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起大旗杆，便有吃粮人。光州交通院刚挂牌筹备，来自四面八方的条子蜂拥而至，无非是帮忙安排、多多关照之类。我按写条子之人的官位大小进行排序，择高录用他们推荐的“人才”，再把这些条子主人的名字一一录入记事本，以备日后所需。在此之前，我已飞鸽传书给还未回到光州的白知州和蓝州判，并按他们回信中提及的要求留出一百个职位名额。

白知州在信里直夸我会办事，当即拨了一大笔银子，用于交通院的建设。当然，基建项目是由白知州指定的商号进行承包。此时我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各项内部外部的制度，最要紧的是收费站的收费标准和违章处罚办法，我为此召集刚成立的智囊团，绞尽脑汁想出了上千条处罚条例，那些条条框框想必没有谁能一个也不触犯。当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处罚是手段，教育是目的”。

不知是谁走漏风声，一些刁民上书州衙门要求对此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不就是让你们听过之后做个证明的会吗？这还不是小菜一碟？首先我当着会场所有与会者的面声泪俱下，控诉路面损毁对百姓造成的不便，马车横行给群众带来的事故，义正词严地拍着胸脯说，刚成立的“交通院”有决心有能力代表广大民众行使好自己的职责。先前在社会名流里收买的几个士人，早已被我封为“交通系统控制高级专家”，在听证会上侃侃而谈收费及处罚的必要性、紧迫性、合理性。安插在听证会上的十几个“自己人”立场鲜明，纷纷起立鼓掌表示赞同。

最后，我一锤定音，这样的收费标准，这样的处罚条令，是我们上百位的专家经过半年的走访群众、调查取证、出国考察、精心核算的，与国际同步接轨，它的科学性不容置疑。最后，交通院设立的条款一条也未变更，此次听证会以我的完胜落幕。

部门工作告一段落，我立即向刚回来的白知州和蓝州判汇报了近期的工作，经过请示，白大人同意由州衙门出面，向官办钱庄贷出三千万两白银，开始着手筹建高速马路。

高速马路一开工，便遇到了麻烦。事情出在蓝州判的爱婿胡高身上。他开了个商号，专业生产马路两边所用的护栏，见高速马路开工在即，便请岳父出面说话让我采购他的产品。蓝州判二话不说，立即把我叫去问话。我婉转地告诉他按大元帝国的律例，胡高的商号不具备这种资质，应该找个大商号挂靠一下才好签合约，蓝州判一脸不快，拿着腔调阴阳怪气地说：“你现在翅膀硬了，了不起了啊！你搞什么名堂？”当时就吓得我汗如雨下，忙说不敢不敢，属下惟蓝大人马首是瞻。

当下交通院的一大群官用马车，拥簇着蓝州判的马车，直奔胡高的商号考察。那个用毛竹搭建的竹棚一切都很简陋，然而蓝州判却视若不见，连连称赞：商号设备好，人员素质高，产品质量不错，高速马路完全可以放心使用这里生产的护栏，还象征性地问我：“王院长没什么意见吧？既然没有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我们办事不能沉迷于文山会海，要讲究工作效率！”我除了挤出笑脸，把头点得跟鸡啄米似的，还能怎样？

从光州至钱州的高速马路全程（一期）365里，南北两段分头施工。说句题外话，钱州知州真是孺子可教，一看我们光州搞了个交通院，知道好处多多，立马派官员赶来取经，然后依葫芦画瓢也成立了钱州交通处。高速马路由两州衙门一同出资兴建，分别负责一半路程。

按合约的规定和工匠师傅的要求，我们南段的180里护栏，必须先由施工方出资试做二十里，待本院验收合格方可继续施工。但蓝州判的一句话就把这些规矩一口否定，他大发雷霆道：“不就是个几千万两银子的项目吗？还搞什么试验段？我堂堂一个从六品的州判拍板定下来还不成吗？”

于是，合约完全依照蓝大人的意思修改，护栏总预算为白银三百万两。这还罢了，胡高为了从中获取更多收益，声称为了保证施工质量，要使用木桩式铁制锁扣。本来在工匠师傅的设计中并无此项物品，只因胡高的商号里已经生产了不少该产品，如若不用岂非会对他造成损失？故此必须无条件配合使用。

可用归用，你总得定出个合情合理的价码吧？可恨胡高那小子竟然把每个铁制锁扣（不含木桩）定为每只白银50两，我的天啊，这铁打的物件价格都快赶上纯银打造的了！我随意到集市上走了一遭，就那东西50两可以买一麻袋。

还是那句老话，人可以无耻，但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我自从步入官场这个大染缸，已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无耻，在高速马路的招标上，着实捞了不少好处。但要说无耻之人最害怕什么？自然是遇到比他更无耻的人，在蓝州判的软硬兼施下，我思前想后，只能被迫答应按胡高的报价结算。

谁知胡高得寸进尺，又把木桩的价格从每支5两银子提升至10两，这样一来，单这木桩式铁制锁扣，单价已高达60两纹银。

含金量如此之高的物件，当然是用得越多越好。本来，按合约及工匠的图纸设计，整个护栏项目要用1800个铁制锁扣，还定好了使用地点。可是胡高根本不吃这一套。千方百计多安装锁扣，原来每隔一里安装5个的，改为一里安装8个，及至后来全线泛滥，共用了18000个个铁制锁扣，比合约超出1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