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间昏暗的书屋，眼睛逐渐适应环境之后，罗一啸着实吃了一惊。

我的乖乖，那可是名符其实的书屋。尽管没有像样的书架，柜子上，板凳上到处都堆满了书，而且码得整整齐齐。

看来这位老爷子，不是一般的书痴啊。

自家身上拾掇得一塌糊涂，如同叫花子相似。对这些宝贝书本子，可是一点不含糊。

罗一啸不禁肃然起敬。

且不论这老爷子东山再起后能不能给罗一啸什么好处，冲着人家对书籍的喜爱，就值得尊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崛起，最终还是要依靠知识。

“一啸，告诉爷爷，你想看什么书？”

老爷子语气中明显透出一种亲切。固守清贫，甘受寂寞虽然是炎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老爷子还是很高兴我们来访。何况还是爱书的人，正正搔到老爷子的痒处。

“三爷爷，你的书真多啊……我自己慢慢找吧。”

老爷子饶有兴趣地看了罗一啸一会，点点头。

“那好，你自己慢慢找，我去和你爸爸说话。”

“嗯，好的，谢谢伯伯。”

前生罗一啸是个高度近视眼，因为贪看小人书和武侠小说，十几岁就戴上了两个厚厚的瓶子底。如今才七岁，眼神自然好得不得了。尽管老爷子书房里十分昏暗，倒也难不住他。亏了老爷子，偌大年纪，又是近视眼，这么昏暗的环境下，怎么找书？堂堂一位教授，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发配到麻塘湾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穷得点个煤油灯也要掐着指头算煤油钱，当真造孽。

老爷子的书分门别类码放，党史哲学归为一类，数量最多，大都是建国之后发行的版本，《选集》四卷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也有少数外文原版。罗一啸的英文水准太次，辨认不出。但是中文英文还是分得清楚的。

便是在前生，罗一啸也从未见过私人有如此丰富的藏书。真不知道罗三先生在炼狱般的政治运动――破四旧中是如何将这些书保存下来的。大约要搭帮他发配回原籍吧。麻塘湾大队的干部，识字的不多，对书本不重视。要是留在省城，估计这些珍贵之极的书籍怕是在劫难逃。对于周先生这般爱书成痴的人来说，毁了他的书可能真比杀掉他还难受。这就是所谓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了。

“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特殊时期《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特殊时期的重要目标。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二日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字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但如何破“四旧”，中央没有说明。

罗一啸满怀欢喜在书堆里细细搜寻，心中对罗三先生的敬重又增加了几分。

前生虽然只读了个破烂大专，对读书却是情有独钟，到了罗三先生的书库（书房不足以形容其规模），真有乍入宝山的感觉。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这时罗一啸发现墙角上已个书架，书架上放的竟然不是书，而是几个木头盒子。他走过去随手打开其中一只盒子，盒子里放了一本书，不过这本书实在是太破旧了，封面上的字几乎不可辨认，庄睿依稀只能看到“香祖笔言”四个字，应该是毛笔手书的，上面也没有落款。很有点电视上演的“虫吃鼠咬，破书一本儿”的意思。

罗一啸长吁了一口气，小心的将手中破旧的几乎要散架的的书放到面前的茶几上，准确的来说，这应该是古人所著的一部手稿，经过粗略的翻看，罗一啸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前人的笔记，年代应该是清朝初期，因为在手稿里面，多次出现了康熙和顺治皇帝的年号，而封面上香祖笔言中的那个言字，如果庄睿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笔记的记字，由于破损，只剩下了一半的字体了。

这部手稿的保存不是很好，在手稿的前半部，有明显的由于虫蛀、汗迹、油渍、灰尘等物所引起的霉变，很多字体都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下半部的品相倒是不错，只是语言是用文言文的形式书写的，隐晦难懂，并且很多繁体字庄睿也不认识，只能是连猜带蒙的看下去，大致意思倒也搞清楚了，其内容包罗广泛，多为作者论衡其说，抒发个人情怀。

