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之不足，让之有余。人生凡事莫过如此。想想，该满足了，比起汉之，我们毕竟多活了二十多年的岁月，多做了二十多年的工作。”程道义又加了一句。
程道义提到的汉之，叫张汉之，曾与程道义和秋光同为北京三十代学生运动的“三杰”，一九五七年，担任大学光委书记的张汉之被打成右 派。七年后，在忧郁、悲愤和劳累之中死去。
作为多年从事组织工作的秋光心里很清楚，每一个老同志的心里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都有一段痛苦经历酿成的情感。程道义当然也不例外，只是程道义是个轻易不流露这种往事和情感的人。
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啊！也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要熬到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啊秋光万分感慨的想着。
“要退，就退个像样，我不想粘粘糊糊的，欲走还留。我甘当员外郎，亲情山水，弄孙怡心。”程道义显然在回答刚才秋光的那一番话。
秋光立刻明白程道义的意思，忙说：
“我区区一个副部长，岂能有决定你程道义的去留之权？我不过是个专门跑腿送信，传递话语的贩夫走卒。况且，你的事是已经圣旨钦定，小 平同志说的，程道义不去人大，不去政协，和我一条战线。所以，就安排了你中顾委委员。”
程道义听完，微微点了点头，示意默认。
“还有，”秋光挺了挺瘦骨嶙峋、肌肉松驰的身体。
朴凡越看越觉得秋光部长真瘦啊！身上好像就是在骨头上贴了一层皮，中间没有肉的。使劲刮，大概也刮不出三两油。
灯光照亮秋光那半侧苍老的脸庞和稀疏白发。他说：
“我代表中组部听取你关于市委新班子的建议和想法，并负责把你的建议和想法当面向小 平同志和耀 邦同志汇报。中央最关心的是：下一届书记和市长能否从本土挑选，还是继续由中央派遣？他们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是一个重大的、极为严肃的话题。
程道义没有马上回答，端起杯子慢慢呷了口茶。他略作沉思。他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极其负责，极其慎重，极其认真――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中央非常重视他的意见和建议，在过去的一年内，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方法暗示过他，征询过他。他也在心里不止一次的认真思索过这个问题。只是，今天秋光是正式代表中央来听取他的想法。同时，这也意味着他将最后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力，面对自己的责任――对党负责，对小 平同志负责，对上海的三十万干部负责，对一千二百万上海人民负责，当然，也是对自己的党性和良心负责。
“我建议，市委书记和市长还是由中央派遣。”
程道义声音缓慢而有力，是一种极为深思熟虑的口吻。这句话，是他心理无数次反复思考而凝结成的。
“小朴”秋光转身对朴凡说：“全部记录下，不要漏掉一个字。”
朴凡用眼神向秋光示意：知道了！
程道义目光严峻，口气沉稳的往下说：
“首先，由中央向上海派遣一二把手，是**和周恩来确定的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在党内实行了已经几十年了，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上海是个特殊的地方，是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还是文化。秋光同志，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中央对上海的重视，以及上海对全国的贡献，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中央的支持，上海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贡献。中央一直为上海开小灶。这也是解放以来，为什么上海划为八类地区，而首都北京也只有六类地区？所以，上海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要高于全国的水平。从陈毅元帅到我，先后十多位书记和市长，无一例外都是中央派来的，只是在文化革 命 中被改变过。当然，那个时期是个例外。上海的书记和市长是应该讲普通话的书记和市长，而不应该是讲上海话的书记和市长。这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是由复杂的深渊历史形成的，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活着的时候，很难轻易去改变它。”
程道义略略停顿了一下，用深沉的目光凝视了一下正在认真倾听的秋光，然后极其意味深长的叹说：
