杂而显多变、混乱却也绚丽、看来温和但又刀光剑影的社会!
在王大伟这里,他自然没有这种高深的理论素养,来理解一个由人性自私与贪婪的动物群体,所建立起来的违逆天道的人的社会,当然只有私下认为,下层人永远倒霉。
愤恨之余联系到自己,自思到,公家饭是吃不了了,就现实看,自己干的是无法评上品级的村官,注定终生无法济身于主流社会了(以前叫统治阶级呢),然而,怎样干好村官却也讲究,不是说“领导就是科学、领导就是艺术”吗?真实的世事其实是这样:即使同一阶层的人,仍应分出个三六九等,不同的等次将面临不同的倾轧、争斗与算计,也将就注定了不同人群里不一样的忧喜、欢悲。于是他知道,即使就只在这样一个权限狭窄的范围,也不应自暴自弃,而须理智考虑,惟有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群体里占据制高点,确保自己说了算,按照现在极具欺骗性的流行语的说法,叫做“话语权”,这样,他借了党票的威力,拼竭全力,多方出手,捞上村主任这顶官帽的深刻内因。
现在的情形也恰如其分地应映了自己打拼与算计的正确――村上,谁家的婚丧嫁娶,或是干脆不丁点的亲友往来时置办的宴席,自己不是也坐头位啊?这也是一种低层次的公款吃喝罢,他每每思及,虽觉浅显和聊以了些,总难免一种成就感升腾而起。何况还有一种身份与物质兼之的优势,更不是普通村民能够拥有的了,比如今天,腰揣枪支、头顶盖帽的公家人来公干,找的只会是他这样身份的人,所谓级别对等嘛;吃喝的规格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规格低了,吃罪不说,也让人笑话,说不谙世情。村里没有象样的饭店,象王三家开的低矮破店,卫生很值怀疑,且菜种稀少,鲜有野味,那是万万无法光顾的。
还在昨天,听说工作组的人要来,就已经高瞻远瞩地考虑到这点,吩咐媳妇连夜出动,十里奔袭,到邻村婆家弄了两只野鸡,那玩意,下口真是个滋润,一应酒菜和开支么,自己开支?那才冤了去了,村里规定,但凡这样的接待,都是可以报销的,到时里面渗点水,加高了码,打个条,不就回来了?反正就是自己签个字,就可以在村里报销了。这同官员们私发国库横财,变个手段和方式多掠夺纳税人的钱财,同出一理,殊途同归,只不过,自己这种手法,不单应用机会少,而且数额羞愧,终究贻笑大方了。中肯地说,不当这个村主任,王大伟硬是搞不明白:官僚们怎么就如此易如反掌、得心应手、理所当然、气概冲天花光国家的钱?现在方在宛如官场的村官经历里滚打几载方才知道――家长制的社会,既然一切自己说了算,而道德永远是靠不住的,谁见道德是什么样子的了?当然怎么高兴怎么来,扪心自问,换了谁当官,是想不乱花钱都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