手稿的最后几页，却全部都是一些诗作，多为一些七言绝句，不过庄睿看的有些郁闷，因为在庄睿上学的时候就有点偏科，理科强而文科弱，对于诗词也就是会背背锄禾日当午，或者是窗前明月光之类的，也看不出手稿上这些诗词的优劣好坏来，虽然在后面几页诗作下方，均印有一枚红色篆体印章，虽然罗一啸并不认识那几个篆字，更是无法从其中找出作者的来历。

这时罗一啸忽然想起手稿上的诗作是清初王士祯所作，王士祯原名士?，字子真、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王渔洋，身为汉人，死后康熙帝追谥为文简，可谓是皇恩浩荡，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是清初时最为杰出的大诗人。

王士祯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祖父王象晋，为明朝河南省布政使，王士祯五岁入家塾读书，六七岁时读《诗经》，在顺治七年的时候就去应童子试，并且连得县、府、道第一，那可是相当于现在的小学中学高考状元，顺治十五年戊戌科考中进士，文名渐渐传播开来。

23岁时王士祯游历济南，邀请在济南的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水面亭上，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传开，名震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时被文坛称之为“秋柳诗社”，从此闻名天下，后人将大明湖东北岸一小巷名“秋柳园”，就是指王士祯当年咏《秋柳》的所在。

把手稿从箱子里取了出来，和书上一对比，让庄睿高兴的是，这几首王士祯的成名诗作，在手稿中都有，另外还有一些秦淮杂诗和小令，并且在有诗作的手稿中，都有印有铃印，虽然对字画所知不多，但是庄睿也知道，有款识的作品，其价格要比没有款识的高出许多，只是让庄睿汗颜的是，到现在他也没认出这些印章上的名字写的到底是什么，究竟是何人所留，是否为王士祯的私章。

王士祯的成就还不仅于此，在康熙四年的时候，王士祯升任户部郎中，到京城为官。当时的京城才人墨客云集，为王士祯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他在诗歌创作中提出“神韵”说，开一代诗风，有大量名篇传世，他写景的诗文尤其为人称道，所作小令中的“绿杨城郭是扬州”一句，被当时许多名画家作为画题入画，康熙皇帝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文”。

康熙十七年王士祯受到皇帝的召见，“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仕南书房”，成为清代汉臣由部曹充词臣的第一人。

罗一啸上辈子经常看一些历史传记，他知道，南书房可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的地方，清代士人视之为清要之地，能入则以为荣，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谕旨诏令，康熙皇帝还下诏要王士祯进呈诗稿，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殊荣，王士祯当时在朝中的风头一时无两。

王士祯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诗为一代宗匠，与朱彝尊并称，其书法高秀似晋人，备受后人推崇，王士祯早年诗作清丽澄淡，中年以后转为苍劲，擅长各体，尤工七绝。

而且这个人还非常的爱才，在康熙朝时王士祯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后，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的盟主，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往往首先拜见王士祯，如能得其一言片字褒奖，就会声名鹊起。

罗一啸在书中还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当年的蒲松龄是个落拓不第的文人，空有满腹学问，但是却不被人赏识，著名的《聊斋志异》写出来以后，没有办法被世人认识，无奈之下，蒲松龄就找到了王士祯。

王士祯看过初稿以后，对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大加赞赏，写了许多评注将初稿还给了蒲松龄，还赠诗蒲松龄：“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由此可见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提携厚爱。

为了让《聊斋志异》出版，王士祯在该稿上大书“王阮亭鉴定”，使得各家书坊争相求索书稿，以刊刻《聊斋志异》为荣，当时的名流称赞此事：“国家文治轶千秋，?雅扬风，巨公踵出，而一代正宗必以新城王公称首。”

王士祯生平的作品基本都出版保留了下来，从康熙年到民国，都有出版，而庄睿手上这本，居然是用毛笔手写的《香祖笔记》，并且有极大的可能性是当初王士祯亲笔手稿，如果是王士祯手迹，那可就真是一字千金了。

要知道，王士祯的诗作虽然后人所知甚多，但是其书法手迹却是传世量极少，国内曾经有家拍卖行拍出过王士祯的《处世手镜暨稿件册》，仅为几页书稿，最后成交价就高达157人民币万之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