“上海啊，富庶一方，偏于东南而面向大海，人杰地灵，却排外自高，自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首都。的确啊，中央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来自于上海，上海有资格为此而自豪。但绝没有必要为此而骄狂。我这些年的感受是：派到上海的第一把手，不应该是税收督察大员，不应该是判断是非的法官，更不应该是身揣圣旨，手握上方宝剑指指点点的钦差大臣，而应该是一道桥梁――一道坚固的、平坦的、宽广的桥梁，它不仅仅只通往北京，而是还要通向全国四面八方的桥梁，通向世界的桥梁。从前，我们是有沉痛教训的，你是知道，我这几年总是举步艰难，行动缓慢，外困惑于改革新政策，内受制于六比五的旧掣肘――踢脚时无法伸拳，伸拳时就不能踢脚，羁绊于上下，夹困于左右难啊！”
秋光很清楚程道义所说的六比五的内容。
那是前几年，上海市委还没有提拔新的年轻干部，均是文 革后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的建设方针和政策，干部队伍的建设，改革开放的步骤等等诸多的问题，有着不尽相同的意见和方法，而且，个个资历颇深，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谁也不买谁的帐。因此，常委会决策时，总是六票赞成，五票反对结果。虽然少数服从多数的通过，但总不能做到心情舒畅，心力一致。以至于各持己见，画地为牢，政令不通，使许多重要的决策，包括贯彻中央的政令，在无心无意之中掺杂进个人情感因素，以至于变的缓慢而又迟滞，甚至变形走样。
“在这个问题上，我深刻反省过，”程道义继续着他的话。
“我们书记常委中，每一个人都是党性很强的老同志，没有私心，没有个人的目的，为什么这些年总是意见相左，看法相右，几年时间里难以统一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所用的人，所依靠的干部队伍，所获取意见的渠道，是来自于各自的不同的方向，得出的结论偏差之大，就可以想像。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我们党对上海干部政策的报复和惩罚。我这话说的有点严重，但却是问题的事实。”
正在记录的朴凡抬起头，望了望程道义那张比他见过的任何时候都严肃的脸庞。他有点惊异：这几年，程书记从来没有在自己面前流露出过对这个问题的一丝一毫的思考和看法。
“正因为如此，我作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也找一些老同志谈过话。当然，不是专门谈话听意见，是在逢年过节时，闲聊和病床探望问候中谈的。自从解放至今，上海主要部门的党政军干部，基本上是由三种身份背景的人组成。第一种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局的干部，这是战争的痕迹，历史的遗产。那时，我们对部队提出的口号是：解放城市和建设城市。你记得吗，解放上海的战役还未打响，三野和华东局已经准备好大批接管上海的南下工作团干部。正如两广两湖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一样，主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基本上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留下的干部。大西北的城市主要是第一野战军的留下的干部。西南地区的城市基本上都由二野的干部接管的。三野解放上海后，由于军管和城市工作需要，又将大批三野的干部和华东局的干部充实到上海基层，上至市委，市政府机关，下到基层工厂的支部，数万人的干部队伍啊！这是一张多么巨大的网啊！虽然是一张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网，但同时也是一张除了三野和华东局的人，外人都拉扯而不动的网，撕裂不破的网，甚至不可触摸的网。因此，中央在考虑上海领导时，这成了逼迫的重要的不得不顾虑的因素。从五十年代陈毅同志，曾山同志，陈云同志，六十年代丕显同志，荻秋同志，七十年代的振华同志，彭冲同志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我和几位其他书记到上海工作，始终都被这个这个因素笼罩着。当然，我是个两栖动物，八年抗战在山东新四军，四年解放战争在四野。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我都不可避免的成了这张网中收口的绳索。只有是这张网里的人，你才有可能做到政令畅通，心齐力聚。”
程道义的说话声突然变的有些凄凉：
“第二种人，是上海原地下党组织的干部。这曾经是我最大的疑惑，也是我最无法理解的事情。你知道，上海的地下党，对党有着多么大的贡献啊，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海地下党不止一次的挽救了我们的党，他们为党立下的真是功比天高啊！可以说，没有上海地下党前赴后继的牺牲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就没有我们今天革命的胜利。上海的地下党，各行各业，神通广大，人才辈出。这些干部，坚强忠诚，久经考验，知识丰富，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最重要的是他们又有文化，懂政治，懂经济，懂外语，懂城市管理，应该是最适合最堪当上海领导大任的，而且，这批干部在上海的工商界、文化界、以及港台和海外侨有着极高的威望。