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从旧的一年跨入新的一年，就像从一个空间走进另一个空间。这个崭新的空间又大又空，充满不曾使用过的时间。人们在这一瞬的期望是万象更新。

那时的孩子们会忽然看到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摆在枕边，原是大人在年夜里悄悄放在这里的，香喷喷地散发着一种深切的祝福――终岁平安。

“如今的过年越来越不像过年了”。

似乎是在走过这二三十年之后，炎黄国人对年味的感觉有了迥异的差别。有人说，年味怎么越来越淡了？过年“没劲”、“没意思”，怎么找不到一点“小时候”的味道？有人说，年味没淡啊，年味其实就是亲情、团圆、欢乐、喜庆、祥和的气氛与感觉。而每临春节，文化人也免不了要来一番“年味(究竟)在哪里”的探寻与忧思。

平心而论，世界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年味原本总是在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千年之前、百年之前、三十年之前、今天，年味一定大不相同。但历千百年而赓续至今，“炎黄国年”生生不息，又一定有其不变的基因在主导着它的遗传与变异。世界上有炎黄子孙的地方，就有炎黄国人的春节。无论时代怎么变迁，“炎黄国年”终不会式微，这一点我们深信不疑。

然而，从历史的长河望去，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里，“炎黄国年”在炎黄子孙的心里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本身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折射出在时代变革和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与坚守，更反映出当代炎黄子孙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叩响的是在融入世界、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具有怎样的文化自觉。

二十一世纪每到过年前后，总可以听到这样的感叹。大都市的男女就不用说了，很多人平时连对门邻居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哪里谈得上串门拜年！曾有朋友搬新房后兴冲冲扬言要在长沙过年，结果从除夕到春节，没有任何人来造访，也想不起一个合适的拜访对象，小区里更是冷冷清清，他顿时觉得兴味索然，大年初一下午带着全家老小灰溜溜地跑回农村老家去了。然而，乡下的过年就趣味盎然、古风浩荡了么？答案只恐怕仍然是失望。

“过年”之所以被炎黄子孙视为第一节日，恐怕更多在于那种虔诚的相互拜望，称为“拜年”、“喊年”。在我的童年印象中，即便再不拘礼节的人到了那一天，也必定要穿戴整齐，挨家挨户去道贺请安，相互鞠躬作揖，口里连称“恭喜恭喜”、“恭贺新禧”。即便再远的亲朋，也必定要在元宵节之前赶来团聚。孩童追逐嬉戏，燃放鞭炮；大人把盏推杯，闲话桑麻；红烛高照，对联映辉；户户但听妇孺笑，家家扶得醉人归。连空气中都洋溢着喜庆与祥和。这些就是记忆中让人留恋的“年味儿”了。

二十一世纪，交通更方便了，即便远隔千里，都可以在一天之内赶回；通讯更便利了，即便人在太空，也可以相互通话。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更遥远了。“拜年”的方式要么简化为手机上一条群发的短信，要么物化为具体金额的红包。要想听到一声纯粹的、不包含任何利益诉求、只表示人类友爱与祝福的“恭贺新禧”，已经越来越难得，越来越稀罕。一些人即便群发短信的时候，也要对着电话本斟酌再三，看这个人是不是值得自己浪费这一毛钱，将来有没有可能找他办事。至于“压岁钱”、“挂挂钱”的接收与送出，更要经过一番利益亲疏的公式演算，浓缩着生存智慧和现实谋略。也正因此，过年难免变成各行各业的公关总会演。

在这样的“公关”中，“我家的闺女没花戴”倒也罢了，还要硬着头皮给“人家的闺女”送花戴。“压岁钱”、“挂挂钱”这些原本代表长者爱意，曾经温暖过多少孩童的记忆，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也变成了某种手段和工具。怪不得某贪官的儿子扬言：“李小毛当班长有什么神气，张三妹考第一又怎么样？他们的老爸哪个没给我送红包啊，还生怕我不接他们的！”孩子小小的心灵里，已经懂得红包背后的人世沧桑，又哪里会有“年味”的温馨？

即便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亲朋好友，没说上三两句话，恐怕也是急急上了牌桌。与平时比起来，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麻将扑克的玩伴而已。罗一啸就曾经见过从天南海北赶回来“陪父母过年”的五兄妹，围着两张麻将桌打得天昏地暗，只可怜他们头发斑白的父母脚不点灰地张罗一日三餐，还要给他们准备消夜和照料小孩。

过年，其质朴的意义也许仅存于打工仔打工妹回家见到父母的时刻，因为唯有过年才能给他们一次离开机器和工地靠近母爱和温情的机会，让他们从遥远的电话那头回到父母的膝下。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不得不忍受数百上千公里的辗转、车站的拥挤与嘈杂、超载的危险与惊恐，还有高得离谱的黑价票和附加费。因此，每次看到专家和官员出来建议民工“春运分流”的时候，我总是不能平静。因为在我看来，那些给交通增加压力的“固执”民工，事实上正是在承载我们这个民族最为质朴的温情表达，维系着我们这个节日最后的“年味”。

显然是因为传统“年味”的渐淡乃至变味。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节日里的改善吃喝于当下已并不重要甚至并不必要，况且因为交通的方便快捷，饮食上的地域特色日渐式微。而如果仅仅是与亲人团聚，当然不必一定要在春节。因此，现在的春节，对当下的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以至早已有人提出要“保卫春节”。

实际上，风俗总是随着岁月的变迁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即使于年长的一辈，要完全恪守传统，比如从年前的掸尘扫房子到吃过年夜饭后的熬年守岁，穿着唐装、提着灯笼原汁原味地“老法”过年，已无可能。毕竟现在已是多元社会，各种文化交融，尤其是追求时尚的年轻人，必然更多地选择其他的方式辞旧迎新，即使为“春节”申遗，也不可能保留和延续一个不变的风俗。

也因此，当然应该在春节大力举办传统的民俗活动，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实际上，春节也正是传承、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极好契机，既可丰富节日文化生活，营造节日氛围，也有利于激发、调动民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但是，“年味”要延续其生命力，归根到底，必须注入新的文化内涵。

毕竟，春节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靠年轻人去传承和延续，而现在年轻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断上升，宣泄情绪、释放压力、张扬个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当许多传统的“年味”难以与时俱进渐趋淘汰的时候，让春节重新具有强大诱惑力，除了亲情、团圆这一春节永恒的主题，过年方式也应该推陈出新，增添充满生气和活力的形式和内容。

因此，春节本身也要进行改革。附着于亲情、团圆的文化内涵，应该体现出地域和时代的色彩。否则，如果都是睡睡懒觉、打打麻将、看看电视，春节和双休日并没有两样。

但愿年味长久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