我了解到一个数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号，上海解放那天，上海地下党就有两千零六十一人，整整两个团的干部啊！正是由于上海地下党庞大的队伍的杰出工作，我们党才得以保存大批优秀领导干部，才使我们的党避免了许多重大的挫折和损失。建立新中国，上海的地下党干部，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地下党里，人数，水平和功劳都是首屈一指，无人可比的。如果把上海交到他们的手里，一个现代化的上海是指日可待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么一批优秀的干部，解放后却始终没有得到重用，反而遭受到解放后党内最早最残酷最莫名其妙的蒙 冤和打 击。五十年代初，以潘汉年，扬帆为代表的地下党就被清洗，以后一蹶不振，不再被信任和使用，上海重要的岗位上剩下的几乎是廖廖无几。我那时候怀疑，是不是飞鸟尽，良弓藏？文化大 革 命后，我才知道，上海地下党悲惨的命运，全来之于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太清楚**在上海滩的混迹的底细。虽然他们已经是二十多年里一直守口如瓶，只字不吐，但仍然被**及帮凶视之为不除，心里不快，不灭，心存疥蒂，不拔，如芒刺在背的对象。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为掩盖一个人的历史上的那么一点点污渍――仅仅是一些生活的污渍，却要用一批人的政治生命的鲜血去掩盖和涂刷。多么悲惨的后果，那是一批多么出色的人多么鲜红的血啊！问题是，当年**是否清楚这一点？中央是否有人提出异议？没有人能回答，也没有人会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市委市府复出工作的地下党干部仅存数人了，不到十个人哪，而且也都是年己古稀。短短三十年不到，两个团的人只剩下一个班了。第三种，就很简单了，就是那些在这几年里，从各种渠道各个方面陆续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干部，他们被上海人称为‘外来户’，他们人数不多，在上海的人脉基础也很薄弱，开展工作很困难，唯一的是他们在北京中南海的关系很强硬，资历级别都很深很高，自成一体，抱团取暖，成为一股可以与任何力量抗衡的党内派别。在这三种力量中，三野和华东局线条的力量最强大，尤其是中层干部，中层板结。在上海实施任何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都不能不考虑忽略他们的意见和他们的利益。这虽然是不正常的，但却是铁板敲钉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主持工作的书记都无法都不敢都不能，去有意和无意忽略的”
秋光极为严肃而认真的听着，不住的点头表示赞同。
“秋光部长，我说这些话的意思言下之意，你一定已经很清楚了。该打破这个格局了，画地为牢，封山为王的时代必须结束。**对部队有一句话对上海也还是适用的，那就是：承认山头，不搞山头。尽管时间的自然法则可以改变这种格局，但是，我们不能单纯的等待，我们有责任在这改革开放最严峻最重要的时候，人为的有力的推动加快这种格局的改变，让上海的三分天下变为五湖四海。否则，上海的改革开放的大局，将会因为历史留下的这些繁杂的问题而受到影响和干扰。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现在，我要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派什么样的人来上海？开门见山，推窗亮话。我建议中央不要再沿袭从党政干部中挑选上海的一二把手，而是从部长们中间挑选。把条条干部变成块块干部，条条，就是他们都是全国性的部门领导，能够站的很高，看的很远；块块，就是让他们做一下封疆大吏，独挡一面。更重要的是，这些部长们，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工作，他们比党政干部更懂经济，更深刻理解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并能够转化为实际行动。至于政治水平，就是政策水平，不是政治资历和政治年龄。加强党的领导，不是将事事物物都政治化。对了，让上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首都，又有何不可为？只要不搞成上海人民共和国就行。要有这样气魄。对上海啊，我已经有太深的体会，这本是一块肥沃的经济土壤，我们犯了十几年的错误，总是把上海作为政治基地使用，反 右斗争，文化大 革 命都是从上海刮起的歪风，下起的淫雨。可悲于此！今天，这块土地已经变得贫瘠起来了，缺肥少水。上海这个城市，只剩下表面光鲜。如果你不生活在上海，很难想像上海人民过的是多么艰难的生活啊！三十万人的失业，一百八十万只使用了三十多年的便桶，四百万只冒了三十多年烟的煤球炉子，人均不足三平方米的住房，不是三代同堂啊，而是三代同屋啊……只要有一间住房，不管是老头还是瘸子麻脸，都可以娶到一个天仙般的女孩子……一想到这些，我就赫然泪流，如芒在背，如刺在哽，夜不能寝。到上海的后来者，不是荣耀者，更不是享福者，必是重担苦责，任重道远的开拓者啊……”
说到这里，程道义的话音嘎然而止。